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以龙记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文/金海

摘要

       伏羲“以龙记官”是中国上古传说中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制度创制，其记载见于《左传》《史记·补三皇本纪》《汉书·百官公卿表》等多部传世文献。本文从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社会转型入手，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系统考察“以龙记官”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龙图腾整合的政治逻辑、官职体系的具体构成及其制度内涵，并梳理该制度对后世官制与龙文化演化的深远影响。研究认为，“以龙记官”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官职命名体系之一，更标志着远古中国从血缘治理向职能治理、从分散部落向政治共同体的关键转折，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雏形。

关键词：伏羲；以龙记官；龙图腾；新石器时代；官制起源

一、引言

       “以龙记官”是中国上古传说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创制。《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云：“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亦归纳伏羲功绩包括“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同样记载：“宓羲龙师名官。”这一制度并非单纯的官职命名方式，而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指出，伏羲时代大致经历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晚前期，社会关系性质正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在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以龙记官”制度的创立，折射出远古先民从血缘氏族向地缘政治共同体过渡的制度智慧，是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国家起源的重要窗口。

二、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新石器初期的社会转型与龙崇拜的兴起

       伏羲“以龙记官”制度的形成，根植于新石器时代初期剧烈的社会变迁。距今约一万年前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初步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部落间交往的加深，原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伏羲部族的迁徙范围与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地域相吻合，所处时代大致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正是在这一“告别洪荒、走向文明的分界点”，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催生了制度创新的内在需求。

      与此同时，龙崇拜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各地普遍兴起，为“以龙记官”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八千年的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中已存有“龙文化”遗迹，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石堆塑龙——龙全长近20米，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扬首张口，弯腰弓背。有学者推测，查海石堆塑龙肩负保护整个聚落的神圣使命，印证了古人对龙的崇拜。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也已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考古实物表明，在伏羲时代之前和同期，龙已成为远古先民精神世界中的崇高象征。

三、龙图腾的整合与制度符号的确立

       “以龙记官”的制度前提，是龙图腾的创立与部落的政治整合。据传，太昊伏羲氏部族定都后，首倡成立部落联盟，邀请天下各部族加入。在这一过程中，伏羲氏族先后征服了以雄鹿、鳄鱼、猛虎、苍鹰等为图腾的八大部落。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精辟指出，伏羲氏族在崛起、强大的进程中，兼并融合了其他部族形形色色的图腾形象，形成了现实中不复存在的龙。闻一多进一步论证，“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这一新图腾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身，“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体现了远古部落的大融合。

       龙图腾的确立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超越了单一氏族的血缘界限，成为部落联盟共同的精神标识。有学者认为，伏羲时代“形成了龙图腾崇拜，实现了部族的大融合，伏羲成为天下的‘共主’，大大小小的部落都统一到了龙的帜徽之下”。正如研究者所言，“龙图腾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统一在古老图腾崇拜中的典型体现”。正是在这一政治整合的基础上，伏羲得以“以龙记官”——用统一的龙文化符号来命名各级官职，将分散的部落组织纳入一个统一的行政框架之中。

四、“以龙记官”的制度构成

       伏羲“以龙记官”制度包含两个层面的官职体系。

       其一为“六龙氏”体系。据刘恕《外纪》载：“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始命官而以龙纪，号曰龙师。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这六龙氏分别掌管文化创造、天文历法、建筑工程、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水利治理等不同领域，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职能互补的治理体系。《通鉴外纪》亦载此事，与上述记载相互印证。《竹书纪年·太昊庖牺氏》亦云：伏羲“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治九州”。

      其二为“五官”体系。据服虔注《左传》：“太皞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应劭注亦云：“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这五方之官以五色龙命名，对应四时与中央，体现了先民将宇宙秩序投射于人事管理的思维模式。任昉《物原》称：“凡诸官称师，自伏羲龙师始。”龙师之称，不仅是一种官职名号，更标志着一个以龙为标识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此外，伏羲还“立九部，设六佐”。《易纬·坤灵图》载：“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盖九州之始也。”《孝经纬·援神契》亦有相关记载。据《纲鉴易知录》，“于是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陆居北，赫胥居南，昆连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中，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洽”。伏羲采取了“分部治理”的办法，设定九个区域，任用贤能之人管理事务，“在九部中设立职位的称号来称谓官职，用易理治理社会，这是社会治理方法的进步，也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的雏形”。

五、制度内涵：从血缘治理到职能治理的转型

       “以龙记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从血缘治理向职能治理的转变。在远古氏族社会中，权力通常依据血缘关系分配；而伏羲的龙官制度则依据职能分工来设置官职——飞龙氏主书契、潜龙氏主甲历、居龙氏主屋庐、土龙氏治田里、水龙氏疏导泉流——这标志着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开始萌芽。正如有学者所论，伏羲“将各部族的发明家、掌握核心技术的家族，纳入他的‘执政团队’”，通过“六龙官府”治理系统，“将天下最强有力的部族组织凝聚在一起”。

       同时，这一制度通过统一的龙文化符号，将不同血缘、不同图腾的部落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龙由伏羲部族的图腾“升格为全民族、全天下的最高文明象征”。伏羲建立的“天下龙族大联盟”，之所以能“驰骋中原”，正在于其创制的“六龙官府文治系统，整齐规划、组织、协调全国大一统秩序”。《竹书纪年·太昊庖牺氏》称伏羲“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治九州”，说明伏羲时代已“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并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有了最初的制度文化，为后世治理社会提供了借鉴”。这已具备国家管理制度的雏形。

六、制度的演化与后世影响

      伏羲 “以龙记官” 制度开创了以自然祥瑞命名官职的先河，对后世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此后，神农氏“以火纪官”，黄帝“以云名官”，少昊“以鸟名官”——均延续了以图腾或祥瑞命名官职的传统。这一系列官制构成了中国早期官制演进的一条清晰脉络，自伏羲“龙师名官”始，历经神农火师、黄帝云师、少昊鸟师，直至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

      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龙官”制度不断被追忆和效仿。《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改革官制时，“其官名多不用汉魏之旧，仿上古龙官、鸟官”。从伏羲开始，龙更成为历代帝王自我认同的核心符号。伏羲而下，“炎帝神农、勾芒、共工、颛顼、祝融、轩辕黄帝等远古文化英雄都继承了龙图腾”，三皇五帝“创造的文化与龙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直至后世封建帝王，皆自称为“龙”，自封为“真龙天子”。如今，在河南淮阳太昊陵的统天殿里，以石刻艺术再现的伏羲圣迹图中，仍专门有“以龙纪官”一章。伏羲金身像的两侧，即以潜龙、飞龙命名的官职雕像。由于伏羲创造的龙图腾是远古时期各个部落融合后的公认符号，“象征着民族团结，所以后人也就有了龙的传人、华夏子孙的说法”。

七、结语

       伏羲“以龙记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是新石器时代初期中华先民在社会组织制度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它根植于部落融合与龙图腾整合的历史进程，以龙为符号纽带，以职能分工为组织原则，构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职体系之一。《左传》《史记·补三皇本纪》《汉书·百官公卿表》《竹书纪年》《通鉴外纪》等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以及查海遗址石堆塑龙、仰韶文化龙纹等考古发现的实物支撑，共同勾勒出这一制度从形成到演化的历史图景。正如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所载，伏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一简短记载背后，蕴藏的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统一、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恢宏历程。作为“万年文化史”的首端，伏羲“以龙记官”的制度遗产，不仅为后世官制提供了原型参照，更使龙从部落图腾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其影响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作者简介: 金海，汉族，笔名海韵，山东济宁人。中国伏羲文化重要起源地研究课题组专家，现任《当代作家文苑》编委、评委 ，《橐城新文学》主编，广东省写作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理事、专家团副团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微山县伏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伏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共同撰写的《汉代画像石中伏羲形象的特征及其文化寓意分析》课题，（编号JGY12920KT）纳入教育部“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教师专业发展和研究》最终科研成果，该课题荣获教育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发表各类学术作品几十余篇，各类小说、诗歌、散文300余篇。作品散见于《济宁日报》《齐鲁文学》《作家文学》《当代文学家》《黄土地文化工作室》《乡土文学》《枫叶诗刊》《书友文苑》《今日头条》等刊物和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