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大荒后，才知道什么叫寒冷！如果没有到农场第一天领的那几大件皮毛“装备”，怕是要冻死好几回了。

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叫北大荒？有文化的老兵说，就是“北”国高寒，“大”片沃野，“荒”无人烟。北大荒也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在这个年代的别称。

       关于寒冷的话题，是北大荒人的自豪，也是北大荒人的梦魇。

       我刚到连队时，蒋班长特意嘱咐：千万不能用湿手去摸房门上的金属把手！我心存疑虑，偷偷地用指尖试试，那门上的铁把手黏黏的，指尖一小块皮差点就给粘下来。为此事，就该给蒋班长磕个响头。

        据说有老兵恶作剧，蒙新兵，说北大荒的冬天里，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变成甜的，跟抹上糖精一样甜。有新兵缺心眼，又好奇心重，训练时用舌尖偷偷舔枪栓，结果一下子就给粘瓷实了，只能咧着大嘴叫唤。

        滴水成冰，在北大荒不是形容词。连队里流行一句话：“撒尿带棍儿，拉屎带锯儿。”想想，很恐怖。看看厕所里那一座座朝天锥一般的尿塔，就知道撒尿也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

巴彦这地方，是个风口，在漫长冬季里，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是常态，零下四十度也不罕见。北风呼啸着，吹在脸上像小刀凌迟一般，空气变的黏稠，吸进鼻腔后也有一种丝丝拉拉的痛楚。多数情况下，猫在屋里不出门，是最好的选择。

但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不能闲着，要尝试各种困难的磨炼。寒风料峭，连队派我们四个知青去煤矿拉煤。

       巴彦车站上行几十公里，有个叫大杨树的车站，那地方有个煤矿，方圆百里用煤都去那儿买。我们四个知青出发前，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皮帽子上的护鼻扣的严严实实，戴上两层厚厚的口罩，脚底下套两双袜子然后再穿大头鞋，皮大衣裹在身上，腰里还勒着根绳子，可谓是全副武装。

解放牌卡车在冻土路上颠簸前行，我们四个人分坐在车厢两侧，背靠厢板，相互之间用脚抵住，免得被颠翻在车厢里。大约车行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大杨树煤矿，卡车停在高高的煤堆旁边。

我们的两条腿早已冻得僵直，根本就下不了车。大家就在车厢里打滚，用脚相互蹬踹，腿上的知觉一点点恢复。半晌，才感觉又活了回来。

       用四把铁锨装满一车四吨煤块，是个力气活儿，但劳动是抵御寒冷的唯一办法。我们谁都不愿意偷懒，但见四把铁锨上下翻飞，一车煤渐渐装满。我们四个人，心跳在加速，血液在奔流，头顶开始蒸腾出热气，嘴上戴着的两层口罩，外面一层结冰后冻得邦邦硬，而里面一层已经潮湿柔软起来。

      很幸运的是，大杨树煤矿离铁路不远。我们赶上一趟下行的客车，舒舒服服地坐回巴彦。那时坐嫩林线上的火车，只要说是铁道兵的，可以不用买票。

      我把去大杨树煤矿拉煤的过程，详细地描绘在家信里，本意是报告一下北大荒的真实生活，不想却把妈妈吓坏了。她立即给北京的大舅写信，请他买一双毡靴寄给我。大舅跑遍京城大街小巷，最后还真在天桥买到一双厚厚的、高腰到膝盖的毡靴。包了一个大包裹，寄到巴彦的连队。

      待我拆开包裹，把一屋子知青羡慕的不得了，大家挨着个地试穿了一遍，都说站在雪地里肯定暖和，但走路肯定费劲。这一说，把我满心的欢喜都一风吹走了。过去总说东北三样宝——人参、貂皮、靰鞡草。这个靰鞡草就是垫在毡靴里的，特别柔软保温。一是靰鞡草什么样，大家都没见过；二是我们干活要跑前跑后，穿这个毡靴显得累赘。于是，这双满带亲情的毡靴就被束之高阁了。

       相比起拉煤的艰辛，去林子里伐木，是件比较浪漫的工作。我们取暖烧的木柴——这里叫柈子，需要自己去林子里采伐。

      依然是四个知青一组，在连队牵上一匹马，套上爬犁，沿着雪道一路向北。这时候，谁也不愿意坐在那爬犁上，都嫌冷，自己迈开两腿，蹚着厚厚的积雪，别有一番情趣。走上一个多小时，就看见大片的白桦林了。

       桦木不成材，一般都是伐了当柴烧。但高高耸立的白桦树总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味道，白桦树干上有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眼睛，在雪地里显得风情万种。伐木的快乐，给人留下深深记忆。

我们一般选择道路附近的、大约有碗口粗细的白桦树采伐，这样便于装运到爬犁上。

      四个人有分工，其中俩人手持一把“大肚子”锯，贴着树根一通狂锯。另外俩人手持板斧，在一旁候着。冬季里的白桦树，木质脆，很容易锯，三下五除二就放倒一棵。然后，手持板斧的两人抡起斧子，高高举起，用力砍下，把树干上的枝枝杈杈都砍去，只留下一根光光溜溜的白桦树干。

中午，大伙把砍下的白桦树枝收集起来，点燃一堆篝火，把从食堂带来的馒头架在火上烤（外出干活儿的人才有资格吃馒头，在家只能吃高粱米饭）。渴了，就去积雪厚的地方，从里面掏出一把塞进嘴里。

       篝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燃声，烤焦的馒头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气。大家隔着火苗相互望着，天南海北地神侃，不知是像《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还是更像奶头山下来的众土匪。

歇够了。我们撮起身后的雪，把尚未燃尽的篝火砸灭。把一根根白桦树干码放在爬犁上，牵着马，打道回府。

      回到连队后，一不做二不休，趁势把白桦树干锯成一尺半长短的木段，然后一斧子劈成两半，两斧子劈成四瓣。这就是柈子。在墙根底下码放整齐，冻上两天，水分全无，正好烧炕。

在白桦林中伐木，踩着厚厚的积雪在树丛中走来走去，有一种诗的意境。寂静的林海，没有飞鸟，没有走兽，只有白桦树干上一只只眼睛注视前方。看不到危险，也感觉不到伤害。

       同样的环境，由于下雪而变得恐怖无比。那是连队安排的一次拉练，偏偏挑了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们知青排的人也都扛着枪，走在连队的末尾，无形中成了收容队。

       拉练的队伍在荒野里七拐八绕，一头扎进了茂密的白桦林。这时候，雪已经越下越大，每一片雪花都像鹅毛一般飘洒而来，密集且急速，无声无息却显得沉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两米之外几乎看不到人影，一步跟不上，就可能找不到队伍了。而在这个昏天暗地的密林中，根本无法辨别方向，甚至找不到路径。不得已，我们一路走，一路和前后的弟兄保持语音联络，不是骂一声天，就是骂一声地，要不然就假装嗓子眼里塞了鸡毛，一路上咳嗽不停。一旦听不到回音，心里就紧张的“咚咚”打鼓。几个小时的雪地急行军，我们居然没有掉队，都全须儿全尾儿地走了回来。

       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最恐怖的一天还是不期而至。

那天在回营房的路上，缘于小哥们儿之间玩闹，不慎让寒风吹到了耳朵，开始还不以为意，但进屋后仅片刻，右侧耳朵剧烈疼痛起来，引来同屋知青一片惊呼。我拿起小镜子照照，这只耳朵竟然肿涨的如茄子，耳垂不仅肥大而且晶莹透亮。我的心“忽”的一下子沉如万丈深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陪我匆匆跑去营部，找卫生所的军医求救。军医检查后怒斥道：“严重冻伤，真是瞎胡闹！”

我胆战心惊，嗫嚅地问：“耳朵会掉吗？”

       军医说：“保不齐，看你注意不注意了。”说罢，上药，又用纱布把脑袋中间包了一个严严实实。

       在屋里养伤多日。无聊时，我闭目暗想，一个人一边有耳朵，一边没耳朵，该是个什么样子？走路会跑偏吗？越想越害怕——接受再教育还没多大长进，耳朵先少一只！

       忧心忡忡地过了些日子，再去营部找军医换药时，发现耳朵水肿已消，但整个耳廓都是黑的。又过了一些日子，黑痂慢慢剥落，一个鲜嫩的耳朵破茧而出。

       事后，我问军医：“为什么就一只耳朵冻了，另一只却没事儿？军医说：“刮西北风，这边迎风，当然就冻这只耳朵。你还想把两边都冻成紫茄子啊！”

耳朵终于保住了，我感觉命运对我不薄。（未完待续）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