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地坛寻找意义,出来时发现:寻找本身,就是意义。
走进地坛(二)
陈振华
走进地坛,是因为一种需要。
不是游览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必需。像一个人在语言的喧嚣中待久了,需要找一个地方回到沉默中去,重新听一听自己。地坛就是这样的地方。它被北京城的高楼围着,像一个老人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不争不抢,只是安然地待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速度的抗议。
我走进园门时,脚步自然就慢了下来。这里有一种力量——不是压迫人的力量,而是消解人的力量:消解你的焦虑,消解你的目的性,消解你身上那些属于“有用”的东西。你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自己不再想着什么要紧的事了。这很难得。在这个时代,不想着什么事,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可这“不想”,恰恰是最深的想。
园里的柏树是值得看的。它们不婀娜,不讨好,树干笔直地向上,皮是皴裂的,一道一道,是时间的刻度。我数了数其中一棵的年轮——当然是凭着想象。我想象它的根在明朝就扎进了这片土,见过穿长衫的读书人,见过战火,见过荒芜,也见过像我这样两手空空、只是来走一走的人。它什么也不说,只是长着。长着,就是它的语言。我从它身上学到一种态度:存在先于本质,长着本身就是对“为什么长着”的全部回答。
人是唯一会问“为什么活着”的生物。柏树不问,它只是活着,把根扎进黑暗,把枝叶伸向光明。人却总是站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审视自己的生命,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审判自己。这种分裂,既是人的荣耀,也是人的痛苦。我们无法像柏树那样浑然一体,我们注定要在追问中度过一生。可追问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找到答案,而在于追问本身让我们从麻木中醒过来。
园子里人不多。一个老人在打太极,动作慢得几乎看不出在动。可他动得那么稳,每一式都像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我看着看着,忽然想到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动与静。我们总以为动是静的否定,可老人让我看见,至动即是至静。他的慢不是停滞,而是一种超越了速度之后的自在。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感受,快得来不及思考,快得把生命过成了一串待办事项。可生命从来不是事项,生命是一个过程。过程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过程的展开本身。
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椅子是木头的,被风雨洗得发白,可坐上去很踏实。我想起那个古老的问题:命运。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自己的天赋,甚至无法选择大部分的遭遇。我们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谁抛来?没有谁。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我们的存在没有预先设定的理由,我们突然就在这里了,赤裸裸的,没有任何担保。这听起来残酷,可残酷的背面是自由——因为没有被规定,所以我们自己规定自己。命运给了你什么,那是第一性的;你拿这些做了什么,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地坛就是一个让人思考自由的地方。它不给你答案,它只是给你一个空间,让你自己向自己发问。园墙是红色的,斑斑驳驳的,有些地方的漆剥落了,露出底下的灰泥。我摸着那墙面,粗糙的,带着时间的温度。它不粉饰自己,不假装永远光鲜。它坦然地老着,坦然地旧着,让你看见它所有的皱纹和伤痕。这让我想到尼采的那句话:成为你自己。成为自己不是成为一个完美的自己,而是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包括所有的裂缝,所有的残缺。一个人如果敢于坦然面对自己的有限性,他就已经超越了有限。
远处传来鸽哨,悠长而空灵,像从另一个时代飘过来。我仰起头,看见鸽子在空中盘旋,一圈一圈,画着无形的圆。它们不急着抵达哪里,只是飞着,享受着飞本身。这让我想起庄子的逍遥游——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能自得其乐。人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总是能选择自己的处境,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经历它。境遇是有限的,姿态是无限的。
太阳渐渐偏西了,光从树叶间漏下来,碎在地上,明明灭灭的。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悖论:我坐在这里想这些事,可这些事在我坐在这里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这里了。我并没有带来什么,我只是发现了什么。地坛一直都在,柏树一直都在,鸽哨一直都在——可它们只对准备好的人显现。就像海德格尔说的,真理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揭示”的。生活中有太多意义,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看。
我起身离开,走到园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地坛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智者,不会因为我来而欣喜,也不会因为我走而失落。它就那样存在着——无目的,无诉求,无意义,可它的无意义恰恰构成了它最高的意义。
走出园门,车流和人声又涌过来。可我感觉到心里有什么东西沉淀下来了——像地坛的柏树,把根往深处扎了一点。明天,后天,也许很久以后,我还会再来。因为人需要不断地回到这样的地方,把自己从“活着”的状态里捞出来,重新想一想:我为什么活着,以及,我要怎样活着。
而地坛从来不回答。它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等你来,等你走,等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至少有一次,做一个安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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