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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仲夏谒平津战役纪念馆记
张兴源
一
二〇二五年五月的天津，天是那种北方城市特有的高远，风从子牙河上吹过来，带着水汽，也带着这座九河下梢之城六百余年吞吐八方的气韵。
我，一个陕北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的陕西作家，站在红桥区平津道八号的门前，竟有一种奇异的“归家”感——不是归于一姓一地之家，而是归于一个更加辽阔的历史现场。脚下这片土地，七十六年前，曾被三十四万大军的脚步踏过；七十六年后，我踏着同一片土地，来赴一场迟到的约会。
胜利广场阔大而肃穆。广场中心，那座高六十四米的三棱枪刺造型纪念碑直插云霄。“六十四”，对应着平津战役六十四天的浴血奋战。枪刺柄是长城的造型，“枪刺”与“柄”交接处的上下各三个巨型钢环，象征着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这三种方式，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是武力的，也是智慧的。我仰头望去，阳光从枪刺的尖端泻下，碎成一地金色的光斑，恍惚间竟像是当年那六十四天里，无数战士枪刺上跳动的寒光。
大理石台阶正中有三行数字——“1948.11.29”“1949.1.15”“1949.1.31”。三个日子，三段乾坤。从发起，到天津解放，再到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四天，一个旧时代徐徐落幕，一个新时代在新的一天瞬间开启。
我放轻了脚步，一级一级，向上走去。
二
步入序厅，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阔步向前的大型铸铜塑像矗立中央。四周墙屏上是巨幅壁画《胜利交响诗》，再现了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团结携手、并肩作战的恢弘画卷。聂荣臻元帅题写的馆名，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站在这里，我不由想起《史记》中那段著名的论断：“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太史公此处说的是张良，而七十余年前的那个冬天，在河北西柏坡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也有人在帷帐之中运筹着千里之外的江山。他们手中没有张良的竹简，却有比竹简更沉甸甸的东西——一个民族百余年屈辱后积攒的全部渴望。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役。辽沈已定，淮海正酣，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成了棋盘上最后一块大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野战军还没来得及分享辽沈战役胜利的喜悦，中央军委一纸命令，八十万大军提前入关。二十天时间，急行军一千五百余里。这是怎样的急行？《汉书》写霍去病“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也不过如此。而八十万大军，不是八十万壮骑，是八十万双脚板，踩着十一月的寒风和冰雪，从白山黑水之间，一路向关内涌来。
展厅里的电动沙盘上，红蓝两色的箭头交错穿插。红色的箭头从东北方向压下来，从华北各个方向聚拢来，最终将蓝色的据点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几座孤城之中。这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部署。我凝视着那些红色箭头，它们像极了陕北高原上暴雨之后山洪的走势——看似散漫，实则每一道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每一道都势不可挡。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平津战役的妙处，正在于“伐谋”与“伐兵”的交替使用。对新保安、张家口，是雷霆万钧的“伐兵”；对北平，是春风化雨的“伐谋”。毛泽东在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以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这八个字，看似平淡，实则藏着千钧之力——既是枪炮的千钧，也是人心的千钧。
三
战役决策厅里，有一件文物让我驻足良久。
那是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毛泽东同志为平津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手稿。字迹是那种熟悉的行草，有些地方涂改了，有些地方圈点了，看得出起草者运思的轨迹。我忽然想起宋代大儒朱熹的一句话：“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字字句句，莫要只作闲话看过。”看这份手稿，也不能“只作闲话看过”——每一个涂改的笔画背后，都是一个重大决策在千钧一发之际的斟酌与取舍。
另一件让我心头发紧的文物，是一张“地下党送出来的天津城防图”。《天津国民党军城防部署图》，薄薄一张纸，上面标着碉堡的位置、护城河的深度、雷区的范围。就是这张纸，被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送出城外，送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总攻发起。二十九个小时后，天津解放。国民党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苦心经营的“大天津堡垒化”神话，在二十九个小时里土崩瓦解。
二十九个小时。一部《史记》用五十二万言写三千年，而二十九个小时，十三万守军灰飞烟灭。这是怎样的二十九个小时啊？展厅里陈列着当年战士使用过的武器——汉阳造步枪、缴获的汤姆逊冲锋枪、手榴弹、炸药包。这些铁器如今静卧在玻璃柜里，锈迹斑斑，沉默如石。但在七十六年前的那个冬日，它们是会说话的——说的是火与血的语言，是生与死的对抗。
我忽然想起陕北老家的一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津这条河，何止转了三十年的弯？从一八六〇年被迫开埠，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陷城，从北洋军阀的你来我往，到日寇铁蹄的八年践踏——这条河转了多少个弯，才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转到了一个叫作“解放”的河道上？
四
人民支前厅里，气氛陡然温润起来。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展厅墙上，这首当年解放区流传的民谣被放大印制。朴素到泥土里的句子，却比任何华丽的辞章都更有力量。
展厅里复原了“支前忙”的场景：冀中人民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碾米磨面，日夜不停加工军粮、赶制军鞋。一尊以戎冠秀老人为原型的蜡像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位被称作“子弟兵母亲”的老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村妇救会主任、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她先后送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参军，小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革命战争年代，她像慈母一样爱护子弟兵，抢救了数位子弟兵的生命。
我站在那尊蜡像前，久久不能移步。老人的面容安详而坚定，那种安详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疑。我想起《孟子》里的一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多助”二字，在平津战役中，是东北、华北两区数百万群众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全力支援。不是“多助”，是“倾囊相助”——倾其所有地帮助。六十四天的战役，数百万群众的后勤保障。《清史稿·食货志》里记载清代的赋税征收，数字密密麻麻，读来只觉得冰冷。而眼前这些数字——多少担军粮、多少双军鞋、多少辆独轮车——却是温热的，每一笔都带着百姓的体温。
展厅不远处，“兵民是胜利之本”七个大字格外醒目。这七个字，出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我想，这七个字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千千万万像戎冠秀一样的普通中国人，用碾子碾出来的，用针线缝出来的，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五
英烈业绩厅，是整个纪念馆里最安静的地方。
“平津战役烈士名录”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烈士的姓名。截至我参观的这一年——二〇二五年五月，墙上共有六千九百零五位烈士的英名。六千九百零五个名字，六千九百零五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当中，有指挥员，有普通战士，有共产党员，也有刚刚参军不久的农家子弟。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西北的、西南的——最后都长眠在了华北这片土地上。
一个个名字看过去，我的目光在某一个名字上停住了——那是一个陕北式的名字，姓刘，中间一个“志”字。陕北人起名，爱用“志”字，志丹、志强、志忠。我不知道这位刘姓战士是陕北哪个县的，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场战斗中倒下的。但我知道，他一定也看过陕北高原上那种高远的天，一定也听过信天游那种苍凉的调子。他从黄土高原来，倒在华北平原上，像一粒种子，把自己种进了这片土地。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七十六年前的“戎”，是为了今天的“祀”——为了今天我们能在这座纪念馆里，以和平的方式祭祀那些为和平献出生命的人。展厅里陈列着朱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的皮箱、罗荣桓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手表、刘后同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的日记《北京古城和平纪略》。这些物件，沉默地躺在玻璃柜里，每一件都曾陪伴过一个伟大的灵魂走过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我尤其留意到一块手表——罗荣桓的手表。表面已经泛黄，指针早已停走，停在了某一个不为人知的时刻。但历史没有停走。历史从那一个时刻出发，走到了今天。
六
走出英烈厅，我又回到了序厅。
“五大书记”的塑像依然矗立在那里，目光望向远方。我忽然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历史是我们与自己根源的对话。”此刻，我与这座纪念馆的对话，与这六千九百零五个名字的对话，与那六十四天烽火的对话，正是与我自己根源的对话。
我是陕北人。陕北这片土地，出过李自成，出过刘志丹，出过谢子长，出过无数为了“换个活法”揭竿而起的普通人。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志丹县的山沟里度过的。放羊的时候，我常常坐在山峁上，望着远方的天际线胡思乱想。那时候我不知道，在那条天际线之外，有一场叫作“平津战役”的大决战，正在改变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改变着每一个像我一样坐在山峁上放羊的孩子的命运。
没有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定都北京；没有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就没有后来陕北的一切变化。历史的因果链，就是这么环环相扣，每一环都不可或缺，每一环都浸透着鲜血、眼泪和汗水。
走出纪念馆，五月的阳光铺天盖地地洒下来。胜利广场上，有人在拍照，有孩子在奔跑，有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广场外面，子牙河静静流淌，两岸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就是天津——七十六年前被二十九个小时的炮火洗礼过的天津，七十六年后繁华安详、开朗而幽默的天津。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座三棱枪刺造型的纪念碑，它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矗立在历史的篇章之后。而历史还在继续书写，用和平的笔，用发展的墨，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悲欢。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津是旧邦，中国是旧邦，但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决战，让这个旧邦获得了全新的使命。这使命，写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每一件文物里，写在每一个参观者的眼睛里，也写在我这个陕西作家此刻的键盘下。
别了，平津战役纪念馆。我会记住这个五月的上午，记住那座纪念碑刺破青天的姿态，记住那六千九百零五个名字背后的六千九百零五条生命，记住“兵民是胜利之本”那七个大字在灯光下的模样。
回到陕北之后，我还要去一趟志丹县的烈士陵园，去看看那些长眠在黄土高原上的英烈。他们和长眠在华北平原上的六千九百零五位烈士一样，都是同一个事业的一部分——那个事业，叫作“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得更有尊严”。
而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能对历史做出的，最好的回答。 2025年6月上旬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