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种——刘记晃（红蝴蝶）诗集《乡魂》序 文 / 袁杰伟
湖南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有个诗人，名叫刘记晃。与众多文人一样，记晃兄也逃脱不了“文章憎命达”这个魔咒，可归于命不达的那一类。他生于白溪、长于白溪，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出过白溪镇。高中毕业之后，他不愿意挤高考那条千军万马都在挤的独木桥，而是随一个堂兄来到湖北省崇阳县大沙坪镇古城大队的砖瓦厂做工，算是第一次出了远门。到了远方，却没有诗。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每天都与黄泥巴打交道，双脚站在黄土地上，双手捉弄着黄泥巴，脸被晒得黄黄的，身上也是黄黄的，标准的脸朝黄土背朝天。两年多之后，心中有梦的记晃偶然获悉几个高中同学考上了大学，便坐不住了，心想：他们能考上大学，我怎么就不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决定回新化复读，用勤奋敲开梦想之门。诗人艾青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记晃的这一步迈得十分坚定。那个年代，高考录取率低，复读八年才考上大学的大有人在。记晃高中原本是理科毕业的，语文和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居上等，偏偏英语跟他过不去，应届毕业高考预考的时候，百分制只打了12 分，按50分算只有6分（那时候英语高考计分只有50分）。为了考上大学，他就下定决心改读文科，原因是文科不像理科那样，数理化要做许多练习题，这样他就有时间补英语的短板。这样，他就直接插入新化六中的文科复习班就读。停学两年多的他，英语和史地三门课，几乎是从零开始。他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复读近三年后，1987年高考英语打了81分。他终于用勤奋和汗水叩开了梦想之门：考上了湖南娄底师专中文系。大学毕业之后，本应顺理成章地当一名在讲台上堂而皇之传道授业解惑的光荣的人民教师的，然而并非如此。记晃兄虽然成为了一名在编在岗吃“国家粮”拿固定工资的教师，却并没有登上讲台。他被分到新化农职（新化楚怡前身之一）的实习基地，开荒挖土，栽树种菜。还养猪切草，喂食灌药，阉割打针……农家人十八般武艺，他全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虽然跳出了“农门”，却在干着典型的农活，成了一个有技术的、拿工资的“农民”。后来学校的食堂要承包，记晃兄又与妻子、姨姐一起承包了学校食堂，择菜洗菜、切菜掌锅、打饭收碗……他样样赤膊上阵，就像一个勤快的伙计。中职语文课本里的《高县长餐馆》里开餐馆的高县长，应该就是记晃兄那样子。有一年学校缺保安，记晃兄毛遂自荐，守起了大门。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保安室，接待家长，盘查来者，严格把关，一副严格执法的“准公安”样子……
文坛有个铁律，叫文人相轻，这其实是文人的酸腐之气作怪。但文人要脱离酸腐气，恐怕难于上青天。而这些“底层”生活的历炼，彻底洗尽了记晃兄身上的文人铅华，使他彻底脱离了文人的酸腐之气，他“俗商”很高，与所有人都谈得来。有道是，高僧要没有香火气，将军要没有刀剑气，商人要没有铜臭气，文人要没有酸腐气，方可谓之高境界。文人脱离酸腐之气，正如同毛主席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一样可贵。记晃兄便是这样一位脱离了酸腐之气、能融于世俗而不拘于世俗的境界颇高的一位文人。我跟记晃兄打交道很愉快，不管大事小事，包括学生哪天返校、教案作业交到哪里检查、到哪里听示范课等都打电话问他。我们虽然同在一校工作，但我因专注于码字，颇有些不谙校情，人情里短也知之甚少。通过他转述我才能对这些信息进行确认。得空时与记晃兄在楚怡的塑胶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一边感受校园的青春朝气，一边欣赏蝶变后的校园美景，一边聊着天追忆逝水年华！聊天时，每每都是以记晃兄说为主，我则作一个忠实的听众，偶尔才问一个问题。每次开教师大会，我们两个“老作家”都提前赶到会场，在开会前的那点时间，我总是身子不靠在椅背上，而是前倾着身子（因为我们的座位前后相邻）听他讲话。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我“礼贤下士”。更有同事打趣曰：“你们两个莫不是同性恋吧？”我开心地笑了：别个大都文人相轻，而我和记晃兄是文人相“亲”，真是领风气之先啊。而这全得益于记晃兄脱离了文人的酸腐之气。记晃兄年过半百才评上中级职称，而他的学生很多早已评上了高级。但记晃兄并不把这些“不达之事”蛮放在心上，不管命运对他有多不公，他心中始终装着诗和远方。记晃兄后来还是上了讲台，当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师。站了两年讲台后，他便去到省城长沙，在湖南教育学院脱产进修。进修期间，他执掌学院文学社，经常组织校园文学活动，还到省城其它高校的文学社做文学讲座，其诗作不断地见诸校报，成了一个知名的“校园诗人”。诗歌是记晃兄心中不灭的火种，一遇到合适的条件，便熊熊燃烧起来。大一的暑假，他去《潇湘晨报》社应聘，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拟用对象。只是由于此时本科毕业证尚未到手，他才与《潇湘晨报》失之交臂。此后经年，记晃兄混迹于文化界，操盘过众多文化项目，主编过的书一大摞。还涉足影视界，参加过大型电视专题节目的摄制。在长沙买了房，女儿作为中学生代表随国家领导人率领的访问团出访过外国。那几年，是“命不达”的记晃兄最“达”最“辉煌”的一段日子，那是被他心中的诗情点燃的。记晃兄重返岗位后不久，楚怡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化。记晃兄感受到了楚怡文化的力量，看到了楚怡宏大美好的前景，他心中那浓烈的诗情又一次被点燃。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去，在学校周边购了房，正式安居乐业。学校的大小活动，语文组的一次聚会，深入农村初中学校的一次招生……都能激发他内心的诗情。他用诗记录校园生活，用诗抒发心中梦想，用诗歌颂学校变化。他给学生修改文章、推荐发表学生文章，他给学生做写作讲座，参与编辑校报，参加教代会……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让他乐在其中。在楚怡的校园里，在梅山的土地上，在诗意的天空中，他的诗作如地热一般井喷而出。承载着记晃兄数百首诗歌佳作的诗集《乡魂》即将付梓，记晃兄嘱我作序。吾何德能，受此重托？然却之不恭，乃撰此拙文以记之。路正长，一切都还长着，愿记晃兄行稳致远，诗情永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有《随园流韵——袁枚传》《毛板船》《梅山红》《漂泊在羊城》《尘埃落不定》《第三只眼》等著作行世。）
附文:
有感于袁杰伟兄序言《不灭的火种》
文 /红蝴蝶
人世间，同行相轻仿佛是普遍现象，文人也有这种陋习。但我和杰伟兄确实属另类，我们从来没有彼此看轻对方，相反，我非常敬重杰伟兄，我喜欢他的实在，他的勤奋，他的思想和私下对社会的看法。我们有共同语言，共同思想和共同爱好，所以，就无法“相轻”了。我和杰伟兄虽然都是写作，其实我们思维方式和方法应该是大相径庭的，他的小说或报告文学偏重于发散性思维，而诗歌则要求聚集性思维，把纷繁复杂的东西要求用最简洁最深刻的语言表达，还要追求艺术性和生动性；而他的要拓展，要补充细节。我们的思维就像原子的裂变与聚变，都能产生各自独有的能量。但这不影响我们走近。加上杰伟兄为人随和，生活中肯帮忙，有时我经济拮据，周转不过来，少的几百上千，多的上万，我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为我伸出援手，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恩。人间高境界的友谊，我想大约就是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从不有经济往来，我跟所有红颜知己的交往就是这样的，这看起来美好，是种“高山流水”式的精神上的互愉，其实是种“冷交往”，以俞伯牙与钟子期为典范；一种是互帮互助，互相成全的“红尘烟火”式的充满人情味的交往，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以管仲与鲍叔牙为代表。我推崇前者，但更敬重后者。那种禁得起金钱交往考验的友谊，才是人间真正的瑰宝。人世间的亲戚朋友因金钱关系而造成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的大有人在。杰伟兄对我的帮助是高尚的，常解我急难，助我度过难关。分钱逼死英雄汉，有时金钱会逼得我们不知所措。杰伟兄就是我生活中的及时雨，一直是他帮我遇急呈祥，转急为安。我们在一起时，其实很少谈文学和写作的事情，一般都谈些文学界的秘事和趣事，以及关于官场的事情，干媒体的人，一般比别人敏感和先知。我记得在长沙干媒体时，中央高层的某些事情，我们提前一两年就会有所耳闻，一些官员的路线图，后来都被证实，这是媒体人的特殊性，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只是没到时候不会发声而已。
我很佩服杰伟兄在写作上的多产优产，作品能在各类评比中脱颖而出，实在是高！！！我走过很多的路，经过很多的事，也见过很多的人，生命的宽度与厚度还是不虚此生的，虽然我活得累，但也活得坦然，其实谁不累呢？滚滚红尘里，所有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苦衷，红尘处处是江湖，大到封疆大吏，小到平头百姓。每个人都要吃喝拉撒，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只是地位和身份不同，其要求不同罢了。记得宋庆龄主席生前，一次在跟下面的人交谈时说:你们不要把我看得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跟你们一样，要吃饭睡觉上厕所。结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伟人和平民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与人交往就是受到这类人的影响。像我们的老省长、老省委书记和老省人大主任，他们都是高龄了，我们搞义卖义捐活动，需要请他们到场加持时，给人的都是和蔼可亲的感受，根本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能跟工农商学兵各类人员打交道，并能愉快交流，这取决于我的经历和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俗话说，人生于世，我们要学会跟各种人打交道，背蓑衣的，戴斗笠的，穿草鞋的，打赤脚的，都不要小看别人，都要尊重他们。从小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所以，我与人交往，基本上都能找到共同话题，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也就是换位思考。今天就谈这些，总之，我要感恩杰伟兄为我的诗集《乡魂》作序捧场，借此也感恩他平时对我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