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石窟出来，已是午后。伊水两岸的石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看了整整一个上午，心里装得满满的，有些沉。那些佛，或庄严，或慈悲，或残损，都沉默着，在岩壁上打坐了一千多年，看惯了日升月落，也看惯了多少如我一般的过客。从佛的世界出来，忽然想去看一个人——一个比那些佛更让我感到亲近的人。

他便在香山脚下，伊水之畔。从石窟到白园，不过隔着一道水，沿着河岸过桥走一阵便到了。白园，是白居易的长眠之地。园子不大，却清幽得很。石径蜿蜒，林木蓊郁，蝉声从高处洒下来，碎碎的，像是时光深处的絮语。走进来，暑气便消了大半，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方才在石窟里感受到的那种佛家的遥远与肃穆，渐渐地被另一种气息所取代——那是一种人间的、温暖的气息，带着诗的体温。

墓冢在半山腰，青砖砌成，浑圆如丘，朴素得有些出人意料。这便是那位写下了《长恨歌》《琵琶行》的诗人最后的归宿么？没有巍峨的碑石，没有华丽的享殿，只有一抔黄土，几棵松柏，还有满山的蝉鸣。我绕着墓冢走了一圈，脚步放得很轻。冢上长满了青草，绿得发亮，偶尔有几朵不知名的野花探出头来，细小的，素白的，在风里微微地摇晃。

墓前有碑，刻着“唐少傅白公墓”。碑是清人立的，字迹尚清晰。我站在碑前，默立良久。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一千一百多年了。一千一百年，足够将许多东西磨灭殆尽，却磨不掉他留下的那些诗句。那些句子，到今天还在被无数人吟诵着、传唱着，像伊水一样，流淌不息。

这便是一个诗人的永生么？

我开始回想白居易的一生，回想那些与他有关的足迹。说来也巧，这几年来，竟陆陆续续地走过不少他曾经待过的地方。

他的故事，始于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那一年，杜甫去世已两年，李白已去了十年，盛唐的诗坛巨星纷纷陨落，仿佛一个辉煌的时代正在缓缓落幕。而一个新生的婴儿，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唐文坛最耀眼的存在。这个婴儿，便是白居易。

他自幼聪颖，读书刻苦。十六岁那年，他从家乡来到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见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京城物价高，想在这儿站住脚可不容易。可当他翻开诗稿，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立刻正襟危坐，改口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这个故事流传甚广，真伪难辨，却生动地勾勒出了少年白居易的才华与抱负。那两句诗，写的原是古原上的野草，却无意间预言了他自己的一生——在此后漫长岁月里，他将一次又一次地被命运的野火灼烧，又一次一次地，像春草一样重新抬起头来。

此后，他果然“居”了下来。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五岁授翰林学士，一路做到了左拾遗。那正是他最意气风发的年代。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将笔锋对准了社会的疮痍、百姓的苦难。《卖炭翁》里那个“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老翁，被他写进了诗里，写得那样真切，那样沉痛。衣裳单薄，却盼着天更冷些，好把炭卖出去——这种辛酸，若不是真正将心贴在百姓身上，是写不出来的。《观刈麦》里那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农人，也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汗水滴在暑土上，也滴在了读诗的人的心里。

这时候的白居易，是一个斗士。他以诗为剑，想要刺破时代的黑暗。他上书言事，直言敢谏，得罪了不少权贵。朋友们劝他收敛一些，他不听。他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他知道会得罪人，但他还是要写。这份孤勇，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罕的。

然而，打击终究还是来了。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书请求缉拿凶手，却被权贵们指责越职言事，又有人翻出旧账，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却写了《赏花》《新井》的诗，有伤名教。于是，一纸贬书，将他贬到了江州。

江州，就是今天的九江。

早些年我去过九江，正是初秋。浔阳江头的枫叶还没有红透，荻花倒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当地的朋友指着江边一处说，这便是当年白居易送客的地方。我站在那儿，望着浩渺的江面，忽然就明白了那首《琵琶行》为什么能写得那样真切。那江水的苍茫，那秋风的萧瑟，那天地间弥漫的孤寂之感，若非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从繁华的长安，到偏远的江州，从意气风发的谏官，到形单影只的迁客，这落差太大了。他需要一个出口，一个可以安放他那颗受伤心灵的地方。

那个出口，就在这浔阳江头，在一艘偶然停泊的船上。那是一个秋夜，枫叶荻花秋瑟瑟。他到江边送客，遇上了一位弹琵琶的女子。女子曾是长安的歌妓，年老色衰，嫁作商人妇，漂泊在江湖间。她弹了一曲琵琶，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白居易听着，忽然泪流满面。他在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身上，看见了自己。一样是从繁华的京城流落出来，一样是才华无处施展，一样是被命运抛掷到了荒僻的角落。那一刻，他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两句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写出了一种最深刻的理解。那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感同身受的共鸣。他知道，他和她，虽然身份不同，际遇各异，却都是被命运伤害的人。这种“同”，超越了所有的隔阂与分别，让两个陌生人在那一瞬间，成为了知己。

我多次到过杭州，都会去走一走白堤。堤以“白”名，自然是因为他。他曾在杭州做过刺史，疏浚西湖，筑堤蓄水，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了好事。走在堤上，柳丝拂面，湖水拍岸，那份惬意，与浔阳江头的凄凉全然不同。他在杭州的时候，应该是快乐的。这里有他热爱的山水，有他可以施展的抱负，有爱戴他的百姓。他写过一首颇有些自得的诗：“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那份闲适与满足，是发自内心的。从江州到杭州，从贬官到主政一方，他的人生走过了一个深谷，又缓缓地爬升了上来。

至于长安（西安），我也去过几次。大雁塔、曲江池，那些他当年与元稹、刘禹锡诗酒唱和的地方，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走在那些地名依旧的街巷里，还是能依稀感受到一些什么。那是一个王朝最繁华的记忆，也是一个诗人最意气风发的年华。他十六岁到长安，以一首诗敲开了仕途的门；三十五岁做了翰林学士，以谏官的身份针砭时弊；后来又在长安经历了母亲的离世、仕途的波折。长安，是他人生戏剧最集中的舞台。

从长安到江州，从江州到杭州，再到晚年的洛阳，他这一生，走得够远了。而如今，我也走了这么多地方，像是在一点一点地拼凑他的生命地图。每到一个地方，对他的理解便深了一层。

我常常觉得，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志在兼济”的儒者，以诗为剑，刺向社会的疮痍。在此之后，他开始向“独善其身”退守。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精神的调整。他依然关心百姓，但不再那么尖锐，不再那么不顾一切。他学会了与命运和解，也学会了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晚年的白居易，定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他与刘禹锡等人唱和往来，饮酒赋诗，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这时候的诗，已没有了早年的凌厉与锋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透世事之后的从容与淡泊。他写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种温暖，是从心底里溢出来的。

从白园的半山腰望出去，可以看见伊水对岸的龙门石窟。大大小小的佛龛，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金色的光。我从那些佛的面前经过，又来到了这个诗人的墓前。佛在高处，沉默着，俯瞰众生；诗人在山脚，长眠着，归于尘土。一个代表着出世的超脱，一个代表着入世的深情。而我，一个千年之后的过客，在这两者之间走着，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感动。白居易的葬身之地选在这里，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仿佛是一种隐喻——他一生都在儒与释、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平衡，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可以同时看见两者、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地方。

（白居易像）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的诗，为什么能流传得这样广、这样久？

因为他有一颗真心。他的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传说他每次写完诗，都要念给不识字的老人听，如果听不懂，就反复修改，直到能听懂为止。这在那个讲究用典、崇尚古奥的时代，是一种相当自觉的“向下”的姿态。他不屑于用生僻的典故炫耀学问，不屑于用晦涩的语言故弄玄虚。他用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写出最深沉、最动人的情感。

这便是“老妪能解”的真意了。它不是浅薄，而是真挚。真挚到了极点，便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长恨歌》里写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琵琶行》里写音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赋得古原草送别》里写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句子，都是一读就懂，再读难忘的。它们不依赖注释，不依赖学问，直接就撞进了你的心里。

这种真诚，来自他始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更广阔的社会、更深沉的历史连接在一起。他看见卖炭翁，心里就疼；听见琵琶声，眼泪就流。他的悲欢，不是文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切切实实地与这片土地、这些人群的血脉共振。诚，是他的人品，也是他的诗品。

他的诗，当时就已经传遍了海内外。据说鸡林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的商人，专门来中国搜求白居易的诗，一首诗可以卖到一百金。日本人也把他的诗奉为圭臬，《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首唐诗。至于国内，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宫廷到市井，从文人到歌女，无人不知白居易。他和元稹一起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歌的走向。

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还重要吗？他的葬身之地，不过是一抔黄土，几棵松柏。那些热闹，那些喧嚣，那些毁誉，都已经与他无关了。他留给后世的，只有那些诗，那些在岁月长河中越磨越亮的文字。

下山的时候，经过一片竹林。竹叶沙沙地响着，像是在低语。我又想起了他晚年的诗句：“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水因为冲淡而与世无争，竹因为中空而能容纳万有。他以水为友，以竹为师，这一份淡泊与谦逊，便是他最终抵达的境界了。

走出白园，回望香山，它已在视线中模糊了。伊水还在流着，不急不缓，像一千一百年前一样。对岸的石窟也安静下来了，那些沉默的佛，与山脚下长眠的诗人，就这样隔水相望，构成了这座城市最深沉的精神图景。

那个写诗的人走了，但他并没有离开。他活在每一个吟诵“离离原上草”的孩子口中，活在每一个感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旅人心中，活在浔阳江头的秋风里，在西子湖畔的柳荫下，在长安古道的尘土间，在这条伊水边，在这座香山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写的是草，其实，写的何尝不是他自己？一千一百年的野火，烧掉了多少帝王将相的功业，烧掉了多少王朝更迭的记忆，却烧不掉一个诗人真诚的诗句。它们像春草一样，在每一个春天，重新生长出来，萋萋地，绿遍了天涯。

从长安到江州，从江州到杭州，再到香山，他走了一生的路。这一生，有得意，有失意，有抗争，有和解，有入世的炽热，也有出世的淡泊。而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化作了诗句，留给了后来的人。那些诗句，便是他万里归途上留下的足迹。

这，便是白居易。诗在，他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