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个社会管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但生活日用品和食品仍然比较匮乏，所以催生了钓鱼和打猎热。尤其是在产业工人队伍里，钓鱼和打猎多多少少能缓解一些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问题。为改善营养结构，我也加入了打猎队伍，但是要想进入这个队伍，首先要解决枪的问题。于是我找朋友借了一支土枪，依葫芦画瓢也仿造了两支，其中的一支送给了朋友王汝明。接下来就是寻找火药和散弹，包括底火，然后就是验枪试枪。

       搞定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王汝明持枪来到郊区的苗湾村附近的沟里。我们分别站在沟两旁，走出不到200米，沟底突然窜出一只兔子，我们举枪便射。砰的一声，兔子应声倒地。兔子大约有三四斤重，我们欣喜若狂，当机决定打道回府，到王汝明家美餐一顿。旗开得胜！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不久之后，我们就感到了自己的装备太落后，决定造一支现代化的打子弹的单管猎枪。

       我们通过关系买到了厚壁钢管，又找来了一套猎枪图纸。我干过车工，技术还不错，所以枪管不成问题，但是缺乏钳工技术，因此枪机部分是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我竟然把所有的零、部件都用手工做出来了。枪的最后装配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李明书老哥帮助完成的，我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打猎组成员。直到1994年，猎枪被政府认定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收缴，致使狩猎队解散为止，在其间的八九年时间里，每到秋末我们就聚拢起来，各显神通地去找上山拉煤的顺风车，利用周末乘车上山打猎。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边的山西和西边的三门峡周边地区，哪怕是刮风下雪，只要有机会绝不放过，因为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精力充沛，周末又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没有比打兔子和打野鸡更刺激的事了。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面对热气腾腾的一锅肉那兴奋的样子时，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可能是我当过兵的缘故，我的枪法算是不错的。记得有一次，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我用54发子弹，打了26只兔子和6只野鸡，我们一行六人打的猎物把煤车上的煤盖的严严实实。曾经有一两年，因为打的猎物太多，让大家共同分享的时候，父母兄弟包括邻居、朋友们都感到兔子肉都有些吃腻了。

       其实打猎除了开心之外，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一套行头就有十几斤重；打到猎物后起先是背到身上，背袋满了之后还要不停的送到营地，每天来回奔跑差不多有20多公里，体力消耗非常的大。通常是饥了吃块儿干粮，渴了就喝口水，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饥渴，一门心事地在寻找猎物。为此，我们曾经夜半住过车马店和山神庙里，为了取暖，就把麦秸或稻草盖在身上过夜，极渴时喝过从煤矿里排出的褐色的水是常有的事儿。最难忍的是，天寒地冻的夜里，顶着风雪蜷缩在在颠簸的卡车后面的煤堆上，一躺就是八九个小时，冻得手脚都失去了知觉却又无怨无悔。

       我们的队长叫冯富云，他为人宽厚热情，很有亲和力，特别善于与外人沟通。他坚持对猎物实行平均分配制度，每次出行，不管你打了多少件猎物或者一个没打着，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一行人多少年来一直都友好相处，彼此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除此之外，那些年打猎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甚至十分搞笑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我们正在麦田围猎一只兔子，突然遇到一支吹吹打打的结婚队伍。当地人把结婚当日遇到猎人是大吉大利，于是非要求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并且接受他们的宴请。结果是个个喝得东倒西歪，不但没打成兔子，还差点误了返回的汽车。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在嵩县德亭乡，遇到山坳里的一家人——全家五口，住着三间茅屋，家里没有一张床，全睡在地上细碎的茅草上，而且只有两床破烂的棉被。起初我以为那是他们看守山林用的临时住所，细问才知道这就是他们常年居住的“家”。四五十年过去了，那三间简陋的茅草房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切感受到当时的一些山民，日子是多么穷困艰辛，而不是像以前想象的那样洒脱自在，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