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中在石人中学当老师，他起个大早，坐了几十里的火车，赶到县城看我。他只有四十四岁，额头上却嵌下了深深的皱纹，那是坎坷和不幸的烙印，两只眼睛有些呆滞，说话声音很低，像似有点胆怯。我从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了鲁迅笔下的人物孔乙己的影子，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悲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才中时他给我的印象。

    3月19日，王才中给我写来了一封多达五页的长信，像缠绵的情书，满纸渗透出真诚，把我引为知己。他向我简要叙述了自己二十年来坎坷的经历，虽遭磨难却无怨无悔，向我倾诉了和我建立友谊的渴望心情，心扉洞开。我随即给他回了信。

    4月17日，他又给我写信，坦露自己的心迹：“二十年来，我在思想改造方面的确下了巨大功夫，经过痛苦磨炼，我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教导，在思想感情上完成了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化。现在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的心是向着无产阶级的，我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今后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断克服身上的弱点和缺点，我发誓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王才中那一颗赤诚的心，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我在见到王才中之前，就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轶闻趣事。

    1977年春天，我和学员在田间劳动。休息时，大家围成圈儿，坐在地上，你一言，我一语，讲着“民间故事”。有一回，一位学员就讲到了王才中。他绘声绘色地说，王才中结婚之前，特地请一位同事陪他去配种站“参观取经”。

    “哈哈哈……”，田野里旋起一阵舒心的狂笑，放肆的笑声混合着暖洋洋的阳光，使人舒筋活血般地畅快。

    我听着这个“故事”，心里很不是滋味，读书把人读蠢了，也不至于蠢到这个份上，分明是在埋汰“臭老九”！

    还有一回，一位学员说：王才中买了辆新自行车，老师经常向他借，他抹不开面子，不好拒绝。弄到后来，许多学生都向他借，他的车成了公车。王才中一气之下，索性把自行车吊到房梁上，谁也甭骑了。关于他的传说还有很多，大多是往他的头上泼污水。

这些“民间故事”真伪如何，我无从考证。但自那以后，我却产生了想见见王才中的念头，因为他还是我的老校友呢。

    王才中是安徽阜阳人，生于1934年12月，土改时家庭划成地主成份。1953年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上北大历史系。在大学五年，除了学习专业课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1958年春，在知识分子交心运动中，王才中彻底交待了自己的思想，受到几次严肃批判，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革新洗面。

    1958年大学毕业，王才中先是被分配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后来市教育局重新分配，就被分到呼兰县来了。在呼兰师范学校教了三年书，1961年9月，被下放到二八公社中学，1965年1月，又从二八公社中学转到石人公社中学。“文革”开始后，他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完全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社员了，他不再想当教员的事了。经过两年劳动，各种各样农活他都干了，基本上变成一个合格的农民。这时候，王才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反而变得轻松了。他从北京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到县城再到公社，最后到生产队当了农民，他已经一竿子插到底，降到社会的最底层了，没法再降了。伴随着这步步的下降，不仅仅是筋骨的磨炼，更是思想上的痛苦的磨难，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身上所固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弱点都得到冲涮，我的灵魂受到彻底洗涤。”他的灵魂真的得到安宁了吗？他说：“突然，公社党委把我抽回教师队伍，这是我事先根本不敢想的事。回到教师队伍后，我的心情非常愉快，干劲很足。”

    1975年秋天，县教育局在二八公社黄土山抗大战校召开教育反回潮现场会，我当时担任许堡中学校长，也参加了会议。一天晚上，教育局长听取各校校长汇报情况，石人中学的校长汇报了王才中的所谓错误言论，王才中说学生参加劳动太多，降低了教学质量，学生中存在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学生劳动过多，我也深有体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春天要参加春播，夏天要参加麦收和夏锄，秋天要参加秋收，平时还有临时任务。王才中本来反映了事实真相，却成了全县教育反回潮的典型，在大会上指名批评了他。

    原来王才中把语文组的组长当作“知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倾吐对教育的一些看法，不免发点牢骚。可是，那位“知音”却把信交给了公社文教组的领导，于是，王才中就成了教育反回潮的靶子。王才中虽经过了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改造，他的灵魂不死啊！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了落实。有一天，王才中来找我，他想调进县城工作。当天晚上，我陪他到教育科长高文举家，向他说明了来意。高科长很热情，说可以考虑。不久，王才中就调到县五七大学任教，全家搬进了县城，他的眼里洋溢着喜悦、希望。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才中乐颠颠地跑来向我报喜：他调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教师了。他也终于弄明白了：这二十多年走了一个大弯路，除了家庭成份不好，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他是三青团员。一个地主成份，一个三青团员，注定了今生要改造一辈子思想，而且注定了永远也改造不好。

    1949年，王才中的家乡解放那一年，他才十五岁，他压根儿就没有加入三青团，而是当地的三青团组织内定他为发展对象，他稀里糊涂地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吃了不少的苦头。历史无情却有情，现在他又返回了省城，画了个人生的圆圈，只是“无情白发催寒暑”了。

    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周六晚上他总是跑到我家，叨叨个没完，喜形于色，他不无感激地说：“邓小平同志真够关心知识分子的，又给抬高地位，又给涨工资，和工人、农民比较，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不低了。”多么可爱，一种真诚的可爱！反映了那时刚刚获得新生的知识分子的感激心情和真实心态。

可是，后来我见到王才中时，他增添了些许惆怅。他说，他的副高职短期内难以解决，家属也就很难进省城。他的专业毕竟荒废了20多年，怎么能够竞争过对手呢！呼兰师范专科学校（原为呼兰师范学校）有意让他去任教，他又不愿意回去。

    王才中决意要调回安徽老家去工作。那里有他的乡亲、乡音、乡情，还有童年温馨的梦。可是，他的爱人、孩子又不大同意。他还是执意地走了，去到阜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他是学历史的，他相信那里有他的用武之地。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王才中回到了自己的母校，5月4日那天，王才中作为他们班的唯一一名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百年庆典大会，聆听了中央首长的报告，他的高兴劲儿就甭说了。他们班人才济济，有的是高官，有的是将军，有的是专家学者，为什么独让王才中享此殊荣呢？也许是对他二十年身处逆境的一种回报吧！

    王才中的同班同学、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饶良伦参加完北大百年校庆后，特地对我说：“王才中还打听你呢，他让我向你问好！”我的这位老校友还惦记着我呢！

    2008年5月4日，我去北京参加北大110周年校庆，特地向杨立文老师打听王才中的情况，很凑巧，王才中正是杨立文老师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王才中已经去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老校友已经走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王才中有二男一女，长得白净、水灵，个头像他们的爸爸，也是高个子。我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见的他们。王才中的爱人名叫裴香兰，是呼兰人，小学教师，跟着王才中几十年风风雨雨，吃了不少的苦。

    这些年，我的心底总有一个人的影像在活动，想起在呼兰的那些日子。王才中从安徽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呼兰，从呼兰到公社；又从公社到呼兰，从呼兰再到哈尔滨，最后从哈尔滨回到安徽阜阳他的老家。那里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他用几十年的时间，画了一个人生的圈。

     王才中这个人，他已经走了。

                          2010年2月2日

未庄子，笔名，原名王青苏，江苏省沭阳县人，生于1942年。1956年初转学到北京百万庄展览路一小读五年级，1963年从北京第110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68年12月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3065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3月再分配到呼兰县许堡公社中学任教，后担任副校长。1976年4月调到呼兰县委党校任教，后担任副校长。1987年1月调到哈尔滨市委党校，教党建，教授。2002年退休。爱好文学，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200多篇（首）。2022年出版了散文集《我思我行》，回顾人生历程。2026年6月，将一生所写的主要新诗汇集成册，出版诗集《我抒我情》，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