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史读本到共情影像
——浅析影片《四渡》对红色战争题材的守正创新
作者：陈善珍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2026年6月26日，电影《四渡》在全国公映，泸州同步登陆院线。这是国家电影局重点扶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是长征胜利90周年的献礼大片。
影片立足信息时代青年人的审美语境，在继承红色经典创作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可贵的艺术革新。该片在依托馆藏史料与民间口述实录前提下，重构四渡赤水经典战史，跳出红色经典影片刻板宣教的叙事模式，依托现代电影工业体系，以光影构建极具代入感的视觉冲击力，带着观众重新回到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通过再造经典人物形象提升影片的观赏性，全景重现“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经典战例，着力再现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以弱胜强、灵活突围的军事奇迹，完成从冰冷战史记录到有温度共情影像的跨越式突破，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中确立信仰的力量，为红色战争题材开辟出全新表达路径。
本文将1983年《四渡赤水》作为传统“战史读本式”影片参照，评析《四渡》对红色经典影片创作的守正创新。
《四渡》延续了红色经典影片的三大优良传统，在守正中筑牢创新的坚固根基。其一，坚持“大事不虚”创作准则，坚守四渡赤水战役的主干战史。土城之战、苟坝夜访、四路敌军围追堵截、四渡赤水等重要战事和关键决策均依托馆藏史料与民间口述实录进行创作。其二，片中分食刺梨、守护孩童、发放食盐、购买门板等生活细节，延续了《四渡赤水》深耕“军民鱼水情”的创作思路，把“依靠群众是取胜根本”作为隐形叙事，传承长征精神。其三，客观还原国共双方在兵力、布防、战略抉择层面的多重博弈，再现国民党、川滇黔军阀等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保持历史书写辩证客观底色。
依托历史，以人民为中心，辩证看待历史是红色经典长期坚守的创作原则。受时代条件的约束，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长征题材影片形成难以突破的创作桎梏。这类作品普遍将“以影像还原战史”为创作目标，把故事片拍成可视化党史教材，形成“重史实铺陈、轻故事编织”的创作惯性；人物塑造扁平化、概念化；叙事高度集中于高层指挥层，视角单一宏大，极少切入个体命运，大多停留在影像化战史读本的层面，历史距离感强烈，年轻观众极易产生疏离感。
针对以上短板，《四渡》在叙事、视听、人物、地域表达等方面进行了艺术创新。《四渡》革新了叙事结构，新增了少年红军赵德发的成长故事，形成“战略博弈+战士成长”双线并行结构，使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命运叙事相互交织，补充了传统影片缺失的普通士兵叙事线索，搭建起兼具宏大与微观的共情叙事框架，完成从“记录历史”到“读懂历史”再到“共情历史”的进阶表达。
《四渡赤水》受八十年代设备限制，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要依靠静态纸质地图和大段旁白进行讲解，普通观众难以建立起对红军行军路线的空间认知，难以理解四渡赤水复杂运动战的战斗逻辑。《四渡》则打造了等比例赤水河谷微缩沙盘，以微距镜头动态演示兵力调动，搭配冷暖光影符号体系区分两大阵营，用无声视觉语言替代冗余解说，这套可视化视听表达贴合大众审美，大幅降低普通观众和青少年理解复杂运动战的门槛。
领袖形象塑造是《四渡》最具标志性的艺术突破。影片注重挖掘复杂多样的人性，刻画伟大与平凡融于一身的真实领袖形象。《四渡赤水》着重塑造领袖卓绝的军事才华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强调领袖即使身处敌军重重包围，依旧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演员对领袖的塑造追求形神兼备，突出领袖意气风发的神态举止，说话语气也表现得非常到位，整体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领袖风采。1983年影片上映时，观影群体以60后为主，他们成长于新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再往前推的50后等观众，大多经历或近距离感受过从旧社会到新时代的变迁，面对困局依然从容不迫、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形象，符合他们对领袖天然崇敬的情感期待，也符合当时革命历史题材歌颂与缅怀的创作主题。
《四渡》的创作理念则是不神化领袖人物，也不矮化反面人物，这种去神化倾向与近年来新主流大片强调人性深度、追求历史真实感的创作潮流一脉相承。《四渡》里面的领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困惑、焦虑、被排挤、甚至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不仅是教科书里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而是一个在绝境中坚持摸索并最终走出来的真正的人。影片中，土城战役失利后，领袖内心有挣扎、有怀疑；苟坝会议上面对质疑，他焦虑、犹豫、反思和失望；面对党内战略争议和认知分歧，他主动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理性思考当时战局，深夜走访周恩来，凝聚共识，在困境中校准土味战术。这种在困惑、焦虑、甚至愤怒中依然坚持革命理想和信念，依然坚持探索的革命精神，最终走出绝境的叙事，展现了领袖作为凡人的另一面，是用另一种方式诠释领袖的伟大，将“用兵如神”的神话转变成凡人创造神迹的英雄传奇，折射出当代社会大众从单纯仰望英雄到深度理解英雄的心理成熟度，也是该片80后导演用现代普通人的心理视角去重新解读领袖的抉择与成长，消解当代年轻观众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心理距离，让他们理解领袖的智慧是如何炼成的并产生共情。影片表现了少年红军赵德发在成长过程中的胆怯、思乡、脆弱等情绪，拉近了当代青年与红军战士的心理距离。影片中的蒋介石、川滇黔各路军阀不再是阴险、凶狠的符号化反派，他们有谋略但爱猜忌，复杂心理往往产生多重内耗，人物塑造真实而准确。影片对不同身份人物的刻画，实现了从符号化到鲜活真人的书写突破。
《四渡》用在地化书写，让红色叙事拥有鲜明地域辨识度，这是早年同题材影片未曾深度挖掘的表达维度。《四渡》采用全实景在地拍摄，无大规模搭建摄影棚。全片选取32处红色旧址、共计107个实拍点位，全部取景于赤水、土城、苟坝、娄山关、茅台渡口等原生历史遗址。影片以山野风貌、民间吃食、军民守护等日常细节，搭配蒲公英、野葱、赤水木屋等本土物象，构建专属川黔红色叙事意象体系，最大限度还原川黔山区真实地貌与战时生存环境。
该片6月26日全国公映，截止7月7日，累计票房突破2亿，强劲的市场口碑和热映度印证了影片创新表达的大众认可度。《四渡》是对《四渡赤水》的守正创新，是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创作的经典作品。
为适配大众审美、控制片长并融合商业类型叙事，影片在完成多重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存在明显取舍带来的瑕疵。银元、炊具、枪械道具崭新光亮，战斗段落中，持续连发的卡宾枪镜头与红军弹药稀缺史实形成割裂，弱化了绝境生存的残酷底色。由于双线叙事，对党内思想分歧、军阀派系深层利益冲突等内容做了简化处理，复杂历史内容展示不够充分。快切战斗镜头较多，商业战争片的视觉特征较为突出，历史氛围感弱于纪实类红色作品。
即使存在上述缺憾，作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献礼大片，《四渡》为新主流红色影片创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长期以来红色影片存在的创作困境，《四渡》确立了“历史真实与青年共情”的平衡创作模式，以双线对照、可视化视听、平民化人物塑造，成为新时代长征题材新片的典型创作范本。《四渡》深挖川黔本土地貌、民俗、民间口述史料，挖掘地域风物、乡土人情等地域元素，为红色老区本土影视、舞台剧、微电影创作提供在地化创作路径。《四渡》打破红色影片单一受众圈层局限，同时满足了中老年党史爱好者的考据需求、青年观众的类型叙事需求、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通俗化需求，打破传统特型表演、符号化人物的创作桎梏，推动革命历史人物塑造走向人本化、生活化表达。影片实现影视艺术与红色文旅双向赋能，同时联动红色旧址研学、文旅宣传，拓宽红色文艺的社会功能边界，形成完整、长效的红色文化传播链条，为长征及所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树立行业示范，推动新时代红色文艺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陈善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泸州市儿童启蒙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泸州市移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主任，泸州市龙马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四川省职教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优秀学术论文、泸州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泸州市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公开发表论文、评论等6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报刊1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主研课题50余项，其中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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