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津门问鼎录
——乙巳初夏参观天津博物馆记
张兴源
一
乙巳之夏，五月既望，余自延水之滨东行千里，至津门。此行的本意，本是应友人之约，来海河岸畔谈一点文学上的事。却不料，一到天津，便被这座城市的某种气质给攫住了——那是河海交汇处特有的湿润与开阔，是九河下梢千百年冲刷出来的从容与旷达。友人笑着说：“你先莫急着谈文章，先去天津博物馆看看，看了那里，你才知道什么叫文章。”
于是便去了。
天津博物馆坐落于河西区友谊路，建筑方正大气，不事雕琢，却自有一种沉雄的气度。我站在馆前的广场上，抬头望了望那方正的轮廓，心里忽然冒出一句古语：“闳其中而肆其外。”这七个字，是韩愈评李汉文章的，此刻用来形容这座博物馆，倒也有几分贴切。
走进馆门，凉意扑面而来。那凉意里带着一种特殊的静谧——不是死寂，而是千年文物共同呼吸所形成的那种沉静的场。我忽然想起我的“十二万卷楼”来。我的那些藏书，堆满了几十个书柜，每次推门进去，也能感到一种类似的静谧。但那是我一个人的静谧，而这里的静谧，是三千年的光阴共同沉淀下来的。
天津博物馆创立于1918年6月1日，至今已逾百岁。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割据的浑沌乱世。然而就在那样的年头，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严智怡等人，却在天津中山公园内的商品陈列所里，成立了“天津博物院”筹备处。次年，博物院正式成立，展品两万件。该馆那个“阐明文化，发扬国光”的宗旨，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扎下了根。
我沿着展厅缓步前行，心里想的是：一座博物馆，说到底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库。天津这个城市，在中国版图上实在是一个异数。它不像西安、洛阳那样有十三朝古都的厚重，也不像苏杭那样有“上有天堂”的旖旎。它是在历史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因河而生，因海而兴。隋唐时期，这里便是漕运枢纽；金代时，天津河成为向北京漕运的重要河流；元朝时，这里每年转运漕粮数百万石，运丁多达十二万人。明永乐二年，朱棣在此筑城设卫，取“天子津渡”之意，正式命名为天津。那一天是1404年12月23日——中国唯一有确切建城日期的城市。
这些史实，我在来天津之前便已从《明史》和《明太宗实录》中读过。但文字是文字，实物是实物。当那些器物真真切切地摆在你面前时，历史才从纸上猛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走到你跟前。
二
最先让我驻足的，是西周太保鼎。
它就静静地立在展厅中央的独立展柜里，通高57.6厘米，器型庄严厚重。口上铸着双立耳，立耳上攀附着双兽；腹部四面满布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有扉棱；最奇特的是那柱足，上面装饰着扉棱和圆盘——这种造型在商周青铜器中独一无二。有专家推测，方鼎圆环的设计或许蕴含了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
鼎腹内壁，自上而下铸着三个字：“大保铸”。大保即太保，是西周时监护与辅弼国君的重臣。据考证，此鼎为西周成王时的太保召公奭所铸造。
召公奭是何人？《史记·周本纪》有载：武王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同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鄘、邶三个封区，分别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去统治，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崩后，三监与武庚联合叛乱。召公奭与周公旦一起镇压叛军，追击武庚。太保鼎，便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我俯身细看那鼎身上的锈迹——铜绿斑驳，层层叠叠，像极了岁月本身的样子。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里，它经历了多少双手的抚摸、多少双眼睛的注视？清道光、咸丰年间，它在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此后，它先后经过李宗岱、丁麐年之手，最后到了徐世昌的弢斋中。徐世昌得鼎之后，惊喜之余，特作《得鼎歌》。在那首七言诗中，他将此鼎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后来，徐世昌孙媳张秉慧将太保鼎捐献国家。
我在展柜前站了很久。同行的人问我想什么，我说：“我在想徐世昌写《得鼎歌》时的样子。”一个身历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政治人物，面对一件三千年前的青铜器，那一刻他心里翻涌的，究竟是权力的虚无，还是文明的绵长？《清史稿》中关于徐世昌的记载，不过寥寥数页；而这只鼎，却已经默默地站立了三千年。文人传世靠文章，帝王传世靠史书，而青铜传世，靠的是自身的质地。
太保鼎是天津博物馆的馆标。我想，选择它作为标志，是有深意的——它象征着一种穿越时间的定力。
三
离开太保鼎，我走进了“耀世奇珍”展厅。
这里陈列着二十件镇馆之宝。最使我惊艳的，是清乾隆款珐琅彩釉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那是一只小瓶，高不过二十厘米出头，却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瓶身绘着芍药与雉鸡——芍药花开得正盛，粉白相间，层层叠叠；雉鸡立于花丛旁，羽毛华丽，栩栩如生。画面之上，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有印章，有款识。整个瓶子，温润如玉，精致得不像是人间之物。
讲解员说，这是珐琅彩瓷中的绝世孤品，被称为“珐琅彩之王”。
我忽然想起《清史稿·食货志》中关于景德镇御窑厂的记载。清代康雍乾三朝，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后的辉煌。宫廷造办处从景德镇精选白瓷胎，运到京城后，再由宫廷画师在瓷器上作画，然后入窑二次烧造。每一件珐琅彩瓷，都是皇帝亲自督造的“御用秘玩”，数量极少，民间难得一见。
这只玉壶春瓶，便是在那样的制度下诞生的。它从景德镇的窑火中走来，走进紫禁城的深宫，又在一百多年后，走出宫墙，走进天津博物馆的展柜。其间经历了多少变故？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每一次动荡，都可能让它粉身碎骨。但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我忽然觉得，文物的命运，有时候比人的命运更曲折，更顽强。
四
再往前走，便到了宋代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前。
这是一幅三拼绢的大幅画作，纵193.5厘米，横160.3厘米。画面表现的是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大雪初止，群峰肃立，寒林萧瑟，云雾氤氲。范宽用细密的雨点皴来表现山石的瘦硬与密林枯枝的质感，整幅画气势磅礴，意境深远，是公认的宋画中代表范宽画派的重要作品。
我在画前站了许久。
我不是美术评论家，说不出太多的专业术语。但我能感到一种震撼——那种震撼来自画面的空间感。范宽把秦陇山川的雄浑与苍凉，全部浓缩在这近两米高的绢素上。你站在画前，仿佛就站在了终南山下、渭水之滨，面对着大雪之后无边无际的寂静。
这幅画是现存于中国大陆唯一的范宽作品。范宽是北宋山水画的一代宗师，与董源、李成并称“北宋三大家”。《圣朝名画评》中说他“画山，皆写秦陇峻拔之势”。他的传世作品极少，除了天津博物馆这幅《雪景寒林图》，另一幅《溪山行旅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幅画，隔着一道海峡，遥遥相望。
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对应：我来自陕北黄土高原，那里也是秦陇山川的一部分。范宽画的，正是我故乡的山川形态——那种沟壑纵横、黄土深厚的苍茫大地。在天津博物馆里，我与一千年前的故乡山水相遇了。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据记载，这幅画也是收藏者捐赠给天津博物馆的。天津博物馆的许多珍贵藏品，都来自民间收藏家的无私捐赠。太保鼎如此，《雪景寒林图》如此，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物也是如此。这让我想起《礼记·礼运》中的一句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那些收藏家们，想必也是怀着一份“不必藏于己”的胸怀，才把这些国之瑰宝捐献给国家的吧。
五
在近代史展厅里，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通过七百余件文物，还原了天津从漕运枢纽到近代工业发祥地的蜕变历程。这里陈列着天津机器局的图纸、永利制碱公司的设备模型、老字号的招牌、近代报业的铅字……一件件实物，拼贴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天津的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1860年开埠之后，天津迅速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前沿。洋务运动中，天津机器局的机械轰鸣，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河。随后，化工、纺织、铁路、电信、采矿、冶铁等民用工业全面兴起。天津，成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我站在一台老式印刷机前，看了很久。那是一台清末从英国进口的铅印机，笨重、庞大，布满锈迹。但就是这样的机器，印刷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报纸和书籍。思想，就是通过这些冰冷的机器，传播到千千万万人的头脑中去的。
天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只是一个商业城市，更是一个思想的城市。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觉悟社的成立，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梁启超主编《庸言》报，天津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黄昏。
海河上的晚风带着水汽，吹在脸上，温润而舒适。我沿着河岸慢慢地走，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文物——太保鼎的庄重、玉壶春瓶的精致、雪景寒林图的苍茫、近代工业文物的朴拙……它们像一串珠子，被时间这根线串了起来。
我想起《二十四史》中关于天津的零星记载。《史记》和《汉书》中将天津星记载为天潢、天横；《晋书·天文志》以官方史书的形式，确认了天津星横跨银河的渡口之意；《旧唐书·本纪》中多次记载天津桥被洛水冲毁；《明太宗实录》明确记载了永乐年间设置天津卫的经过。这些文字，零零散散，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而天津博物馆，便是那根把这些珍珠串起来的线。
我又想起我的“十二万卷楼”。我的那些书，也是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但书是文字，文物是实物。文字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可以删改；而实物不会。一件青铜器，一只瓷瓶，一幅古画，它们就那样真实地存在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比图书馆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掏出手机，给延安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在天津博物馆，我看到了三千年前的太保鼎，一千年前的雪景寒林图，三百年前的玉壶春瓶。忽然觉得，人的一生真是太短了。”
朋友回得很快：“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笑了笑，没有回复。
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过是一个写文章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今天看到的、想到的，用文字记录下来。也许一百年后，有人会读到这篇文章；也许三百年后，有人会在某本旧杂志里翻到它。那时候，写这篇文章的人早已不在了，但文字还在——就像太保鼎上的铭文，三千年后依然清晰可辨。
这不就是文学的意义吗？
七
河面上，一艘游船缓缓驶过，船上的灯光明灭不定，倒映在水中，碎成一片金色的光斑。远处的天津之眼摩天轮（当年我曾与妻子借助这“眼”，看尽了大半个天津）缓缓转动，像一个巨大的时钟，丈量着这座城市的日日夜夜。
我转身离开河岸，心里忽然冒出《诗经》中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津也是一样——它是一座旧城，六百多年的历史；但它又是一座新城，每一天都有新的故事在上演。天津博物馆，便是这座城市新旧交替的见证者。它收藏着过去，也展望着未来。
回到住处，我在灯下摊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第一行字：
“乙巳初夏，五月既望，余自延水之滨至津门，观天津博物馆，见三代之鼎器、唐宋之书画、明清之瓷珍，以及近代工业之遗物……”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写得很长。因为天津的历史太长了，天津博物馆的藏品太多了，而我的感慨，也太多了。
但没关系。慢慢写，就像太保鼎慢慢度过了三千年那样。
2025年6月中旬初稿于西安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