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精华热点

2026-08-09 16:45:33 104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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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端超文化说开去】

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

周术槐教授一行人，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教育家的热忱，他们在全国率先提出“端棻后学”这一概念，并系统建构了“端超文化”的理论体系。

本文旨在探讨周术槐教授首倡“端棻后学”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端棻后学”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康梁中心论”，重构了西南地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更为贵州的地缘文化自信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该概念在跨学科研究与新时代立德树人方面展现出深远的实践价值，真正实现了让历史文化“活”起来的目标，同时对赋能当代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术槐；“端棻后学”；李端棻；现实意义；文化自信；教育改革

引言：叩开历史厚重之门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风云激荡。提及戊戌变法与近代教育革新，世人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然而，在这场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维新运动中，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关键人物不应被遗忘，他就是被学界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李端棻。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李端棻在历史叙事中长期居于边缘地位，贵州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亦被视为“沉默地带”。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首任院长、三级教授周术槐先生，毅然担起了撬开这段沉睡历史的文化重任。作为一名著述颇丰的学者，周术槐教授早年曾深耕于辛亥革命史和近代灾荒救济领域，著有《雷铁崖与近代革命思潮研究》《民国时期的贵州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研究》等专著。自担任李端棻研究院院长以来，他将目光聚焦于这位清末维新志士，不仅牵头举办了多届全国性的“端棻文化”论坛，还编辑出版了《李端棻：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暨吴雁南教育活动研究文集》等多部研究文集，更在学术界振聋发聩地首次提出了“端棻后学”这一核心概念。

【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

“端棻后学”的提出，绝非简单的历史考证与名词发明，它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重新审视西南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思维闸门。周术槐教授以其为基石，构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实、学术与社会的宏伟桥梁。本文将围绕这一概念，从史学重构、地缘认同、跨学科融合以及教育赋能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周术槐教授这一学术创见所具有的深远现实意义。

二、 “端棻后学”的破茧与立说：周术槐的学术建构

任何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概念，都必然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精髓的深刻洞察与系统性整理之上。周术槐教授首倡“端棻后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对贵州地方史与近代教育史的沉浸式研究。

（一）正本清源：概念的首倡与内涵界定

“后学”一词，在传统语境中常指后世的学者或读书人，但在学术史脉络中，它更代表着一种思想传承的谱系。周术槐教授敏锐地捕捉到李端棻与其周围人群之间的精神纽带，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端棻后学”概念。这一概念的突破性在于，它将研究视角从李端棻个体，延伸到了受其思想影响的长时段、宽领域群体。

周教授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端棻后学”这一概念，还为其搭建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他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厘清了从梁启超、严修等直接受影响者，到李大钊、王若飞等间接受感召者的精神脉络。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极大地丰富了李端棻研究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动态生命力的学术场域。

（二）建章立制：系统建构“端棻文化”理论体系

为了让“端棻后学”不至于沦为空洞的口号，周术槐教授对“端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与定义，确立了其精神内核为“爱国、进取、改革、创新”。他创造性地从三个维度确立了“端棻文化”的研究框架：

1.物质文化：包括李端棻遗稿、相关历史遗存等可触可感的实物。

2. 制度文化：聚焦其推行依法执政、规划近代学制等制度层面的贡献。

3.精神文化：涵盖其改革、创新、民本等意识。

此外，周教授还将“端棻文化”的特性总结为四个维度，包括其核心要义、鲜明特性以及与阳明文化的交融等，让这一学术概念有了清晰的轮廓和抓手。

（三）深耕细作：搭建高水平学术阵地

理论的落地需要学术交流的平台。自2017年起，周术槐教授先后牵头组织了八届“端棻文化”论坛。每届论坛都有明确主题和高质量论文，引发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六部重磅研究文集，亲自把关，大到选题立意，小到标点符号，确保了史料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正是这种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治学态度，让“端棻后学”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冷门词汇，逐渐演变为引发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图2）

三、穿透历史迷雾：重构西南在中国近代化中的角色

“端棻后学”的现实意义，首先体现在它对传统历史叙事的修正与补充，从根本上提升了西南地区在中国近代化历史版图中的地位。

（一）打破“康梁中心论”的西部视角重估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中原中心”或“沿海中心”色彩，戊戌变法更是被简化为“康梁”的独角戏。“端棻后学”的提出，则强势引入了“西部视角”。

李端棻不仅是梁启超的亲属（堂姐夫），更是其政治引路人和伯乐。周术槐教授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师承脉络：先进思想如何通过李端棻这一节点，从中心流向边缘，又如何从边缘反哺中心。李端棻在京城上疏《请推广学校折》，倡导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不仅是国家层面教育制度变革，其思想源头恰恰蕴含着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开放性。首倡“端棻后学”，实质上是在为国家近代化叙事补全了关键的一块“贵州拼图”，证明了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洪流中，西部知识分子绝非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引领者。

（二）拉长历史景深：从晚清到当代的百年传承

“端棻后学”不仅关注历史现场，更采用“长时段”的历史观，将视线拉长至民国甚至当代。李端棻晚年归乡，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邀，担任贵州经世学堂主讲，打破传统“四书五经”的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向学生大力传播新学。

【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图3）

周术槐教授通过梳理这条百年文脉，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精神的生生不息。无论是早期受李端棻影响的梁启超等人开启民智，还是后来王若飞等人在革命道路上的探索，都可以看作是“端棻后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化。这种长时段的历史叙事，打破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割裂，让百年前的先贤与当下的我们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它告诉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所以能在某些领域（如大数据）走在前列，正是因为这片土地早在百余年前就埋下了“变革与创新”的基因。

四、从书斋到山地的场域重塑：地缘认同的觉醒

学术概念一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周术槐教授首倡的“端棻后学”，对重塑着贵州的地缘文化认同有积极作用。

（一）打造“西南近代教育策源地”的文化名片

“端棻后学”不仅是一个精神谱系，更具有明确的地理锚点。长期以来，贵州在外省人的印象中往往是偏远、封闭的代名词。然而，“端棻后学”概念的普及，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刻板印象。

周术槐教授通过代表贵阳学院参与《贵州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工作（该项目荣获2024年中国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银奖），将“端棻文化”落实到了具体的地理空间与历史遗存中。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复原，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运作。它向外界宣告：贵州不仅是山地公园省，更是西南儒学的重镇和近代教育改革的策源地。“端棻后学”成为了贵阳乃至贵州的一张含金量极高的文化名片，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

（二）城乡互动与现代化路径的启示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端棻后学”还引发了我们对“山地文明”现代转型的思考。李端棻主张“经世致用”，这种务实精神在当代贵州的跨越式发展中得到了体现。

周术槐教授将“端棻后学”的开放性总结为“守正与创新”的二元张力。一方面，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守正）；另一方面，积极引入西方科学与先进理念（创新）。这种张力在今天的贵州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心保护；另一方面是大胆拥抱大数据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首倡“端棻后学”，为解决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提供了历史注脚，启示当代贵州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要具备对外开放的胸襟。

五、跨学科的学术辐射：一场方法论的革命

“端棻后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框架，其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它打破了传统史学的一亩三分地，引发了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周术槐教授的这一创见，实际上为众多学科的建设提供了一块绝佳的“试验田”。

一是教育学维度的下沉：传统教育史研究多聚焦于宏观的学制改革（如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而“端棻后学”则将视线转向了地方办学实践与平民教育思想的在地化传播。李端棻晚年回乡办学，如何将京城的先进教育理念因地制宜地转化为贵州本地教育资源，“端棻后学”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微观案例。

【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图4）

（周术槐应邀到遵义师范学院作“端棻文化”专题发言。）

二是社会学维度的代际传承：透过“端棻后学”的透镜，社会学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精英的社会网络是如何构建的，知识群体是如何实现代际传承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在面临现代性冲击时的内部反应机制。

三是传播学维度的话语下沉： “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还涉及到思想扩散的路径研究问题。从京城的高级奏折，到贵州书院的师生讲学，再到报刊舆论氛围的营造，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清末民初话语权力的下移和传播渠道的变迁提供了绝佳样本。

四是科技史维度的理性启蒙：李端棻在奏折中大力倡导算学、格致等西方近代科学，“端棻后学”由此衍生出关于“科教兴国”地方先声的讨论，探讨了理性精神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早期启蒙过程。

因此，“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已经波及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深地丰富了贵州区域史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六、赓续百年文脉：赋能新时代教育与文化自信

如果说学术研究是“端棻后学”的骨架，那么它赋能当代教育、塑造文化自信就是其血肉。周术槐教授不仅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教育的实干家。他将“端棻后学”从冰冷的文献中唤醒，赋予了其服务当下、教化未来的现实温度。

（一）融入立德树人，破解当代教育困境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青年一代往往面临信仰缺失、急功近利等问题。周术槐教授将李端棻“教育救国”的宏大情怀和倡导“个性化发展”的教育理念，巧妙地融入了贵阳学院本科生的思政课及哲学专业研究生选修课的日常教学中。

【从端超文化说开去】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浪潮中，李端棻的名字往往被“康梁”的光环所遮蔽（图5）

通过对“端棻后学”的学习，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更汲取了精神力量。李端棻在70多岁高龄依然不忘兴学救国的担当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极强的榜样作用。周教授用实际行动证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绝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能够化解当代教育焦虑、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源头活水。

（二）身体力行的文化传播与“以文化人”

周术槐教授深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近年来，他活跃在宣讲一线，面向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乃至乡村教师开展“端棻文化”数十场讲座。他能够将高深的学术理论，转化为深入浅出、接地气的语言，让不同阶层的听众都能领略到百年前先贤的大智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周教授还通过实质性的捐赠行动，推动知识的共享与文化的传承。2025年12月，他向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捐赠了“端棻文化”研究系列图书共7种63本；2026年5月，他又向贵州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包括《姚华著作全集》《明史》以及《“端棻后学”研究》等在内的8种共251册图书与历史文献复制品。这些举措，不仅充实了相关机构的馆藏读物，更为青少年学子近距离接触“端棻文化”提供了便利，切实做到了将学术成果回馈社会，实现了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三）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区域文化自信

2025年12月，《贵阳日报》刊发了周术槐教授的理论文章《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借助主流媒体的平台，周教授向社会大众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建立在对本土历史的深刻认知之上。

通过持续的研究、宣讲和媒体发声，周术槐教授成功地将“端棻后学”从学术圈推向了公众视野。这种社会层面的文化普及，有效地增强了贵州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曾孕育出如此具有前瞻性和改革精神的人物时，那种“夜郎自大”的自卑感便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建设美好家乡的强烈内驱动力。

七、结论

综上所述，贵阳学院周术槐教授首倡的“端棻后学”概念，绝非一时兴起的标新立异，而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眼光和现实关怀的学术创举。它以“端棻文化”为原点，以百年贵州变迁为纵轴，以多学科交叉为横轴，构建起了一个立体、丰满、极具张力的学术与实践体系。

从打破传统“康梁中心论”的历史迷思，到重塑贵州作为近代教育改革策源地的地缘认同；从引发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论革命，到赋能当代立德树人与文化自信——“端棻后学”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概念本身。它不仅帮我们找回了李端棻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缺失的关键拼图，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贵州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周术槐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在“端棻后学”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百年前李端棻等先贤播下的“改革、创新”的种子，必将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