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传承，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续篇

编者按：英雄铁道兵丛书《时代回响卷》首批优秀作品今日与读者见面。这些从众多来稿中精心遴选的篇章，以细腻笔触还原父辈铁血岁月，以真实经历书写铁二代的成长与担当。句句有来处，字字见精神。我们以此组范文，向所有投稿者展示创作方向与品质高度。期待更多的传承者、记录者加入，让铁道兵精神在文字中永远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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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舞台

刘  军

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父母分别从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铁道兵工作。他们一生戎马倥偬直到离退休。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铁道兵军营出生长大的。铁道兵志在四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作为铁二代，我们从小随父母服役的铁四师卫生营（后改为师医院）转战大江南北。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天天听着军号作息；《铁道兵志在四方》是我们最熟悉的歌曲；冬季透风、夏季炎热的军帐篷或简易工棚是我们的日常居所；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口音的军医、护士和伤病官兵是我们平日接触最多的人……上初中前，我们基本上是跟随部队在大山里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两年就要坐上军用卡车搬一次家，还要带着我养的几只兔子。冥冥之中为我后来到全国各地采访，并走向世界舞台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母所在的部队在京郊设立了后方基地，我们这些家属总算结束了“准军事化”的生活。尽管生活变得比较稳定，但父母必须随部队继续南征北战，我们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在外婆的照料下开始独立生活。记得我报考重点高中和大学都是独立完成的。父母几十年无怨无悔扎根铁道兵基层部队，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父母救死扶伤，默默无闻地为国防事业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工作。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行动中。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是“英、勇、军”，蕴含着铁道兵是一支“英勇军队”的含义。姐姐从知青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成为大学副教授；哥哥将青春年华奉献给驻扎在大西北巴丹吉林沙漠的空军部队，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我在大学毕业后开始新闻工作，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赓续铁道兵精神，像父辈一样，在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不忘初心，努力工作，勇挑重担。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入社伊始，老社长穆青就谆谆教诲我们说，一名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的记者才能称得上是好记者。我放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习的机会，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贵州分社，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我深入农村、工厂和苗族、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村寨地区调研、采访，走遍“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基层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新闻采访经验。我从一个连五个W都不懂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很快锻炼成为能够独自采访、写稿的记者。我在半年时间采写了几十篇各类题材和体裁的文章。我深入黔西南地区册亨、望谟县采写的经济新闻，为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新闻获得1985年新华社社级一等好稿。我三次深入安顺地区采写的贵州蜡染发展趋势稿被《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刊登，《贵州日报》在头版刊出。《可爱的丝娃娃——贵阳街头话小吃》是我在贵阳街头“吃”出的新闻，被众多媒体争相转载。

1986年夏，听说中央机关讲师团组建首支西藏支队，我立即报名参加。在拉萨六中和拉萨城关师训班工作了一年，身兼数职，为藏族学生和师训班的教师上语文、历史、地理和外语课。看到藏族学生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主动加班加点，因劳累过度加上高原反应，得了高原性肺水肿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又立即投入工作，被国家教委、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西藏自治区分别评为先进支教个人。

经历了新华社八年的新闻采访和外文编辑工作后，我调到了《光明日报》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驻外工作：两次出任报社常驻日内瓦联合国记者站首席记者，两次出任常驻欧盟布鲁塞尔记者站首席记者，驻外时间合计长达20多年。如果套用外交词汇，我的报道领域属于“多边新闻报道”范畴。此外，我还在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从事过新闻报道，还参加了国家领导人高访随访新闻报道工作。

驻外记者需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精通驻在国语言过硬的全媒专业技能、极强的抗压与适应能力、深厚的跨文化理解力等核心素质。多年的刻苦努力和扎实的新闻工作，让我在国内外新闻报道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的新闻作品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多次获得报社好稿奖和新闻研究论文奖。我的专题论文《媒体是国家公共外交的软实力》获第二届全国对外传播专题研讨会奖，得到中央高层批示，并由中宣部新闻局召集中央外宣办一局、《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新社等央媒，专题研究如何发挥媒体在国家公共外交战略中的作用。驻外多年，我在许多领域有了心得，在新华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千面之国——告诉你一个真瑞士》《瑞士》等专著，翻译了欧洲亚洲问题专家埃蒂安教授撰写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世纪竞赛：中国和印度》。此外，我还参与了多部著作的撰写工作。2006年，联合国为庆祝成立60周年，出版大型画册《联合国》。在数百名世界各地记者中推荐了两名代表：一名是耄耋之年的英国记者马丁，另一名就是我。画册用每人两页的篇幅介绍了我们驻联合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我很自豪，为中国媒体争了光。

驻外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开始的几年。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父母总是从遥远的祖国给我写来一封封鼓励和支持的信。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父母寄来的每封信都是用薄薄的信纸，而且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可谓纸短情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他们用亲身经历鼓励我战胜困难。通过与家长的鱼雁往来我慢慢地了解到，父亲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如何在河南水灾和唐山大地震现场争分夺秒地实施抢险救援；母亲响应毛主席的“6·26”指示，带领几位女兵到农村送医送药。晚上煤气中毒，幸亏发现及时才没有遇难。他们是那么轻描淡写地讲述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后悔过、退缩过，一如既往地为官兵服务。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我作为铁二代，位卑未敢忘忧国，时刻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奋进，受益终身。

驻外工作让我近距离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西方社会。驻日内瓦期间，我采访过世卫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国际劳工大会、世界教育大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裁军谈判会议，及世贸组织会议等大型国际会议。采访过加利、安南和潘基文等三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负责人，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总干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和秘书长、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世贸组织总干事、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两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与罗格，以及法语国家政府间组织总干事迪乌夫等。在驻布鲁塞尔欧盟记者站工作期间，采访每年的欧盟首脑峰会、欧洲议会全会、欧委会部长级会议和一些国家政府首脑、部长，遍访驻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旅游等各行各界人士。我还结合编辑部的提纲，采访过欧洲国家的农庄、鲜花种植基地和农博会等，介绍国外“三农”发展趋势；采访欧洲著名的职业教育学校、大学和研究机构，了解教育体制对解决就业和保证产品质量发挥的作用；深入养老院，为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内养老业提供第一手资料。我每年发稿十余万字和几十张图片新闻。

驻外媒体属于民间机构，驻外记者租住当地老百姓房子，与当地人住在一起，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我利用自己语言能力强（懂法文和英文，粗通俄文和德文）的优势，在对内“讲好外国故事”的同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办事处（联办）所在地，除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外，还有200多个非政府组织。记者常收到各类信息，如何从中遴选出客观、真实、可信的信息，并通过进一步采访和核对写出好文章，是对记者政治敏感度和写作能力的考验。否则，人云亦云，西云亦云，会不自觉地成为别人的“传声筒”。在得到一些重要新闻线索时，我一定要到会议现场或事件发生地了解事态发展。例如，2005年发生禽流感疫情时，一些国家将矛头对准中国，对我国际形象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我想尽办法，采访了世卫组织和国际兽疫局专家、学者，通过他们的谈话纠正了某些西方人针对中国的错误观点，达到了以正视听的目的。

20多年来，我经常接受驻在国广播、电视、报纸采访，应邀出席辩论会、中国专题讨论会、工商午餐会不计其数。记得有一年春节，瑞士某报纸就中国节庆文化专访我，并刊登了大幅照片，被众多媒体转载。读者也许没有记住我的名字，但他们读到了一位中国人给他们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日内瓦“亚洲之友协会”“日内瓦银行家协会”等专门组织午餐会，请我做主讲，宣介中国。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西方媒体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希望采访我。我想，若对方提出尖锐的问题如何回答？对方挑衅又该如何应对？与其让他们妄加评论或对中国盲目猜测，不如实事求是地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对邓小平的深厚感情和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我以改革开放受益者的身份接受了采访，介绍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一名普通中国人对邓小平的敬重和热爱。我告诉他们，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广泛受益，中国绝不会“倒退”。节目播出后效果非常好。我深切体会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所在。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名西方记者在联合国吹风会上大肆污蔑中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不允许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当即遭到联合国新闻发言人的回击。我利用提问机会，言简意赅地解释了我国政府紧急救援行动进展情况和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给她上了一堂“地理和道义课”。我的发言以事实为依据，且与联合国机构得到的信息完全吻合，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长期以来，欧盟以各种理由不肯给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应邀在欧洲议会与欧盟相关议员进行电视辩论，发出了中国声音，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充当起义务“中国形象宣传员”。一位日内瓦大学生撰写中国新闻体制的论文。教授将她介绍给我。我不仅给她找了许多材料，接受她两次专题采访，纠正了她从西方媒体上看到的有关中国的错误信息和观点。她后来在“奥林匹克之都”洛桑成立了“明德中国文化研究和教学中心”，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基地。瑞士是接收西藏难民最多的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德语地区（德瑞）。达赖集团对我的攻击和宣传在瑞士民众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一名德瑞中学生要在班级介绍中国西藏，希望我为他“答疑解难”。我找了许多介绍中国和西藏的德文书籍、材料,还以自己在西藏工作过的亲身经历介绍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后来，该学生以“新颖独特”的观点做了演讲，其中大部分观点引述我提供的材料，起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

驻外工作有阶段性，一般是在国外工作一个任期后回国“充电”一段时间再外派。在国内“充电”期间，我积极做好编辑工作，以善于处理“困难稿件”出名。我常找出因故长时间没有使用的稿件，与前方记者沟通后认真、仔细编辑。有些“废稿”经过我的编辑不仅刊发出来，甚至被评为月度、季度好稿。报社开辟了《国际文化》专刊后，我利用外语优势，每周为“世说外语”栏目撰写一篇短文，成为专刊的拳头产品。2010年，我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报道，开辟了《外国馆长访谈》栏目，十余天就撰写了4块整版的文章和10余篇配图《外国馆长访谈》。并获得了国家级的“上海世博会优秀个人”称号。

2011年5月，是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我深入地震重灾区，以每天一篇至两篇的速度采写出一批具有高度现场感的灾后重建重点文章，并拍摄了大量图片。在《光明日报》头版和专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让全社会看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领导作用。回到北京，报社又给了我新的任务：下基层采写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系列报道。报社有关领导说，“之所以经常选派国际部的刘军参与报社的大型报道工作，重要的是看中了国际部干部过硬的政治素质、熟练的新闻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国内期间，我受邀出访过泰王国和韩国，不仅拓宽了视野，还弥补了我长期驻欧，对亚洲国家缺乏了解的短板，对多边国际新闻报道大有裨益。

我驻外的最后10年，是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度过的。这10年也是国际风雨变化多端的年代。中欧关系由“蜜月期”后的全面战略伙伴，演变为欧盟定义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身份叠加，进入‌结构性摩擦常态化，但危机管控机制同步强化‌的阶段。受地缘政治及美国影响，欧方将经济依赖“泛安全化”，推行保护主义立法，中方坚持互利共赢，反对脱钩断链，强调相互依赖非风险。欧盟与美沆瀣一气，强化对华意识形态危机，对我国各领域严格防范。为让国内读者了解欧洲人对欧洲和中国的真实看法，我做了一项计划：采访欧盟27个成员国的各界人士，请他们谈欧洲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谈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集腋成裘，形成《欧洲人如是说》一书。但由于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欧洲出现了两三年的“断档”，在离职前只完成一半左右的采访，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个花甲过去了。我已从那个在军用卡车上抱着兔子，跟着铁道兵部队钻山沟的小男孩，在“国际舞台上”转了一圈，回到祖国退休了。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归来依旧是少年。铁二代是我永远抹不掉的印记。

作者之父刘雯清（铁四师医院副院长）

作者刘军，资深媒体人，铁四师医院副院长刘雯清之子。1963年出生于铁道兵军营，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新闻工作38年，其中20余年常驻外。2023年从驻外新闻岗位回国退休。

责编：槛外人 202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