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欠意
李庆明（江苏连云港）
在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年那天，我恰在连云港，站在老街前的八台上，远眺那片繁忙的海域。一艘艘万吨巨轮如沉默的山峦泊在码头边，百余台巨型吊车的长臂在灰蓝色的天幕下起起落落，精准得像钟表里的齿轮。海风蹭过脸颊，带着咸腥与机油的味道，只一瞬间，眼前这全自动化码头便碎裂了——碎成几十年前那座窄得转不开身、遍地积着白花花盐霜的燕尾港老码头。就是在那里，父亲为了保护工友，被半空坠下的盐包砸断了腿，从此一辈子没能再站稳。
如今的燕尾港，已与时代俱进。新码头上，仅十几名工人便让偌大港口运转得纹丝不乱。我想对着猎猎海风喊一声：父亲，你看见了吗？燕尾港再也不是你们当年靠血肉之躯抢潮装盐、以命换粮的艰苦地方了。
可那天，我的思绪一头撞回了1953年的深秋那一天。
天是铅灰色的，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那层霉湿的阴云。满码头的人都在玩命，要在满潮前把一艘三千吨的轮船塞满——晚了一潮，船就得在港里困上整整一天。那是国家的船，那是集体的盐，耽搁不起。吊杆的络绳网在半空晃荡，里面松脱的盐包，没人注意到。眼尖手快的父亲只身扑了出去，把身边还在发愣的工友陈开枝狠狠推开。一整包盐，足有二百斤，从十五米高处砸下来，结结实实砸在他右小腿上。
等起重机把父亲从舱底吊上来时，他下半截身子已被血浸透，深蓝色的裤子变成了紫黑色。周围全是工友喊他名字的声音，一声叠一声，可他早被砸得昏死过去。
就这一下，我们家的顶梁柱，塌了半边。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港村，能做的只有最简陋的包扎。能把这条命从鬼门关拽回来，已是求来的天大运气。从此，父亲成了终身残废。可后来，他偏偏被误定成了"非"因工致残。就这一个"非"字，像一块冰冷的生铁，把全家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又往深渊里摁了一截。码头工会每月只发十八块钱救济金。从那天起，他再也回不去码头，家里的天，悄无声息地缺了一块。
父亲就拖着那条残腿，硬撑着把这个家扛了下来。
那些年，天还没亮，他就拖着那条变形的腿去拾蒿草、割野芦苇，背回来当烧火的柴；去海边港汊钩小蟹，换给我们当一顿荤腥；又到干枯的沂河淌、废弃的盐坨上垦荒。那片泛着白霜的盐碱地，板结得像铁，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虎口裂了口子，血渗进镐把里，他就那么刨，硬生生在两处刨出两亩薄田。就是用那地里长出来的黄豆和发皱的小麦，撑着我们全家，熬过了最艰难的年月。
1963年的春天，他去沂河农场拾麦穗。拖着残腿走得慢，走错了岔路，误陷进齐胸深的泥潭里。亏得路过的人看见，大伙用捆草的绳子一根接一根，才把他从泥沼里拖拽上来。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累得像泥塑，泥浆在身上结了壳，连话都说不连贯，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
而我这辈子最忘不掉的，是考上中学那年的冬天。
学校的三顿饭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中午加发三两夹着霉味的蒸熟山芋干。我捧着课本坐在漏风的教室里，饿得连翻书的力气都没有，眼前一阵阵发黑。一天，下课铃刚响，一声熟悉的声音撞进耳朵——沙哑，带着喘。我刚抬头，就看见了父亲。
他破棉袄的袖口磨出了白花花的棉絮，像落了一场不会化的雪；裤腿上的泥浆冻成了硬邦邦的泥块，走一步就咔咔作响；棉鞋磨出了洞，露出来的脚趾头冻得发紫，像几截枯姜。他攥着个皱巴巴的旧布包，指节绷得泛白，靠在门框上大口大口地喘，那条伤腿僵得打不了弯，整个人像一张被狂风揉皱了又展开的纸。
他从布包里掏出还带着体温的粗粮饼，还有几个家里人攒了好久的熟鸡蛋。饼是他在那两亩薄地里种的黄豆磨面炕的，边缘烤得焦脆，散发着粮食最原始的香气。我心疼地问他，这一百二十多里的路，你是怎么来的。他告诉我，蹭了农场半段拖拉机，剩下的土路，整整走了一天。他还一个劲催我快吃，半句没提自己那条冻得发麻的腿。
我把他带到宿舍里才知道：一大早出门前，他的腿已经肿得老高，他用布带牢牢捆在右脚上，走一步，就咬着牙提一下，就这么熬了近六十里路。听到这里，我泪水潸然而下。他用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掌擦掉我脸上的泪，另一只手，悄悄揉了揉那条肿得发亮的脚。我咬了一口饼，眼泪砸在饼面上，咸得发苦。
父亲没受伤前，在码头上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他是码头工人里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挑散盐、扛盐包，上班比谁都早，下班比谁都晚，脊背上的盐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全港的工人都叨念他的好。负伤之后，全家就靠那点捉襟见肘的救济金，加上母亲缝盐包赚的三五块钱熬日子。过了三年，运销栈建工人大会堂，安排他看管所有建材，每个月多给十块钱补助。那时候我们家连烧火的草都凑不齐，灶膛里常常只烧得起一把芦苇根，可整整两年，他管的砖瓦沙石、木料、铁钉，甚至是刨下来的碎木花、木屑废料，他半根都没往家里拿过。
会堂建好后，他只能去坨地打扫两个厕所，晒点粪干，跟农民换些青菜萝卜贴补家里。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总爱帮街坊邻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被居民们选为不脱产的村代表。那时的村代表，就像今天的居委会主任，不仅要义务处理邻里的碎事，还要管着困难户的粮油、白糖、鸡蛋的救济批条。我盯着他手中为别人批白糖的条子，趴在桌沿馋得直咽口水，他也只当没看见，手拿着印章，把条子批给更困难的人家。可他哪怕家里揭不开锅，也从没为家里批过一两粮油。他这辈子就认一个死理：公家的东西，半根草，都不能碰。
六十年代初，我顶替他进了码头。没多久就被派去塘沽学习。学习的最后几个月，一直没收到家里的信，我心里总发懵，像揣着一块化不开的冰。直到姐姐的信寄来，说父亲已经患病晚期，父亲还特意嘱咐：为了让我安心学习，不许家里人将病情告诉我。我拿着姐姐的信，趴在宿舍的床上，整个人哭得站都站不住。我刚想着要在天津的街上为他买一件合身的中山装，还没来得及给他扯件新棉袄，还没来得及让他住上能烧暖炉、不用整夜把腿吊在床架上的屋子，他就走了。
一辈子给地主做过长工，在码头上扛过盐包，刨过荒地，挨过饿受过冻，连让我尽孝的机会，都没多留一天。等我从天津赶回来，他已说不出话，只是用那双枯瘦的手，紧紧攥了攥我的手腕。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后来，我终于为父亲跑成了那件事，拖了多年的定性被纠正，他的身份终于从"非"因工致伤，改回了本应该属于他的"因工致残"，并补发给他一张迟到的荣誉证。那张纸，我供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可他再也看不见了。
这六十年，我年年都去他和母亲的墓前，每次都默默地告诉二老：现在的日子早就红得发烫：街上随处能买到喷香的粗粮饼，燕尾港新码头上立起了十余座几十米高的新吊塔，桔红色的塔身映着日光，像一片钢铁森林；当年荒得兔子都不去的海堤旁，盖起了一排排新楼房，窗玻璃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可我每次看见街上的粗粮饼，看见码头上缓缓转动的吊臂，总还会愣神。总觉得父亲还在废弃的盐坨上弯腰挖地，还在沂河淌的寒风里拾草钩蟹，还在那条漫长的土路上攥着布包赶路，还在某个昏暗的角落里，等着我跟他说一句：父亲，咱们现在，真的过上好日子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揣了一辈子、沉得发疼的遗憾。
那天，我趴在连云港老街前的八台上很久很久，看那码头上大吊车将一批批集装箱稳稳落进巨轮船舱，汽笛长鸣，震得海面起了细碎的涟漪。那涟漪一圈一圈荡开，像我这些年每次想起他时，心里泛起的波澜。他这辈子没说出口的苦，没流完的血汗，早就变成了我们脚下这方稳稳的、暖暖的日子。直到海关的钟楼上长短针合并在一起，我才猛地回过神来。风还在吹，咸腥的味道裹着码头的汽笛声往耳朵里钻，眼前的一艘艘巨轮正缓缓地驶离舶位，朝着海天连接的地方，走得又稳又实。
写完这篇散文，也是我在心里揣了快半辈子的心愿。六十年里，总觉得父亲就是个普通的码头工人，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又怕笔力太浅，写不出他踩过的泥、扛过的疼、忍过的寒。迟迟不敢落笔。直到今天，看见家乡的巨变，才懂——那些扛过的盐包、走了一天的土路、不肯碰的公家半根草的日子，这些碎得像盐粒一样的时光，拼起来，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写、也最了不起的父亲。直到笔尖落下最后一个字我才懂，我对我的父母亲，亏欠得太多、太多。
写于2026年1月26日
距父亲离开整60年
终稿于2026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