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原创/蓝集明
川南遗民群像：高觐光与彭春午之交谊
引言：辫子、道袍与不奉正朔的人们
民国初建，有几桩逸事流传甚广，至今读来仍令人莞尔，又不禁肃然。
其一，辜鸿铭在北大课堂上拖着一条花白辫子，学生们窃笑不已。老先生慢条斯理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一句话，满座寂然。辜鸿铭何许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九国语言，却偏要在共和时代留辫、纳妾、尊孔，被视为头号怪人。然而他的怪，不是冥顽不灵，而是在全盘西化的大潮中，偏要为中国文化争一席之地。
其二，王国维在清华园任教，脑后也拖着一条辫子。学生劝他剪，他只是摇头。1927年端午前一日，这位一代学术宗师，身着长衫，缓步走入昆明湖，自沉于鱼藻轩前。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一种文化——当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秩序土崩瓦解，读书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便唯有以一死殉之。
其三，陈寅恪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目盲足膑，却在西南边陲的破茅屋中，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他不做官，不参加任何党派，却以毕生的学术坚守，证明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
蜀地另有乔大壮者，亦是近代风骨极具代表性的士人。乔大壮，学贯中西，精于词章、篆刻，执教于多所大学。他并不以前朝遗老自居，却终身以古典文脉为己任，不肯与时俗妥协。时局激荡之下，一九四八年自沉于枫桥。世人常将其与王国维昆明湖之举并论：一为鼎革之初哀礼乐之崩，一为乱世之末痛斯文将坠。二人出处境遇有别，那份读书人不愿随波浮沉的文化认同，却一脉相通。
这些都是名动天下的大人物，他们的故事被反复讲述，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然而，在历史的聚光灯之外，在川南的乡野小镇、县城陋巷之中，还有许许多多不那么出名的小人物，以各自的方式，做着同样的坚守。
他们没有辜鸿铭的名气，没有王国维的学问，没有陈寅恪的思想深度，也没有乔大壮的词翰风流，但他们同样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面临着出处去就的艰难抉择。有人蓄发留辫，有人改穿道袍，有人只书甲子不奉民国正朔，有人挂冠归隐修志教书……姿态各异，而其为文化守夜、为精神留根的初心，则一也。
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川南士人的故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合江举人高觐光，以及他的挚友、泸县弥陀场的彭春午。
将这两位乡野儒者，置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乔大壮所代表的大时代背景下观察，或许能更真切地体会，那一代读书人在乱世浮沉中的坚守与无奈。
鼎革之际的川南遗民谱系
辛亥之变，不独帝都倾覆，郡县以下，凡有科名旧籍之士，莫不面临出处大节的抉择。
川南一带，自清代中叶以来文风渐盛，科举入仕者代不乏人。至宣统退位，民国肇建，这一批旧日士人散处泸、合、荣、富、南溪诸县，或隐或仕，或激进或退守，形成了一个可观的遗民群体。
大略分之，可有三途。
其一，彻底归隐，以衣冠纪年自守。 此辈以弥陀彭德轩（春午）为典型。德轩为清举人，曾任灌县教谕，国变后隐居弥陀场，蓄发不易旧制，记事唯书甲子，坚决不奉民国正朔。高觐光谓之"入山不改汉冠裳"，"记事但书甲子早"。
其二，退而不休，以文化事业自任。 此辈以高觐光、温翰桢（筱泉、陈铸）为代表。觐光字琴生，晚年更字岑荪，合江临江镇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官云南浪穹县知县。辛亥反正，挂冠还乡，不复出仕。然其"隐"，并非绝迹世事，而是将毕生精力转向地方文教。
其三，厕身新政而心存旧统。 此辈如毛焕煊（柄勋），清末任泸州议事会议长，辛亥后出任川南军政府教育部长，继又宦游省外，历任县知事、山东青岛大法官。然其内心深处，仍与前朝旧人声气相通，晚年欲归隐兴隆街"钝园"、镇子上杨家大院而又放不下苍生而出山，与高觐光、苏启元辈时有唱和。
南溪叙府诸贤
叙府（今宜宾）、南溪一带，地处川南要冲，文风素盛，民国初年遗民隐士亦复不少。兹就可考者，逐一笺释如次。
曾继光（1871—1941），字镜秋，四川南溪县城人。光绪十四年（1888）四川乡试解元，光绪十六年（1890）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授广西灵川县知县。为官以清介自励，不贪不贿，后因事罢归。
罢官回南溪后，继光不屑插手地方政事以渔利，以清廷孤臣遗老、清流名士自居，固留长发，号"佗发舟子"。言行怪异，家境越发贫穷，聊以诗文自娱。百姓尊称"解元公"，亦戏称"曾疯子"。民国初年，泸州观察使慕名延请入幕赞襄政事，继光拒不应召。
曾继光乃川南遗民中姿态最为激烈者。其"固留长发"与彭春午"蓄发守衣冠"如出一辙；亦与彭氏"入山不改汉冠裳"异曲同工。二人一居南溪县城，一居泸县弥陀场，相距不过百里，虽未见直接交往记载，然精神气脉实相通贯。继光以进士之身、解元之名，而甘愿穷困守节，其选择较彭春午之举人身份，尤为不易。
若与全国人物相较，曾继光的"佗发舟子"，颇类辜鸿铭的"辫子教授"——都是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外在姿态，昭示内心的文化立场。所不同者，辜鸿铭是在北大讲坛上与新文化运动正面交锋，曾继光是在南溪小城中以怪异行状独善其身；一者名动天下，一者寂寂乡野，而其为文化守节的精神，则无分高下。
（史料出处：民国《南溪县志·人物志》；四川省情网《四川南溪西城曾氏家风故事》黄川模撰）
曾鹤龄（1839—1915），字鸣皋，晚年号"云白子"，南溪县人。光绪举人，曾官户部郎中，在任时对晚清时局发出"安不忘危，外宁内忧"的警示。后获准回乡养亲，弃官归隐，主讲奎峰书院、龙腾书院多年，培养堂弟曾繁昌、堂侄曾继光，以及何棫、钟朝煦、高僖等举人辈出，"故邦人士，沐浴教泽者，多有闻于时"
光绪二十八年（1902），鹤龄年六十三，于县城西郊铁柱山川主庙侧修筑"息园"别墅，携眷入住，自号"云白子"。园中有水池、房舍、竹木，鹤龄自撰《息园记》以志其事，载入民国《南溪县志·舆地》。鹤龄作诗学白居易，骈文学徐陵、庾信，著有《瓣香堂诗集》二卷。民国四年（1915）卒。
曾鹤龄卒于民国四年，入民国不过四载，严格而论不算典型的民国遗民。然其晚年自号"云白子"，筑"息园"以居，取"休息"之意，已有遗世独立之概。其诗中屡咏仙源隐逸、龙腾山胜景，如"偕隐山中有李真，窅然一洞大江滨""荆棘封门怕问津"之句，可见其心境。更重要的是，鹤龄乃曾继光的堂叔，其退隐之风、清流之节，对继光辈当有深远影响。曾氏一门两代举人、进士，而皆以归隐终，可觇川南士风之大概。
（史料出处：民国《南溪县志》；四川省情网《宜宾南溪铁柱山"故事会"》（黄川模撰）
包弼臣（1831—1917），名汝谐，字弼臣，晚年号谷叟，又号笔公，四川南溪人。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举人，晚清四川碑学书法鼻祖，何绍基任四川学政时，赞誉他与罗肃、赵树吉为"叙州三杰"。先后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长达二十余年，清代蜀中唯一状元骆成骧即出其门下。
弼臣七十七岁始告老还乡。民国建立后，不复出仕，居家以书画自娱。民国六年（1917）七月十四日，突发脑溢血卒于家，享年八十七岁。著名书法家赵熙曾专程赴南溪拜访弼臣，未及相见而弼臣已逝，引为憾事。
包弼臣为川南旧学泰斗，辈份甚高，影响至广。其入民国后不过六年即谢世，未及深度参与民国社会的种种变革。然其以耄耋之年，隐居故里，鬻书课徒，不与闻新政，亦不失遗民风概。与彭春午相较：彭氏以激烈姿态守衣冠、书甲子，包氏则以一代宗师之尊，自然退居林下，不待标榜而自高。二人守道之方式不同，而不事新朝则一。高觐光与包弼臣虽无直接交往的明确记载，然觐光总纂《泸县志》，于乡邦文献、先贤事迹必所措意，对包氏之名望学行，遥相致敬。
（史料出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包汝谐》传；四川省情网《南溪三个望族家风故事》）
高侃（1878—1959），号仰之，别号畅通子、龙山樵隐、老朽物等，南溪县城人。清末秀才，有文才，性诙谐，清高自励，一生以教书为业。
高侃四十岁加入南溪同善社，后为"善长"，再升"顶舵"，在社中地位甚高。曾赴江西、广东、广西等省讲善，常往屏山、荣昌、隆昌等地同善社布道。其学讲究静功，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一脉相承。高侃雅好七弦琴，凡弹琴必于月朗星稀之夜，焚檀香，沐浴整冠，修甲端坐而后抚弄，非弟子挚友不得与闻。
高侃代表了川南遗民的另一种类型——不是以衣冠、纪年等外在符号昭示立场，而是以宗教信仰为精神逃薮。同善社为民国初年盛行于四川的民间宗教组织，融合儒释道三教，以静坐修炼、劝善行善为宗旨，对乱世中寻求精神安顿的旧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高侃自号"龙山樵隐"，其"隐"不在山林，而在内心；不在前朝衣冠，而在道门静功。此与彭春午之守衣冠、曾继光之留长发，形式迥异，而同为对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拒斥。高觐光晚年亦好佛道，其诗中时有出世之想，与高侃辈虽未必相识，然精神上或有暗合之处。
若放眼全国，这类以宗教为精神归宿的遗民亦复不少。如李叔同（弘一法师）于民国七年出家为僧，虽其出家因缘复杂，然亦不可谓无时代变局的刺激在其中。高侃的入同善社，与李叔同的出家，程度不同，性质亦异，然其为乱世中寻求精神安顿则一。
（史料出处：抖音百科"高侃"条；同善社文献《南溪高仰之先生事略》）
阚舜臣（1870—1946），名与沣，南溪县城人，祖籍南溪阜鸣阚家桥。幼承家学，好书法绘画。民国初年曾任南溪外东乡团总，遭诬坐牢，出狱后遂不再涉足官场。
民国九年（1920），阚舜臣与县人成立慈善会，自任善长，对孤贫老幼无吃者送粮食，病者送药，死者送棺材，送粮食坚持二十余年。后又承办慈善堂、孤儿院等。
阚舜臣代表了川南士绅的又一种选择——因个人遭遇（遭诬坐牢）而对新政彻底失望，转而投身地方慈善事业。其"隐"不是遗民式的政治不合作，而是对官场黑暗的深恶痛绝。这一类人物在民国川南为数不少，他们不再问政事，但以乡绅身份主持地方公益，客观上延续了传统士绅的社会功能。与彭春午的主动守节不同，阚舜臣是被动退出；与高觐光的以文化自任不同，阚舜臣是以慈善济世。三者路径各别，而皆体现了传统士人在乱世中的担当与退守。
（史料出处：四川省情网《诗书世家：南溪延续明清的阚氏家族》（黄川模撰））
川南其他地区遗民举要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民国后，坚不出仕，隐居荣县，以诗文书画终老，为蜀中"五老七贤"之首。
赵熙与泸州渊源甚深。曾任川南经纬学堂首任监督。朱德驻军泸州时，赵熙曾来游，与朱德、温筱泉、高觐光等有唱和。赵熙对高觐光的道德文章颇为推重，对其总纂《泸县志》的事业亦予肯定。
赵熙乃川南遗民群体的精神领袖，也是全国知名的文化人物。其不仕民国，非激烈对抗，而是以一代名士之尊，自然保持距离，不合作、不抗议、不标榜，如行云流水，自在其间。此与彭春午之激烈、曾继光之怪诞，形成鲜明对照，而同为对旧时代的守望。
赵熙的行迹，颇类同时代的散原老人陈三立。陈三立为晚清维新派人物陈宝箴之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以"罪臣之子"自居，绝意仕进，隐居南京散原精舍，以诗名世，为同光体诗坛领袖。赵熙与陈三立，一蜀一吴，一监察御史一吏部主事，皆为晚清名士，皆于民国后退居不仕，皆以诗书画自遣，皆为一方文坛领袖。二人虽未必相识，然其出处进退、精神境界，实有惊人的相似。
高觐光与赵熙有直接交往，其出处选择、文化立场，当受赵熙影响不小。
朱青长（1861—1947），名策勋，字笃臣，号还斋、天完、天顽，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辛亥革命后，其子朱山被川督胡景伊杀害，青长悲愤不已，遂绝意仕进，闭门讲学，与其门人弟子组创"东华学社"。
朱青长治学驳杂，于诸子百家、治乱学说皆有独到见解，人称"文坛怪杰"。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青长愤而辞职，四处游历，继续其"治乱学说"研究。
朱青长为川南遗民中学术最具个性者。其"天完""天顽"之号，寓有"天之所完""天然顽石"之意，亦含对新朝的不屑。他不是守旧派，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对民国政治的混乱深致不满，以讲学著书立说的方式，保持独立的精神立场。与高觐光相较：高氏以修志存史，朱氏以讲学立说，一者守成，一者开新，然皆以学术文化为安身立命之所。
朱青长的"东华学社"，令人想起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二者都是在乱世中，以讲学为手段，保存文化火种，培养读书种子。朱青长的名气虽远不及章太炎，然其在川南一隅，坚守文化阵地的精神，则与太炎先生遥相呼应。
梁正麟（1869—1951），字叔子，号瑞之，四川长宁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入国子监，外放广西候补知府，历官云南、广西知县、知州、知府。
民国元年（1912）后，梁正麟历任四川军政府参事、广西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四川上川南道道尹、省政府秘书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后归隐，致力于地方文化事业，曾主持修纂《长宁县志》。
梁正麟代表了川南士人中"先仕后隐"的类型。其民国初年出仕新朝，与彭春午、曾继光的不合作态度迥异；然其晚年退而修志，与高觐光的事业路径则颇为相似。由此可见，民国川南士人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而是随时代推移、个人境遇变化而有所调整。梁氏与高觐光同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科名（一拔贡、一举人），又同主一方县志，二人之间当有声气相通之处。
乔大壮——蜀中文士的另一种坚守
乔大壮（1892—1948），名曾劬，字大壮，四川华阳（今成都）人。近代词宗、篆刻巨擘。
大壮早年肄业京师译学馆，通英法文，供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与鲁迅同事多年，交谊甚笃。后历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以词章、篆刻名世。其词出入五代两宋，沉郁顿挫，为近代词坛大家；其篆刻上追秦汉，下挹浙皖，自成面目，与齐白石有"南乔北齐"之誉。
大壮非清室遗民，然身历数十年世局翻覆，目睹传统文化日渐边缘化，始终以词章金石寄托士人志节，不肯俯仰时流。民国三十七年（1948），自沉苏州枫桥，世论以之比于王国维昆明湖之行。
乔大壮虽非川南人，然其为蜀中文士的杰出代表，其精神轨迹与川南一众乡贤实有深层呼应，故附于此，以为参照。
乔大壮与王国维，常被并论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两大自沉事件。然二者又有不同：王国维的自沉，在民国初年，正值鼎革剧变之后，其死有"殉清"的色彩，更有"殉文化"的意味；乔大壮的自沉，在民国末年，历经数十年战乱流离之后，其死更多的是对乱世的绝望，对斯文将坠的痛惜。一为开端，一为末路，前后辉映，构成了近代士人精神史的悲壮两端。
若将乔大壮置于川南遗民群体中观照，则可见出一种有趣的对照：彭春午、曾继光辈，以衣冠、纪年等外在符号守节，是"身隐"；高觐光、赵熙辈，以修志、讲学等文化事业自任，是"心隐"；而乔大壮，则是以词翰金石为寄托，以生命为终极献祭，是"道隐"——以身殉道，以死明志。
三者程度不同，境界各异，而其为文化信念的坚守，则一脉相承。
乔大壮的存在，也为理解高觐光与彭春午的交谊提供了另一重视角。高、彭二人，一修志，一守身，路径不同而精神相通；正如乔大壮与王国维，一词人，一学者，身份有别而终同归于殉道。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读书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心中的文化火种，有的点亮了一方乡邦，有的照亮了整个时代。
高觐光与遗民群体的精神联系
高觐光身处这一群体之中，其位置颇为特殊。
他不是彭春午、曾继光式的激烈守旧者。他接受民国的现实，主持修撰的县志，亦以民国年号纪年，体例上顺应时势。他与朱德、赵又新辈新军人物唱和于东华诗社，并不排斥新政客。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与时俱进"的。
然而，若细究其内心世界，则与彭春午、曾继光辈实有深层的精神共鸣。
其一，出处之际的价值坚守。 辛亥之后，高觐光以云南知县之身，"挂冠还乡"，四字看似平淡，实则蕴含巨大的人生转向。他本可凭借才干与功名，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一如温筱泉、梁正麟之所为。然而他选择了退，选择了教育与修志。这一选择，与彭春午的"入山不改汉冠裳"，形式不同，内核则一：都是对一个时代终结的确认，都有不愿在新体制中屈身求荣的士人风骨。
若将视野放大到全国，高觐光的"挂冠还乡"，与陈三立的"散原精舍"、与乔大壮的"以词翰自终"，其实属于同一类型——都是晚清士人，入民国后退居不仕，以文化艺术自遣，在乱世中保持读书人的尊严。高觐光的名气虽不及这些人物，其精神境界则并无二致。
其二，以文化保存替代政治抗争。 彭春午以衣冠、纪年为符号，维系旧时代的尊严；曾继光以长发、怪行昭示不合作立场；高觐光则以修志、掌教为事业，保存地方文脉。一者守身，一者守文，路径有别，而忧患之心则同。他们都看到了礼崩乐坏的危局，都感受到了传统秩序瓦解的阵痛，只是应对方式不同：彭德轩选择以个人节操对抗时流，曾继光选择以怪异姿态惊世骇俗，高觐光选择以文化薪传延续命脉。
这一点，高觐光与陈寅恪颇有暗合之处。陈寅恪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目盲足膑，仍坚持著述不辍，其《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表面是学术研究，实则是为中国文化招魂。高觐光总纂《泸县志》《合江县志》，留下《茈湖余碧录》规模虽小，意义则同——都是以学术文化的方式，在乱世中守护文明的火种。
其三，诗酒唱和中的身份认同。 东华诗社、橘隐诗会、尊酒之集，表面看是文人雅事，实则是一个遗民群体的精神家园。这种诗酒唱和的遗民传统，由来尚矣。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辈，或隐居著书，或结社唱和，以诗文寄托故国之思。民国初年的川南遗民，虽规模、影响远不及明末遗民，然其心境、其方式，实有一脉相承之处。在这些雅集中，高觐光与温筱泉、罗小吟、曹献之、苏启元辈，以诗文互勉，以典故通心，共同维系着一个正在消逝的文化世界。他们的唱和之中，常有禾黍之悲、沧桑之感，只是措辞含蓄，寄托遥深，不细读不易察觉。
其四，与南溪诸贤的精神呼应。 高觐光与南溪曾继光、包弼臣、高侃辈，未见直接交往的明确记载，然其精神气脉实相通贯。曾继光的"佗发舟子"与彭春午的"不改汉冠裳"，同属以身体符号守节；高侃的"龙山樵隐"与高觐光的"钝园"退居，同属以内心超越现实；包弼臣的以书法名世、不与闻新政，与高觐光的以修志存史、不涉足军政，同属以文化事业自任。川南一地，方圆不过数百里，而遗民隐士如此之多，姿态各异而精神相通，可见传统士人在时代转型中的集体困境与多元选择。
高觐光与彭春午的交谊
高觐光与彭德轩（春午）之交，可考者不多。而仅存的几首唱酬之作，已足以想见二人相知之深。
同是前清举人，同是鼎革后退居乡野，年龄、经历相仿，志趣相投。这样的两个人，初识于九条龙汹涌的岸边。彭春午居弥陀场，高觐光老家在神臂城临江镇，晚年亦尝卜居弥陀镇子上杨家大院，两地相近，往来便当。后高觐光多次主动造访。在乱世之中结为知己。高觐光写有《彭春午传》“清泸州崇义乡人，名燨。父云璈。幼过继父云裳为嗣。光绪乙亥恩科中式。举于乡。工书画。敦品励操。未尝一干仕路。乡里高其行谊。政变后，犹蓄发，著清衣魅。谈及清社，辄唏嘘不能置。野史氏曰：今世以革命得海内，中国人士，多从之。如先生者，人以为不达时变矣。然一登士籍，即恋恋故国。亦忠义士哉”
高觐光《茈湖余碧绿泸》收录的《寿彭春午八十清举人国变后犹蓄发》（七律二首）、《彭德轩乡先生行乐图赞》《挽彭春午》，是复盘二人交往的重要文献。
《寿彭春午八十清举人国变后犹蓄发》书影
《寿彭春午八十清举人国变后犹蓄发》诗中"旧德尚贤古老彭，二难人竞说元方"，称彭氏家风醇厚，子弟皆贤；"孝廉船在犹前日，隐逸花开晚暧霜"，以孝廉之舟喻其科名旧事，以隐逸之花状其晚年风操。最可注意者，是"记事但书甲子早，入山不改汉冠裳"一联。此十字不独写彭春午，亦隐隐透出高觐光本人的价值取向。他未必如彭氏那般极端，然内心深处，对这种守道不移的精神，显然深怀敬意。
"文场百战不胜知己感，第一题名国士期"，二人同历科场旧梦；"衰年乡社俱扶杖，胜代耆英共采芝"，同代老人在乱世中精神相濡以沫。"起看沧岩云物好，寿人歌曲寄相思"，情意深长。
《彭德轩乡先生行乐图赞》字字珠玑，亦字字玄机。
其跋文：
彭氏世有闻人，而人皆多先生之拘。然尝闻先生，如深山大泽，蚌潜而豹隐，奇伟人也。既见于泷，则青天白日，云行而风鬯，温温然君子也。又其后，庭谒先生，益窥其底蕴，亲炙其言论，则多本于道德，无富贵利达之见。倘所谓乐天知命者欤？
其赞词：
忧也不可以养心，惧也不可以怡神。狗苟蝇营，不可以全真。呜呼先生，凝然而贞，泰然而明，殆绝夫俗而不戾乎人情。
（释文：彭氏一族世代贤达辈出，然乡里世人多谓彭德轩先生性情拘谨内敛。余早年听闻先生品概，以为其人宛若深山大泽，藏器于身、潜德不彰，是内蕴深厚、才识卓异的隐逸高士。待余于泸、合交界之泷地亲见先生，方睹其心胸坦荡磊落，气度温润舒和，如云行长空、风畅四野，是谦和端方、涵养纯粹的有德君子。此后，余屡次登门拜谒，亲承教诲、深察心性，知晓先生立身行世皆以道德为根本，全无追逐富贵、营求仕途的功利之心。此殆古人所谓乐天知命、安守本心之君子风范。赞辞有言：忧患不足以涵养本心，惊惧不足以怡悦精神；世俗蝇营狗苟之钻营，不足以保全人本真之天性。可敬先生，心性沉静坚贞、操守恒正不移，心境安泰澄澈、识度通透豁朗；超然脱离世俗功利之弊，却不悖世间温厚人情。）
赞文可考二人关系：
高觐光早年久闻彭德轩清名，将其视作藏德于乡、韬光守道的隐逸高士；二人初晤于泸合交界之泷地，高觐光亲见其温润坦荡的君子气度，彻底破除世俗对其“拘谨”的浅层偏见；此后，高觐光屡次登门庭谒，往复论道、亲受教化，洞悉彭德轩乐天知命、守道全真的立身本心，遂为其行乐图撰文题赞，以文字定格乡贤风骨、传承川南乡土儒风。
《彭德轩乡先生行乐图赞》的文化含量笺注
《彭德轩先生行乐图》（AI生成）
《彭德轩先生行乐图赞》书影
行乐图
行乐图，明清至民国时期文人盛行绘制的私家生活行乐小像。属肖像绘画体裁。画面多描摹士人闲居自适、修身隐逸的生活场景，寄托文人精神志趣，品性风骨。历经数百年发展，行乐图逐步分化为宫廷帝王游乐、文人雅集酬唱、乡土乡贤隐逸三大品类。
其中，乡土隐逸类行乐图最具地域文人特质，画作摒弃宫廷官式的威仪形制与富丽画风，以简淡清幽的笔墨刻画乡贤居乡避俗、淡然守道的处世状态，并配套文人题赞、题跋，形成“图绘形貌、文赞德行”的经典艺文结构，核心主旨在于褒扬人物脱俗守真、淡泊功名的君子品格。
民国时期，川南泸县、合江一带乡贤。以本土江滩、山林、村居为取景基底，画风质朴清雅；本地文士常为之题写像赞，记录乡贤隐德、交游轨迹与修身理念，相关文本多收录于地方方志、家族谱牒与乡土诗文集之中。
赞（画赞、相赞、题赞）
“赞”，为古典独立文体，专附于人物画像、肖像之后，以韵文兼散语评述人物品行、心性与气度，是明清至民国士人肖像画的配套经典题咏文体。该文体鼎盛于明清，沿用至民国，专为隐逸乡贤、闲居名士立传题评，区别于官方碑传文，不侧重功名履历的记述，唯以褒扬修身守道、恬淡自持、存真守性的内在品格为核心。
《彭德轩乡先生行乐图赞》核心词句笺注
世有闻人
氏家族文脉绵延历代皆有名望卓著、品行端方的贤达士人，家风为彭德轩修身立德、涵养品性奠定了深厚的文脉根基。
拘：谓性情拘谨内敛、立身不苟世俗、行事不事张扬。此为乡里俗人对彭德轩的浅层刻板印象，这是高觐光为后文破除世俗偏见，重塑彭亭午君子形象做铺垫。
深山大泽、蚌潜而豹隐
深山大泽：代指幽深辽阔、远离尘嚣的山川湖泽，喻指贤才隐士潜藏栖居、蓄德守身的修身之地，与喧嚣功利的市井仕途形成鲜明对照。
“蚌潜”，语出《淮南子·说山训》《文心雕龙·隐秀》。以深渊河蚌静默潜藏、潜心孕育明珠的自然特性，喻指君子韬光养晦、静修本心、内藏德才、不炫锋芒。
“豹隐”，典出汉·刘向《列女传·贤明传·陶答子妻》。典故本义为南山玄豹逢雾雨连日蛰伏不食，潜心滋养皮毛、成就文采，隐匿身形以避世间祸患。后世固化为固定文学意象，专指贤者隐居乡野、洁身远害、蓄德成才、不逐世俗功名。
“蚌潜而豹隐”合用，精准界定彭德轩“隐而不废、静而有为”的乡贤特质，将其与消极避世、孤僻离世的隐者区分开来，凸显其藏才守道、温润自持的君子底色。
既见于泷（lóng）：
“泷”，特指四川泸县、合江交界的长江险滩江段，为泸、合地域标志性地理符号。此句点明作者与彭德轩初次实地晤面的具体地点在灌口、九条龙河边。
青天白日、云行而风鬯（chàng）
“青天白日”状写先生心胸坦荡、品行光明磊落，无私心杂念、世俗鄙陋；“云行风鬯”比喻先生气度舒朗从容、性情温润通透，立身行事豁达有度。鬯，通“畅”，意为和畅舒展。
温温然君子也：
温温，古典儒学评价德行的专用形容词，指谦和敦厚、温润有度、儒雅端方的品性样貌。此句概括彭德轩学识涵养深厚、品行端正纯粹、待人宽厚温和的君子气质。
庭谒：
古代后学拜见尊长的正式礼节，特指登门拜谒贤者私宅厅堂。高觐光由偶然初见，转为主动“趋庭”求教、深度私交。
益窥其底蕴，亲炙其言论
底蕴，指人物内在的学识积淀、道德修养与精神格局；亲炙，本义为亲身蒙受贤者熏陶教化，文中特指当面聆听彭德轩言论教诲、亲受其德行滋养。二人交往频次渐密，相知渐深。故作者得以深度洞察彭亭午立身之本与处世之心。
全真
坚守本心、守真不伪。保全人与生俱来的心性，不被世俗功利、浮躁风气、钻营习气所侵染，
凝然而贞、泰然而明：
“凝然而贞”，谓其心性沉静内敛、操守坚贞不移，立身守道、矢志不渝；“泰然而明”，谓其心境安泰豁达、神智澄澈光明。
殆绝夫俗而不戾乎人情：
断绝、舍离钻营的习气，超脱世俗功利；戾，意为违背、背离。彭德轩超脱世俗功名的桎梏，却不孤傲冷僻、疏离世人，始终保有乡土温厚人情，达成“出世而不弃世、脱俗而不悖人”的至高君子境界。
《赞》破除世人对彭德轩“性情拘谨”的偏见，将其定性为藏德蓄才的隐逸高士；再以作者亲身见闻、实地观感，具象化其温润磊落的君子气度，完成从“传闻印象”到“实景认知”的认知升级。
王国维挽沈曾植的联语："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高觐光与彭春午的交谊，虽不及王、沈之盛大，然知己相惜之情，则无分大小。又令人想起乔大壮挽友人之词，沉郁悲凉，一往情深，那种乱世中知己凋零的怆痛，古今同慨。
彭春午谢世之后，高觐光写《挽彭春午》 七律二首：
年來耆舊半凋亡。死到先生更可傷。
一世清貧甘自守。獨行志傅費評量。
記曾禾黍悲周室。猶撫冬青哭宋王。
老淚無多欲瀉盡。西風遙遙霧蒼茫。
風雨時從隱廬歷。便尋道迹問樵夫。
人騎鶴去邱山寂。水落江空岸石孤。
萬卷詩書傳死後。半山松竹滿庭隅。
老瀘城外蕭蕭月。照得修文地下無。
诗中写到：前朝故友大半都已先后离世，先生一辈子独自坚守心中志向，风骨厚重深远，难以轻易品评。当年西周覆灭，周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故国宫殿长满禾黍，心生故国之悲；辛亥反正，清亡，彭春午始终心怀故国之怅。南宋覆灭之后，遗民常栽种冬青树寄托哀思，冬青成了故国气节永存的意象；彭春午终生眷恋前朝、心怀旧朝覆灭的隐痛， “国变后犹蓄发、不改冠裳” 。如今先生撒手人寰，高觐光老泪纵横下。长空西风漫漫、迷雾苍茫，天地间一片萧瑟凄惘。
先生晚年隐居的乡间庐院还在。故人逝去，乡野只有落寞。江岸空寂，岸石孤峭，物是人非。如今若再想去寻访先生踪迹，只能向山间樵夫问询。“萬卷詩書傳死後。半山松竹滿庭隅。老瀘城外蕭蕭月。照得修文地下無。”半山松竹依旧繁茂苍翠，泸州城外冷月凄清。
《寿彭春午八十清举人国变后犹蓄发》与《挽彭春午》前后呼应，完整串联起彭春午一生始末。寿诗写其耄年康健、蓄辫守志、造福乡土；挽诗写其寿终离世，哀挽那份乱世里坚守一生的遗民风骨。
彭氏的离世，也意味着那一代人正在陆续凋零，高觐光自己，也已步入风烛残年。"衰年乡社俱扶杖"，一语成谶；而"胜代耆英共采芝"的图景，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可以想见，高觐光下笔为文之时，所哀悼的恐怕不只是彭春午一人，更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落幕——那些共同经历过的科场岁月、那些共同坚守过的文化信念、那些在乱世中彼此取暖的故人情谊。
彭春午之死，对高觐光而言，不啻为一面镜子。他从彭氏的一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如果当年选择更彻底的归隐，是否也会如彭氏一般，以一身之微，守道至终？
余论
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场。有人激进，有人保守；有人西化，有人复古；有人投身革命，有人隐居守节。林林总总，莫衷一是。
在那喧哗的时代，辜鸿铭拖着辫子讲英文，王国维拖着辫子做学问，陈寅恪拄着拐杖写史传，乔大壮握着刻刀填新词，赵熙摇着羽毛扇写诗，彭春午留着头发过日子，高觐光握着笔修志……这些人，身份不同，地位不同，选择不同，却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底色。
他们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没有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些在时代边缘默默守道的人，维系着文化的命脉，使得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在翻天覆地的变局之中，不至于彻底断裂，不至于荡然无存。
远至省城乔大壮，以词翰节操终其身，自沉枫桥，为一代斯文留下悲壮注脚；近到荣县赵熙，终老林泉、以诗文教化一方；落到泸南来龙山乡野，则有高觐光、彭春午一辈，于州县之间守其所学。舞台大小不同，心中那份文化自持并无高下。
川南一隅的彭春午与高觐光，放在全国的视野下，或许只是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将他们置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乔大壮所代表的大传统中观察，便会发现，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无奈，他们的知己之情，与那些大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守夜人，都是在乱世中守护精神家园的读书人。
读高觐光寿彭春午之诗，不独可见二人交谊，更可窥见一代士人的精神世界。将彭春午置于川南遗民群体的谱系之中，与南溪曾继光、包弼臣、高侃，与荣县赵熙，与江安朱青长，与长宁梁正麟相互参证，今天再将这一群体置于全国遗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上溯辜鸿铭、王国维，下及乔大壮，方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一代人的处境与心境，也方能更真切地体会高觐光与彭春午之间，那份知己相惜的深厚情谊。
说明：本文人物笺释均以民国《南溪县志》《泸县志》及四川省情网、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等权威文献为依据，力求言必有征。本文书影选自高觐光《茈湖余碧录》。
2026.8.12于庆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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