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

差两个月。

年年差两个月。

年年靠洋芋和苦荞补。补完了，春天来了，地里的苗子还没绿，粮仓已经空了。空了就去借。找大户借。借一石粮，秋天还一石半。还不上，就再借。再借，就再还一石半。年年借，年年还，年年还不清。还不清，地就不是你的了。

地不是你的了，你就成了佃户。

佃户就是：地是别人的，粮是别人的，命也是别人的。你只是那地上的一双手。手没了，地还是地。

赵老七就是佃户。

他种了周家八亩坡地，种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交了五成租，交了田赋，交了杂捐，交了练饷，交了团饷。他交完了，剩下来的粮食不够吃。他就借。借了周家的粮，秋天还不上，就再借。二十年了，他欠周家的粮已经还不清了。

他今年五十七岁。他种了四十年地。他的手像两截老树根，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裂口。他的背弯了，弯得像一张弓。他的眼睛花了，看远处的山只能看见一团灰影子。

他蹲在自家门口，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数。

划完了，不够。

差两个月。

四

除了地，还有一样东西能换钱。

盐。

下十六乡往南二十里，有一口盐井。盐井是官府的，白天有差役看着。可是山里的百姓不管那些。他们趁晚上去偷卤水，拿个破铁锅，舀两勺卤水，回家熬一熬，熬出一点白花花的盐粒，拿背篓背着，翻过两道山，到筠连或者高县的场镇上去卖。一背篓盐，走两天的山路，能换回半升米、一块布、几文钱。

这叫"盐担子"。

做盐担子的人，肩膀上有一道永远消不掉的印子。扁担压出来的，皮磨破了，结了痂，痂又磨破了，最后变成一条紫红色的硬肉，像一条蜈蚣趴在肩头上。

下十六乡做盐担子的人不少。地里的收成不够吃，就去走盐。春天种地，冬天走盐。一年到头，不是在地里刨食，就是在山路上背盐。

李永和就是做盐担子的。

他今年二十一岁。

五

雪下了三天。

第四天，雪停了。天还是灰的，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布，拧不出水了，可颜色还是灰的。

赵老七要去寨子口看那张官帖。

他裹了一件破棉袄，棉袄里的棉花已经板结了，硬得像纸板，不挡风。他拿了一根棍子，拄着，往寨子中间走。雪没过了脚踝，他每走一步都要把脚从雪里拔出来，"噗"的一声。

寨子口有一面土墙。土墙上贴着那张官帖。官帖是黄纸的，上面盖了大关厅的印，红彤彤的，像一块血。纸上有字，字是黑的，一列一列的，像蚂蚁排队。

赵老七站在官帖前面，看了半天。

他一个也不认得。

他看见旁边站了几个人。有隔壁的王大娘，有后山的孙瘸子，有河沟边的刘寡妇。他们也是来看官帖的。他们也不识字。他们站在雪里，缩着脖子，看着那张黄纸，像看一道圣旨。

"这上头写的啥？"王大娘问。

没有人答。

"找个人念。"孙瘸子说，"找永和。他认得几个字。"

赵老七点了点头。他转身往回走。

李永和住在寨子东头。他家的房子是土墙茅顶的，一间半，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枣树上落了雪，白得像一个馒头。

赵老七走到门口，喊了一声："永和！"

屋里应了一声："来了。"

门开了。李永和出来了。

他今年二十一岁。个子不高，但肩膀宽，腰板直。脸是黑的，被山里的风和太阳晒的。眼睛不大，但亮，像两颗泡在油里的黑豆。他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短褂，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两条小臂。小臂上的筋腱鼓着，像两根绳子。他的肩膀上有一道紫红色的硬肉——那是扁担压出来的，做盐担子的人都有。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他刚才在翻地。

"赵叔，啥事？"

"寨子口贴了张官帖。你去给念念。"

李永和把锄头靠在门框上，拍了拍手上的泥，跟着赵老七往寨子口走。

六

寨子口已经围了十来个人了。

都是佃户。都是这寨子里种地的人。他们站在雪里，有的抱着胳膊，有的把手插在袖筒里，有的拿草绳把裤脚扎紧了免得灌雪。他们的脸都是红的，不是冻的，是急的。官帖贴在墙上三天了，没有人念得出来。

李永和走到官帖前面，站住了。

他识字。不是正经学的——下十六乡没有学堂，他爹也没有钱送他去读书。他认的字是他自己捡的。他走盐担子的时候，在场镇上看过招牌，看过告示，看过地契。他一个一个字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几年下来，他认得几百个字。不多，但够念一张官帖。

他看着那张黄纸。

"大关厅为加征事……"

他念出声了。声音不大，但清楚。周围的人安静下来，都看着他。

"……兹奉云南巡抚衙门札令，因军饷不敷，加征田赋三成……"

他念到这里，停了。

"三成"两个字，他认得。他认得很清楚。

他的手开始抖。

不是冷的那种抖。冷的抖是从外往里，是皮肉在抖。他的抖是从里往外，是从心口往外推的那种抖。像一根被拉紧了的弦，再拉一分就要断。

"念啊。"赵老七说。

李永和没有念。他看着那张纸，看着"加征三成"四个字。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永和？"

他咽了一口唾沫。继续念。

"……凡大关厅辖下各乡，无论水田旱地，一律加征三成。限腊月二十日前完纳。逾期不交者，以抗粮论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念到"抗粮论处"四个字的时候，几乎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