老  屋

作者：马永坡

七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车程，火车刚驶入石家庄火车站，外甥发来信息“四舅，我已经到了，在西广场等您。”

出了车站，外甥已经买好早餐等我们了。上了车，我们直奔村子。路上7岁的女儿问我：“爸爸，我可以给奶奶烧纸吗？”“当然可以烧啊。”女儿又说：“到时候我给奶奶磕头，不知道会不会在奶奶坟前大哭一场，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我还没出生她就不在了！”“是啊，你奶奶走的时候，你哥哥才11岁，奶奶走了后的第5年你才出生”。我接着女儿的话说。

一小时四十分钟后，车子到了村子南头。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带着侄儿们都在路边等着呢。自打母亲离世，只要我回乡赶上祭扫，家里人总会特意等我，一同去坟前祭奠娘。

下车后，大哥考虑老家的风俗，叮嘱外甥、外甥女先带着女儿回家里等候，说孩子年纪太小，不便跟着上坟。女儿一路上攒好的心意没能在坟前抒发，我心里也生出几分遗憾，打算饭后陪着孩子，跟她好好讲讲奶奶从前的故事，弥补这份落空的心愿。

上坟回来，我们一大家子人在二哥屋里吃饭。满满的一院子人，热热闹闹的。大人孩子几十口人。九十岁的姑姥姥（母亲的姑姑）也来了。老人家身体很好，满头的银发，精神头儿十足，我陪老人家说话拉家常，谈起了我家儿时的不容易。

老人家又给我谈起了母亲，谈起了旧村的老屋和与老屋有关的童年往事。

姑姥姥说：“看你们现在这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和和气气的多好，哎，就是你娘走的早了点，好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了，生活条件好了，她却离开你们了，是一天福都没有享到吆！”

这是近些年每次见到姑姥姥她老人家对我说的话。

我接着老人家的话说：“是呀，我娘一辈子拉扯大我们8个孩子，具体是怎么走过来的，您最清楚，那种艰难只有您看得到，能体会，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只知道娘很辛苦，至于怎么苦，受了哪些苦，却不怎么清楚！”

“是的，你们小的时候，人多屋子窄小，那时生活条件很差，你娘拉扯你们，白天做饭、纺线、织布、打猪食、喂猪……，招呼你们几个小的吃穿，就没有能闲一会儿的时候。每次都是等你们睡着了，才开始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你们穿的衣服，盖的被褥都是你娘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缝的，穿的鞋子都是一锥一线纳的。你娘爱干净，小小的屋子，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什么时候去你家，都是利利索索的，着实不容易！”

我接过姑姥姥的话：“那会我们家孩子多，多亏了姑姥姥您和邻居家的照应。那会儿，都知道我们吃不饱，到谁家了不给口吃的呢。全友大伯活着的时候，每次我回来在街里碰到就说，哪想到你们家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在生产队的时候，觉得能把你们几个养活就不容易了！”

“是，想来你全友大伯也走了几年了，在旧村他们住你家后面，他家后面是你领儿叔和六爷家，你家屋前头是你军才叔，再前头是秀水家，你家老屋的东头是你三叔家，再东是条胡同，胡同东头是起卫、保卫哥俩儿家，西头是你家的打麦场，再往西是一条山沟，沟里还有你家的田哩。那会儿，那么小片地方，住了那么多的人，早上晚上总是热热闹闹的，尤其是那条小胡同里，什么时候都是孩子们的喧闹声！”       

姑姥姥的话，再一次把我带回了儿时的老屋，儿时的小胡同及苦乐相伴的童年时光。

我家老屋坐落在风山庄村溢洪道东侧的小山坳，一九八二年，我们全家搬迁至村北、西大洋水库大坝下的红土沟子的新房子里。我家搬走之后，周边邻居也先后陆续搬到了红土沟子。自此，我们把原先居住的山坳称作旧村，红土沟称作新村。

在老屋的那个年代，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脑、游戏机、手机和网络抖音啥的。小伙伴们的娱乐都是“绿色纯天然”的，以我家旁50米左右长，2米左右宽的小胡同为中心，向周边散开。每到中午、黄昏、傍晚和夜里，小伙伴们串东家跑西家，钻草垛躲鸡窝，滚石碾登磨盘，爬房顶攀树叉……，要多疯有多疯，即使干了一天的活，一旦疯起来也不会觉得累。玩的项目可多可多。比如，老鹰抓小鸡、捉迷藏、跳方城、打四角、抓石子、推铁圈、拍火柴盒、摔跤、撞拐、自制打火柴头和铁沙的“手枪”。

跳出胡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套红柿、摘酸枣、采山葱花、挖草药、掏斑鸠蛋、捉蝎子；下水游泳、摸鱼、抓虾、打水草……。

也许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在老屋的童年觉得无忧无虑、快乐天真。其实，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苦。长大了离开家乡了，看了外面的世界，对比了别人的生活，才知道那个时候伴随的还有很多的苦。

在老屋岁月里，家中常年缺衣少食，农活繁重，能花钱置办的物件对我们孩子而言近乎奢望。兄弟姐妹从来没有零花钱，唯有每逢春节，父母会分给每人一块钱，这是全年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

老屋的生活，家家户户吃的基本是素食，主食通常就是些玉米、小米、红薯、土豆，白面、稻米很少吃。蔬菜冬天只有大白菜、萝卜和咸菜，其他季节还不错，能吃到自家种的四季豆、南瓜、扁豆、青菜类的时令蔬菜。

要是家里来个亲戚朋友，一般只能炒盘鸡蛋。但是，客人通常是不会全部吃完的。不是吃不完，而是要有意留着。因为客人知道，屋外还有一群孩子眼巴巴的盼着能吃上一口“剩下”的鸡蛋呢。也许是年代太久了，在我的印象中，在老屋里唯一一次对肉的记忆是生产队里的一匹老马死了，每家每户分了一点，至于自己吃没吃，是什么滋味，一点都不记得了。

在老屋的年代，衣服通常都是小的接大的穿，一般只有过年能做一身新衣服。我家兄弟姐妹多，不是每个孩子每年都能做新衣服的，往往是今年的新衣服要留到下年春节穿，平时是不能穿的，只有春节可以穿4天、正月十五穿2天，再就是平常走亲戚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日子才能拿出来穿。排行在我上面的是大我三岁的姐姐，我接不上哥哥的衣服穿，有时候只能捡姐姐的衣裤穿。

要说苦，记忆最深刻的应是我5岁那年。那年冬天，有一次我尿湿了裤子，由于天冷腿里冰得难受，就站在那里哭。娘发现我尿了裤子，本身就很生气，见我又哭，就更生气，她叫我不要哭，我非但不听，反而哭的更凶了。母亲气不过，就用手指在我的额头上一点，没想到一个后仰，我平着倒了下去，后脑勺正好砸在一块小石子上，破了个小口子。母亲见状，就把棉花絮烧成灰给我伤口止血（那时，在我们农村要是谁的手伤了流血了，通常采用这样的办法），而后就没去管它，谁成想，几个月后，伤口化脓了，我的后脑勺长了一个大脓包，到村医那一瞧，说要动手术。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原始、最恐怖的手术了。“手术室”设在我家老屋里。手术的时侯，村医让父亲拿来一条长板凳，那就是“手术台”了，而后，医生让父母亲死死地把我摁在“手术台”上，没有麻药，没有白大褂，也没有护士作助手。医生拿起刀子、铅子在我的后脑勺开始了他的手术。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哭喊、拼命地叫骂，但都无济于事，医生照旧继续着他的手术，在我的后脑勺一下一下地割着、挖着------！感觉几下钻心的疼后，我昏了过去。

手术后，我的伤口每天都要换药，村医住在小山的那头，娘每天就背着我往返于小山的这头和那头之间。为了哄我高兴，每次出门前，娘都会给我带上一根爹提前从地里砍回的玉米秆让我路上吃。那段时间，吃玉米秆成了我的“特殊待遇”，哥哥、姐姐，包括两个弟弟都无权享用。

这次手术的记忆是清晰的、刻骨铭心的，连同老屋一样，在搬离后的几十年里深深地藏在记忆深处，时常出现在不经意的时光中和归乡的梦境里。

搬家初期，我和弟弟们还总往老屋跑，一来找还没搬走的伙伴玩儿，二来地窖储存的红薯、土豆需要定时取用。每次来，我和弟弟总爱抱一抱地窖口那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

1991年我参军入伍前，专门到老屋和老屋的地窖、老梧桐树、打麦场进行告别。以后，每年探亲回家，我都会回到老屋，在老屋周围、胡同里、自家的猪圈旁、地窖口和老梧桐树下走走看看。作训服的几个口袋里装满糖，到没有搬离的老邻居家坐坐，临走撒上一把，以感谢儿时这些大娘大婶对我们兄弟姐妹的诸多照料。

再往后的几年，老屋周边的邻居都陆陆续续搬走了，每家的老屋都没有人居住了。时间久了，再回来，随着岁月的逝去，经年风雨的冲刷，各家的老屋由开始的墙体斑驳开裂，木梁朽蚀褪色，院墙倾颓，到最后破败坍塌，变成一片废墟。此后便鲜有人去了，整片老屋坍塌的砖土瓦砾都被自然生长的灌木掩盖了，有几次回来，我想进老屋旧址上去看看，但是由于荆棘丛生的灌木太过茂盛而无法近前，我就在领儿叔家老屋旧址的大石头片子上站一会儿或者坐一会儿，望着老屋的旧地怀念过往。

这次回到故乡，我又站在了那块大石头片子上回望，虽然岁月风雨滋养的荆棘尘封了曾经的老屋、小胡同、地窖、猪圈、打麦场、老梧桐树，但是我仿佛又看见了、听到了胡同里的那群穷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模样和各家娘喊儿回家吃饭的声音在山间回荡。

回程路上，我给女儿讲了当年老屋与奶奶的故事。女儿说：“爸爸，等我大点了再回来，您一定带我去老屋那里去看看，我还要去奶奶坟上给奶奶磕头烧纸，告诉奶奶我很乖很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