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区域性与文学的关系及其现实抉择

                               李千树

                                 引言

       今天上午，于济南工人文化宫听取了顾广梅老师的一堂课，其主要讲析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区化表达等文学创作等课题。受其启发，写是文，亦就同一问题作以探讨。

       全球化浪潮奔涌数十年，关于文学命运的讨论从未停歇。有人认为全球化将抹平一切地域差异，让文学走向趋同；也有人忧心民族文学的边界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消融。然而，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放眼新一轮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汇图景，或许需要一种更为清醒、更为务实的判断：全球化对文学有影响，但并没有通常认为得那么大；文学的根，始终扎在它生长的土地里。

       一、全球化对文学有影响但并没有通常认为得那么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代文学中的地域性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去疆域化”让文学中的地域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激发起一种“地方性的社会抗拒”，许多创作者重新挖掘地方元素，以抵抗全球化的同质化冲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全球化的力量远未达到能够彻底重塑文学面貌的程度。

       必须承认，“全球化”首先是经济、技术和信息密切结合之下的客观产物。它改变的是文学的传播方式、阅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非文学的精神内核。一部诞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小说，即便被翻译成三十种语言、传播到一百个国家，它骨子里的那种黄土地的粗粝与厚重并不会因为全球传播而消失。传播渠道的全球化与精神内核的地域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

       事实上，全球化非但没有消灭文学的差异性，反而让差异性变得更加珍贵。世界的多极化运动必然促成世界文学秩序的多极化，西方将不再是为世界文学提供形式、理念和元叙事的唯一源头。在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大背景下，各国文学正在找到适合自己民族崛起的表述方式。中国文学的出海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百年中国文学的出海历程，始终贯穿着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作家和译者正在自觉超越对“东方奇观”的刻意呈现和对西方话语的有意迎合，将创作焦点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因此，全球化对文学的影响是真实的，但也是有限度的。它改变的是文学的“容器”而非“内容”，是文学的“通道”而非“源泉”。

       二、文学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及全球化的关系

       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和全球化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共生关系。将三者割裂，无异于分别取消了三者的生存条件。

       文学的区域性是其民族性的具体呈现。中国幅员辽阔，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从岭南热土到雪域高原，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记忆和生活形态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学表达。“江南”的温婉、“陕北”的苍凉、“巴蜀”的奇崛，齐鲁的豪放，这些区域性特征汇聚起来，便是中华文学的民族性整体。当下的地方性写作并非简单的乡土怀旧或风情展示，而是当代作家在全球化与城市化高速进程中主动回溯文化本源、勘探身份认同、以文学叙事重构精神故乡的重要努力。

       民族性则是区域性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在碳硅文明共同发展的时代，在地域文化基因突破地理桎梏的变革中，文学的民族性正在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翻译器”。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符号，而是在与异质文明的碰撞中持续生成的文化基因。正如侨乡叙事所彰显的那样，区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正在实现深度互动。

       全球化在这一关系中的角色，不是消解者，而是激活者。它迫使区域性文学走出自我封闭的舒适区，在更广阔的参照系中重新认识自己的独特价值；它也让民族性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示平台和对话机会。当下的地方文学议题，正是在信息全域场景下的局域文学经验的思考，它试图在地方性、民族性、全球性之间进行融通对话，实现文学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和谐共存。

       中国式现代化为这一关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宏大进程中，文学艺术既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标识，又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动力。优秀文艺作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区域性表达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中最具辨识度的美学资源。

       三、从事文学艺术创作者的挑战和抉择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性的双重变奏，当代作家艺术家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挑战与抉择。概括而言，大致有两种路径。

       （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行我素

       这是一种立足于自我、坚持本真创作的态度。作家首要任务是忠于个人经验。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不迎合、不趋同，坚守自己的创作初心和地域根基，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文化定力。

       这种“我行我素”并非消极逃避。相反，它可能恰恰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最具辨识度的姿态。当所有人都涌向同一个方向时，站在原地的人反而成了风景。作家李洱指出，创作中“甚至要保持必要的冒犯性”。这种冒犯性，正是对全球化同质化趋势的有力抵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扎根于本土经验的作品，越有可能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独特的艺术魅力。张炜的胶东、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漠河，无不以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赢得了世界性的阅读。

       然而，纯粹的“我行我素”也面临风险。如果完全隔绝于时代语境和全球视野，文学可能陷入自我重复的困境，失去与更广大世界对话的能力。区域性是文学的根，但根若不生长，终将枯萎。

       （二）勇敢接受挑战、以变应变、与时俱进

       这是一种主动拥抱变化、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自我的姿态。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需要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参与并融入世界文学交流。

       “以变应变”的核心在于，既要有效呈现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何以发展到今天的经验和故事，又要突破题材限制，用更多元的方式去书写、承载和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网络文学的出海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突破单一的内容传播模式，走向共创与开拓世界文化新形态的崭新阶段。截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文学实体书已传播约5000部，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以变应变”并非放弃自我，而是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主动寻找与世界对话的新的语言和方式。

       但这同样存在陷阱。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为迎合而改变，最终可能失去文学的根基，成为漂浮无依的文化浮萍。

       两种抉择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局限。真正的智慧或许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找到一条超越二者的第三条道路。

       四、我的个人主张：水无常势、文无定法，我手写我心，我以我血荐轩辕

       水无常势，文无定法——这八个字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文学从来不是某种固定模式的机械复制，而是生命体验的自由流淌。在全球化与区域性的张力中，作家艺术家最需要的不是站队，而是真诚。

       “我手写我心”强调的是创作的本真性。身处AI时代，这一主张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诚实的表达、诚实的感动、诚实的愤怒，用自己的声音而非机器的声音，与世界建立真实的关联。无论全球化浪潮如何汹涌，无论区域性表达如何被重新定义，文学最核心的价值始终在于：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说出了只有他能说的话。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要过多去想走向世界的问题，首先要忠实于个人经验。唯有如此，写出的作品才可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以我血荐轩辕”强调的是创作的责任与担当。鲁迅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深层的文化自觉——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回应民族的时代命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家艺术家的“我手写我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而是将自己的心跳融入民族的心跳、将自己的呼吸融入时代的呼吸。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主张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不能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为民族化而民族化。要根据地域特点，符合区域实际，防止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地方性写作必须超越封闭自限的固有模式，在主题、形式与话语层面完成深刻的现代转型。区域性是起点而非终点，民族性是归属而非牢笼，全球化是视野而非标准。

       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舞台。文化自信绝非封闭自赏，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在守正创新中夯实文化自信的实践根基。当作家艺术家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当他们的作品忠实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悲与欢、挣扎与奋进，那么无论它以何种区域性面貌呈现，它都已经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一部分，也必将在全球化的文化版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水无常势，所以能汇成江河；文无定法，所以能抵达人心。区域性是文学的根，民族性是文学的魂，全球化是文学的路——根深才能叶茂，魂立才能行远，路通才能致远。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一个朴素的起点：我手写我心，我以我血荐轩辕。

              2026年8月9日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