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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那狗那狗日的山药蛋
韩少东
我和韩德文扛着锄头急匆匆地走在田间小路的最后边，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前边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其他的社员们。追上了也就不用着急了，离目的地还有一大截路程呢，于是就放缓了脚步。韩德文指着走在前边的四五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姑娘们悄声对我说，你看，王四女儿的屁股蛋多好看!
走在后边的大个子队长王三换这时候也忽然来了兴致，高声大嗓地说，建设、来成、韩培祥走慢点，我问你们几个人个问题。建设说，王队长你要问啥?王三换顿了顿说，我问你们能吃几碗猪肉?建设和李培祥两个人说，能吃两碗，李来成说，我最低也能吃他三碗!三碗猪肉“稀哗哗”有啥了，20分钟就吃完了。说完还咽了一口馋唾沫。王队长又问，你们说猪肉香不香?建设嘴快说：屁话，猪肉能不香嘞!谁知这话正准王队长下怀，他狡黠地眨了一下小眼睛，回头看了看离四五步远的李二花、王四女儿她们，努了努嘴放低声音说，那我再问你们，你们说是女人香还是猪肉香?民兵连长建设看了看后边的“队花”王四女儿，没好意思回答这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这下轮到了人高马大的副队长李来成，只见他厚嘴唇一张，瓮声瓮气地说，猪肉再香也没有姑娘的奶香!王三换哈哈大笑，小眼睛都笑没了，说，对对对，说得对，好东西是那东西。说完了回头看阿庆嫂李二花的反应。
锄田真是一件“赖”营生。骄阳似火，汗水不停地流淌，而整整一个上午都不会得到一点水分的补充。从早上五六点钟从家里起身，中午十二点钟才结束，除了中间休息20来分钟外，大家都在不停地干活。人的适应能力真是了不起，我和三狗蛋韩德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
到底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繁重的锄田这样的话也并不感觉有多累。三狗蛋这家伙，趁李二花带着王四女儿、小眼几个女社员去撒尿的当儿，把这四五个女社员的锄集中在一起，掏出自己那玩意儿，把一泡尿全部、干净、彻底还是平均地撒在了这四五张锄的锄柄上，然后又把它们放回了原地。他撒完尿还对我说，三虎儿你过来，你“尿紧”不?他见我不理他，又叫着我的绰号说，“文布袋”你尿紧不?我坐在地埂上仍然没待要搭理他。这个三狗蛋，你妈的这是闹球啥了!
李二花带着姑娘们尿完回来，很快就发现锄柄湿湿的，一定是有人在上边撒了尿。因为大家从来都不会带一壶水的，除了尿也只有尿。阿庆嫂李二花四下里看了看，看见三狗蛋，在不远处正“鬼眉溜眼”地看她，心中就有了数。但却是问我，三虎儿文布袋是不是你给尿在锄柄上了?我说，不是。那是谁来?是不是三狗蛋?我说，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谁知道丰乳肥臀的李二花，知道三狗蛋有防备肯定“逮”不住，却把苗头对准了坐在地埂上的我。她说，不是你也肯定是你出得灰主意?说着就猛地扑过来把我按倒了。阿庆嫂大声招呼正在生气的几个姑娘，说，小眼儿、三多儿你们全过来!
这几个平时连“荤话”都“听不见”的大姑娘除了王四女外，积极响应李二花的号召，一下子就围了过来。妈呀，这是要干什么?
“把三虎儿文布袋的裤子给我脱了”!阿庆嫂下了死命令!那几个女社员除了队花儿王四女儿外，齐心协力，揪住我的胳膊腿，五马分尸般地把我“活拿”了，想动都不能动一下。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群女人要脱我的裤子。我嘴里杀猪般地大叫，用劲乱蹬，但却无济于事。只见李二花快速地揪住我的裤带，一下子就解开了。
我和三狗蛋同岁，虚岁18，今年逢九，“巾”的是红裤带。为了方便，绾得还是活套。我死死呼气憋住气也屁事没顶，被阿庆嫂两个指头捏住裤带头儿轻轻一拉就开了!
我一边抽裤子一边哭骂道：你妈的，阿庆嫂，三狗蛋尿在你锄柄上，你才脱我裤子呀!呃呃呃......叫胡司令把你……呜呜呜……队长王三换一边看一边笑一边说，看那“球势”哇，那么大的后生了，才呜呜哇哇地哭呀!真是个“文布袋”，啥用也没!她看着李二花继续说道，要是我哇，一下就把她按在肚皮底下了!在雁北方言里，“球势”、“球相”这两个词是怂包不中用的意思，但贬义更强，是用来骂人的话。
母亲苏美英这年54岁，身体还算健壮，帮助生产队去地里“起山药蛋”自然是分内的事。她这个年龄段的小脚女人重活干不了，但春天切山药蛋“种墒”，秋天起山药蛋、萝卜以及在“场面”上削高粱、谷子穗子这些轻活还是可以干的。这一方面能挣工分，另一方面不去不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既然是队里的人吃队里的粮总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的。况且她还是我这个副队长的母亲，在那种劳动一天只有几分钱报酬谁也不想下地劳动的情况下，更应当起模范带头作用。
现在回忆起这些“陈高粱烂谷子”的事竟然是记忆犹新，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还是记得这么清楚!我甚至能记起发生那件对我打击相当大的事的当天中午我和母亲吃的是什么饭。这天中午，母亲给我做的是高粱面锅贴。
母亲用红高粱面包了苦菜土豆丝馅的饺子，放在铁锅里慢火“烙熟”了，用铁铲铲到了一个大碗里端在了炕上。我用手捏住高粱面饺子的角子，张开大嘴一口就咬下去半个。这包了苦菜土豆丝的高粱面“锅贴”饺子吃起来是那种带点焦味带点苦味的香，很有嚼头的香，是那种特有的高粱面的香。饺子很大，俗称“懒糕饺”，我一连吃了四五个。香!真的是香!是那种刻骨铭心的香!
由美食带来的永久性记忆一生中大约只有那么几回。十来岁时候，大哥探亲带回来的“带皮炒花生”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味觉记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花生的滋味。香!真的是香!现在即使是吃那些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满汉全席也竟然不会留下一丁点的舌尖上的记忆。这真是日出他娘的海怪了!
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高粱面锅贴，下了地，坐在小板凳上，在煤油灯上抽了一会“水烟”，然后拿起刨山药蛋用的“抓子”忙忙地出了门。我是副队长，我是引人头儿，出工总要比别人早一些。再说，早就有了霜冻，得抓紧时间把山药蛋起回来。韩建设、李来成、三狗蛋……这十几个青壮劳力也随后肩膀上扛着一柄抓子出了门。再随后李二花、王四女、六婶李桃花、母亲苏美英……这20多个“老少女将”挎着箩筐也出了门。一群“起山药蛋”的社员们拉厂拉溜溜行走在村西的黄土路上。
和往常一样，大家高高兴兴地在地里劳动着。男人们在前边用抓子把山药蛋刨起来，女人们在后边用手把刨起来的山药蛋摘在萝筐里，然后由专人把箩筐里的山药蛋倒在圈了木板栅栏的胶皮轱辘马车里。一个用“抓子”刨山药蛋的男人，身后要分配三个摘山药蛋的女人。阿庆嫂李二花就在我的身后摘山药蛋。就是说我在前边用抓子刨，李二花和其她两个女人在后边摘。
李二花自从那年带领其她妇女同志脱过我的裤子之后，就似乎像“记下了”一件宝贝似的不能忘怀。她那亲切的特别是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候所表现出的毫不掩饰的热辣辣的眼神告诉我：她就是喜欢我，就是想得到我。这有时候也使我感到很温暖很快意。大概因为年龄的关系，她在攫取得到我的时候总还是有所顾忌。她毕竟比我大十几岁，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如果真要发生了那种关系，在道德舆论上她必然会受到谴责。所以她不敢贸然动手，只是做一些暗示和引诱的动作，或者说是想等我主动把她按在肚皮底下。
如果说，我在当初根本就看不上比我大十多岁的丰乳肥臀的一笑牙就会白生生地露出来的阿庆嫂李二花那也是瞎说，显然是自我拔高了。对一个性欲旺盛的青年小伙来说，是绝对不会排斥李二花这样的性感女人的。但是我也是有所顾忌，一个进步青年要是乱搞男女关系除非你是不想进步了。我一门心思想着进步，所以对李二花几年来投过来的“绣球”没敢接。真的是不敢，不是不想。人是一个多面复合体，高尚与卑鄙、伟岸与猥琐、坚强与脆弱、君子与小人从来都是长在一起的。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老车管段天明已经拉回去了三大车山药蛋了。虚虚的山药蛋地里留下了深深的半尺宽的胶皮轱辘印辙。随着太阳的西下，风起处寒意顿起，穿的衣服少的人面色灰白，打着冷颤，吸溜着清鼻涕。是啊，树叶都落了，也是冷的时候了。建设、李来成、韩培祥、三狗蛋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因为用“抓子”用劲刨山药蛋并没有感到天气有多冷，在刨山药蛋的同时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是谁给引起的，正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搜肠刮肚地编排“四大”：
“空中鸟水中鱼，十八的姑娘四个牙的驴”。
呵呵，这叫“四大鹰鹞”。“鹰鹞”这一方言词翻译成普通话是“神气”，四大鹰鹞就是四大神气。堂兄建设至底就有文艺方面的创作天赋，在编排这些“窜话”的时候，贡献自然也就大一些。紧接着他们又编出了四大硬：
“檀木楔子火车轴，寡妇的肚皮光棍人的球”。
呵呵，荤的也来了。这就和吃饭一样，光有素菜没有荤菜是不行的。因为人类本质上就可能是肉食动物。此后，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建设为首的第四生产队的天才“穷开心专家”们，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劳动的过程中，还编创出了什么四大软、四大舒服、四大不放心、四大闹心等等等等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四大”来。这再一次证明了“劳动起源说”的无比正确性。只是这些荤素结合的“四大”，因其太过粗俗，不堪入目，不敢一一赘述。
刨山药蛋人与摘山药蛋的人总要保持十几米的距离。这是因为刨的人干得是力气活，需要赶出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在临近收工的时候，这种距离就会越来越短。这是因为当天刨起来的山药蛋必须要在当天摘完。就是说在快要收工的时候，我与李二花相隔不到两三米。有时候我刚刚把山药蛋刨起来，她的手就到了跟前。她蹲下身来移动着两腿，两手提起枯死的山药蛋蔓子，猛地一抖，几个山药蛋就从蔓根上脱落，“卜楞楞”地掉在泥地上，然后她把它们捡到了箩筐里。同样的活儿，她做起来总是比别的女人利索。这女人真的不寻常!我的眼光不自觉地移向了她饱满到近乎夸张的前胸，并且企图利用她蹲身移步的机会居高临下从领口处看到点什么。
我看她的时候，往往她也正好抬起头来看我。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有灵犀不好说，可我知道这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她是真心喜欢我，毫无疑问她想和我做那件男欢女爱的事。其实我也想。我们这些饥渴的年轻人都也想。我的好朋友三狗蛋就曾经非常向往地和我说：啥时候发达了就和阿庆嫂李二花打个伙计。
但李二花她今天看我的时候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只是当着别人的面没法说。当大家一起收工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有意走在最后边的李二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神秘地悄悄地说：今天搜呀!
搜呀?我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李二花，但很快还是明白了她提供的信息内容：今天要对起山药蛋的人进行搜身检查。这种搜身检查在掰玉米棒子的时候就有过两三次。阿庆嫂李二花的西正房住着下乡干部，村里有类似的行动，自然要与公社蹲点干部商量的。因而阿庆嫂李二花提供的情报无疑是准确的。
“不知道大婶肚里揣没揣人家的山药蛋”。李二花关切地对我说。她一直管母亲叫大婶。我的一颗心立即悬了起来，因为我隐约发现，母亲苏美英可能会背着我做这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她一直不承认，彷佛和我是两家人，不能一条心似的。今天要是被人家当众搜查出来，事情就糟了!我这个副队长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脸往哪儿搁!转念一想，今天天气这么冷，冰冷的山药蛋放在肚子里……母亲有一着凉就肚子疼的老毛病，大概不会吧……再说，我也直不承认，彷佛和我是两家人，不能一条心似的。今天要是被人家20/41出来，事情就糟了!我这个副队长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脸
往哪儿搁!转念一想，今天天气这么冷，冰冷的山药蛋放在肚子里
……母亲有一着凉就肚子疼的老毛病，大概不会吧……再说，我也多次告诫过她。
李二花似乎不像我担心这件事，她紧走了两步对我柔声说：今晚就我一个人，那个“球势”不在了，王主任也不在了，你来和我一块吃黑夜饭吧。她说的“球势”是个带有贬义的人称代词，这里代指她的丈夫韩修田。她说的王主任当然是在韩李庄蹲点的公社主任王成玺。我侧过脸瞟了她一眼，又看到了她那热辣辣的目光。但是我的一颗心现在不在这上边，在担心母亲会不会真把集体的山药蛋揣在肚子里。远远望着一群快步走在回家路上的女人，在人群里20/41 母亲熟悉的身姿：穿着一个黑灰色大棉袄，看上去有几为小脚，走起路来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摇摆。但母亲在
摇摆中同样走得很快，一步都没落下。我对李二花说：你咋不早说!现在说有什么用?搜叫它搜哇!因为我已经看到母亲她们那一群人走到了村口边。
我担心的事还是没有躲过去!刚转过街口，我就被眼前的一幕钉住了脚步。我看到和听到，在几个大队干部和“看田人”的怒斥声中，母亲苏美英正颤抖着手，把一个一个的山药蛋从怀里掏出来——那山药蛋像是魔术师变戏法似的，一个一个又一个……老半天也掏不完。好像是掏完了，看田人“小二棒”大声喝道：还有，再掏!母亲又把手伸进肚子里，果然又掏出两个大山药蛋来。“再掏，还有”!母亲迟疑了一下，又把手伸进“主腰”里，又接连掏出了七八个拳头大的山药蛋。最后终于算是全部干净彻底地掏光了，我看到整整放满了一箩筐，估计少说也有20斤。真正是把我惊呆了!
母亲把这些冰冷的山药蛋“温暖”了大半个下午，最后又一个个地当着众人的面把它们掏了出来。
你妈的狗日的山药蛋!
我怒气冲冲地从这一群人身边走过。我这脾气主要是针对母亲苏美英发的。因为我也认为搜身本身没有什么错，要搜都搜，不然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就会蔚然成风，那还了得!就是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我不止一次地告诫过母亲千万不要“怀揣肚装”生产队的粮食，但是现在她还是做出了这样丢人败兴的事情，虽说做这样的事并不是只有她一个，因为我看到大多数女人们和母亲一样在小二棒和村干部的厉声喝斥声中都从肚子里一个一个地掏出了许多许多的山药蛋。现在问题是，“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得党支部”。我虽然不是党支部，但在整个起山药蛋的人群中官儿最大。而母亲苏美英又是最大官儿第四生产队副队长韩少东小名三虎儿绰号文布袋梁三伯的亲母亲。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不是一般的严重，而是特别的严重。队长王三换不在现场，发生这样的集体偷盗事件，责任就应当由我这个副队长来负。总之，我当初真把自己当成了一棵葱，而且这棵葱不仅能长成参天大树还肯定能当饭吃。
我铁青着脸走在母亲的前边。回头看一眼颠着小脚也竟然快要追上我的母亲，心里恨恨的，同时也担心着这件事会怎么处理。因为这种小偷小摸有时候也处理的很重。我亲眼所见，前几年有个社员腰里别了几个玉米棒子被搜出来后叫狠狠捆了一绳子。
回到家里，母亲竟然面露喜色。她变戏法似的揪起“主腰子”的后沿边往上一拉，我亲眼看到，有两个比拳头还要大的山药蛋一先一后“卜楞楞”地掉在了地上。这真是贼心不死!苏美英在村干部和小二棒的严格搜查下，竟然还是偷回来那么大的两个山药蛋!
“枪崩货小二棒!把奶奶家肚里头那么多的山药蛋全掏出去了!就剩下这两个了”!母亲从地上捡起那两个圆滚滚的山药蛋放在了锅头上。她嘴里恶毒地诅咒着看田人小二棒，脸上却露出了几分得意的神色。——就像当年的地下交通员蒙哄过了敌人的严密盘查，从衣缝里剥出了一份重要情报，然后一脸庄重地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看来母亲一直说她自己不会偷生产队的粮食果然是假话，果然是骗我的。我早就猜疑她在场面上切高粱、谷子穗子的时候也会怀揣肚装，现在看来绝对没错!也真长本事了，一肚子能揣人家一箩筐的山药蛋!现在被人家搜查出来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恶狠狠地看着母亲，看着终于原形毕露的母亲，心里那个恨啊，真是无以言表，用咬牙切齿来形容也绝不为过。我仿佛看到李家的党员们正在幸灾乐祸地谈论这件事，正在耻笑我，他们在说韩少东文布袋的老妈用肚子偷了整整一箩筐的山药蛋!韩少东他还整天价在大喇叭上咋咋呼呼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学雷锋做好事!他连他自己的母亲都管不住!一看就是个“假积极”，一看就是个“假革命”，一看就是野心家阴谋家，还想入党混入党内掌权!真是痴心妄想!我们李家党员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就这样愤愤地看着母亲，只见她把那两个偷回来的大山药蛋放在水盆里洗了洗，用菜刀切成几瓣，放在了锅里。看那意思，她要用这两个山药蛋和家里的玉米面结合在一起，做成一顿糊糊煮山药蛋的佳肴，然后给她的刨了一下午山药蛋早已饥肠辘辘的儿子吃。以她苏美英平时的为人行事，本来会为自己的小偷小摸遭到曝光而感到羞愧，也会为自己这一行为直接影响到儿子的进步产生歉疚，而现在好像没事人一样，甚至坦然自若面露喜色。这显然是偷回来的两颗大山药蛋起到了“强心针”般的重要作用。这大概对母亲来说，也算是“有失有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我现在这么想。
我点着了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拿起“羊枪”，开始抽水的人不是称心如意了吗?你这不是活活要我的命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哭着，把手里的“羊枪”摔在了地上，跳下地，穿上鞋，甩了门，气狠狠地走了出去。
“饭熟了，吃了饭再出去”!母亲在身后大声说。
我没有理她，头也没回地走了出去。
我不吃你这偷回来的山药蛋!
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夏交替的时候。公社裘主任在韩李庄下乡蹲点。这个部队出身当过炮兵连长的裘主任和我们韩李庄这个小村子实在是有缘，早在“大饥荒”的时候就在我们村蹲过点，而且还和我的继父李五儿共同逼死了拿粮食印子的光棍汉畅秀。在文化革命初，年轻的李贵旦死在公社的学习班也绝对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裘主任这个人似乎没有汲取上几次的教训，工作作风还是相当的硬，处理起一些具体事情来，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下乡蹲点自然是在贫下中农家里轮流“吃派饭”。这一方面是深入群众，便于调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干部从来不搞特殊化，绝对不会“开小灶”。裘主任到各家各户吃派饭，热情好客的韩李庄人自然是当贵宾一样的看待。可是那些狗们似乎对裘主任有些不尊重。尽管遭到主人的严厉呵斥，但在裘主任进院入室的时候，仍然狂叫不止，把拴狗的铁链一登一登的，大有登断铁链扑上来的气势。有的歪起脖子斜瞅着裘主任，明显地心怀叵测不怀好意。即便是偶尔遇到个脾气好的表现好的，也是“哼哼吱吱”悻悻然。裘主任是孤儿出身，小时候要饭被狗咬过。他有一次和我和三狗蛋谈起他苦难的童年，还拉起裤腿让我们看他小腿肚子上差不多有鸡蛋大的被狗咬后留下的伤疤。一朝被狗咬，终身怕狗哼。他除了怕这些狗们外，就是对它们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裘主任在心里狠狠地骂道：你娘个B，连老子都敢咬!你还以为是解放前呢!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你等着!
雁北初夏的夜晚还有几分“冷意”，早开的桃杏花、梨花往往会被“不请而至”的风霜冻死。“四月八，皮袄皮裤不敢脱”，“早穿棉衣午穿纱”这些农谚和古诗就是对雁北初夏气候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样的“乍暖还寒”的时令，一场“史无前例”的打狗运动，在具有绝对领导权威的裘主任的积极倡导下，在韩李庄这个五六百人的小村村，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如果从狗的角度来讲，这场惨遭灭门的灾难已经是在所难免。人类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厄运与无助?我想是有的，“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例。
大队部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开会。开会的地点是临时借用的学校教室。参加会议的有村支书霍占川，大队长韩生明，民兵连长韩建设，治保主任韩讲宁，四个小队的正副队长，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大小队会计等等还有几个像我和三狗蛋这样的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骨干。此刻，裘主任正在向与会的同志们做战前动员：
“同志们，旧社会地主老财才会养狗，他们是为了看家护院，为了咬我们贫下中农。我们现在养狗，你们说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既然没有用，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只会和我们争口粮!有时候还会被这些家伙猛不防咬一口”。那时候在农村，还没有狂犬病这个概念。那些狗们也比较干净，全不像现在养的这些狗，满身都是狂犬病病毒，不要说咬一口，只要用爪子抓一下就可能感染上狂犬病。好在时代在进步，有了狂犬病疫苗，即便如此也时有死于狂犬病的大人小孩。也正是因为当初没听说过狂犬病这个东西，所以裘主任在打狗动员会上也绝口没提这个现代人最可能想到的打狗理由。
裘主任籍贯是河北人，在我们公社一呆就是十几年，山阴话说得也像模像样甚至很有些地道了。只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盒“墨菊”牌香烟，抽出一根，划了根火柴，慢慢地点着，狠狠吸了一口，扫视了一下全场都在静静地听他讲话的人们。接着说：
“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你们说说，你们家里有什么宝贝需要看护?没有吧?”大家面面相觑，仔细一想，还真是家徒四壁，除了有些锅锅灶灶、盆盆碗碗、“泥瓮纸瓮”和几件破衣烂裳外，真的没一件值点钱的东西。裘主任接着说，你们养狗总不是就是为了咬贫下中农吧?虽说狗也会咬坏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还是好人，所以你这狗咬的大多数也是好人!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也许有的同志们会说，狗是能分出“好赖”人的，专门咬坏人。我说不对!你们看看，裘主任说着抬起一条腿，拉起裤管叫大家看那个被狗咬留下的伤疤。大家伸长脖子，眼光齐刷刷地集中在了裘主任小腿肚子上那块鸡蛋大的“狗咬疤”上。场面有些震撼。大家连咳嗽都不敢。裘主任继续激愤地说：
狗就是狗，好人坏人都会咬的!甚至有的坏狗，在主人面前都要呲牙咧嘴!说到这里，裘主任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有的养狗户可能对狗有感情。我现在要说，这种感情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要不得的!你对你自己的娘老子都没感情，连件衣服都舍不得给穿，有点好吃的也自己吃了，要不就是给自己的孩子们吃了，却对狗产生了感情，什么东西了?猪狗不如!裘主任在说到“猪狗不如”四个字的时候是声色俱厉。他停顿了几秒钟放缓声调，继续说到，当然我不是说“在座”的大家，大家也不必对号入座。但在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大多数低倒了头，虽然知道裘主任不是说自己，却胜似在说自己!是啊，几时手里有钱过?几时给老爹老娘买过一件新衣服呢?惭愧!
平心而论，裘主任这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基层干部还是有些水平的。说话能抓住要点，也很有气魄，大队小队干部包括许多社员都有些怕他。当干部能当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很可以了。裘主任见自己的“打狗动员报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心里就有些高兴起来。是啊，韩李庄的广大干部还是很有觉悟“配合”工作的，大家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裘主任满脸堆笑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把狗肉熬成汤，当做化肥用，一只狗最低也相当于一袋尿素。
经过摸底，全村总共有26条狗，就相当于有了26袋尿素。按每袋尿素能多打500斤粮食计算，这样保守估计也能增产一万多斤。这可是一万多斤粮食啊!大家说是不是?大家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只见第四生产队的副队长李来成看着裘主任瓮声瓮气地说，是不是能吃上狗肉了?大家一阵哄笑。只有支部书记霍占川没有笑。他等大家笑完了，对李来成也是对大家说，大队已经和裘主任商量过了，拿出一条狗来犒劳“打狗队”的同志们。其余的狗，打死后，用铡刀铡碎了，用熬盐大锅熬八个小时；熬得时候，一定要里边多放“1059”。谁不怕死，你就吃去，吃死了人，大队概不负责!
一场会议下来，大家不仅觉得这些狗们是死有余辜，应当断子绝孙，而且处死它们还真有不少好处，简直是大快人心。我现在想，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裘主任这样，会做这么一篇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的演讲!并且召开一次干部会议，详细确定具体实施方案?…不知道了!我看“一球一样”。散会之前成立了打狗队，队长是民兵连长韩建设，队员有：李来成、韩培祥、韩少东、韩德文等8个“基干民兵”，一共有9个人。这里需要做一个小的说明：韩少东就是我本人。
我不忍心详细描写打狗的过程和细节。这种对主人绝对忠诚、亲近的有灵性动物，在被人类残酷地无情地处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绝望挣扎之状以及主人对它的恋恋不舍和的伤痛之情，让少许有些悲悯情怀的人惨不忍视。让我无法原谅自己和终身后悔愧疚自责的是，我和三狗蛋这些要求进步的青年，积极地参与了这场韩李庄至开天辟地以来绝无仅有的打狗运动，竟然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那可是20多条有灵性的生命啊!特别是“战役”收尾的时候，亲历了打死“拐锁官”那条非同一般的狗，还有阿庆嫂那条打不死的狗的整个过程，至今让我心怀忐忑，不忍回首。光棍人拐锁官小名叫锁官，大名叫韩讲生。右腿得了骨结核，在县医院锯掉后就变成了拐锁官。拐锁官养了一条大黄狗已经陪伴了他四五年。他与大黄同吃同住甚至是相依为命，其感情之深早已超出了人畜关系。这大黄也颇通人性，每当韩讲生要下炕的时候，就会把放在墙角的两个拐杖分两次用嘴叼过来，而且还会把拐杖用狗嘴很费劲地立起来放在炕沿边。当拐锁官上炕以后，那大黄又会把拐杖放回到墙角。大黄总是很乐意为主人做这件事。“这条狗也真是神了!”韩讲生说，“他就能听懂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叫干啥就干啥。有时候我连话也不用说，事情就帮我做了”!韩讲生不止一次非常骄傲地和村里人们这么说，“下蛋鸡只要一叫，就会从鸡窝里把鸡蛋含回来，从来都没偷吃过一个”。而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样的一条通人性的好狗，也要随着其它狗们命赴黄泉。
韩讲生一开始听到打狗的风声，还有点不相信。这个没念过一天书的比常人少了一条腿的光棍汉，有着他自己质朴的世界观或者说“人狗观”：人是不是疯了，打狗干什么?狗是人的好朋友，亲还亲不过来呢，怎么忍心打死他!但当他亲眼看到黄的、黑的、花的，大的、小的、中的狗们一条接一条地被麻绳勒死扔到“小平车”上，然后被“文布袋”和“三狗蛋”几个小青年拉走之后，除了他的“人狗观”被直接颠覆之外，再就是不能“安生了”。此时用“热锅上的蚂蚁”这个俗不可耐的比喻来比喻他现在的情状，已经远远不够。他的眼里不仅冒火，简直要喷血!这是什么世道了，连条狗都不叫养!拐锁官站在韩李庄十字大街西边不远处的大队部门前，拼命地喊叫：“老子是一条腿的光棍，还怕球啥?谁要敢动我的大黄，老子就和他们拼了”!拐锁官把左手里的拐杖举起来，恶狠狠地指向天，又恶狠狠地戳向地，然后在空中来回乱舞着。这个快要气疯了的残疾人，正在警告那些参与打狗的人，并且想用这种示威的方式，保住大黄的狗命。
然而，打狗不仅仅是一场运动，还是一场了不起的战役。当过炮兵连长的裘主任对在打狗运动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工作。毛主席早就说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一个“拐子”就能反了天啊!笑话!打狗是经过认真研究，做好了精密计划和周密部署的。是遵循和采取“先易后难”，“先干部后社员”的策略方针有序进行的。研究打狗的战略家们，早就估计到了拐锁官的狗最难打，所以把这一“攻坚战”放在了最后。大多数的养狗户们经过做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打狗这是一场运动。大凡是运动就不是一村一地几个人可以抗拒的。不说是几条狗，“土改”那阵，有不少地方连地主的脑袋都要砸烂；至于为了分浮财用烧红的火柱、烙铁烫一烫剥削阶级的脊背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再说，反正大家的狗都是要被打死的，要不养都不养。就是天塌下来也没什么可怕，咱要死大家他妈的一齐死，要倒霉一起倒霉!
尽管如此，多数养狗户，当自己亲手把一个指头粗的麻绳挽的套子套在狗的脖子上，再把麻绳的两头交给打狗队的人手里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含着眼泪快速躲离了现场。而那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学生们更是难缠。他（她）们扑上去抱住狗头，哭得是声嘶力竭，拉也拉不开!谁拉骂谁。
其实拐锁官韩讲生为了能保住大黄这条狗命还是动了一番脑子的。他拄着双拐从村西头走到了村东头裘主任的住处，再三再四地求情说好话，说自己这条叫做大黄的狗，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是多么的通人性，和自己的感情又是多么深，看在自己只有一条腿“残废人”的份上，是不是能网开一面留一条狗命。裘主任仅仅是表示了一下同情，最后冷冷地对拐锁官说，大家的狗都打死了，单单留下你家的狗是不是不合适?其他养狗户找我麻烦怎么办?所以一条也不能留!再说，这是一场运动，和五八年“除四害”一个样，上级有指示。这个上级具体是指哪一级，裘主任没说，韩讲生致死也恐怕没弄明白。韩讲生拄着双拐离开裘主任那里的时候，在心里狠狠地骂道，你妈个球主任!天有眼，造下这么大的孽，你不得好死!
韩讲生忧心仲仲，拄着双拐一步一点头地从裘主任的住处急急忙忙地往自己家里赶。他怕打狗队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找到藏起来的大黄把他处死。伤天害理啊!这么好的一条狗!是惹你们了还是咬过你们谁!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弄死!弄死他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大黄啊，大黄啊，怎样才能救下你这条命呢?没有办法啊!他们已经铁了心要处死你。我韩讲生这个“拐子”没有一点办法啊!我只能和他们拼了!咱们要死一起死!……韩讲生拄着双拐走在回家的路上，双拐和仅有的一条腿交替向前跳跃着，就好像比常人多了一条腿，走得比一般人的速度还要快!
韩讲生祖传下来的那三间低矮的破房子与其他人家的破房子紧密相连着，坐北向南，是典型的“土木结构”，叫做“正房”。院子东西两边各有几间更低矮更破烂的房子叫“下房”——东边的叫东下房，西边的叫西下房。下房一般用来做羊圈、猪圈、狗窝、鸡舍、柴房之类。厕所在西南角。南边属于自家的地盘，要用6尺左右高的土墙围回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四合院。但这个四合院，多数人家没有大门。那年月，天下无贼，无需设防。有贼也是只偷粮食，而且仅限于偷集体和国营农场（农垦兵团）的粮食。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三尺多高、二尺多宽的“小窗子”就敞开着。这叫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以许多人思念这个美好的时代。
韩讲生进了自家的院子，直接向西下房放柴禾的那间房子走去。走到柴房门口，他回头向大门方向看了看，人毛也没有，就悄声地喊大黄：大黄，大黄，出来哇!大黄听到主人的小声召唤，从玉米秸秆底下“出啦 ”一声跳了出来，跑到主人跟前，站起身把两条“胳膊”搭在了韩讲生的肩膀上，伸出舌头就要舔主人的脸。“去去去，一边去”!拐锁官用左手断然地推开了大黄伸过来的狗头。
主人的心情仍然不好，热嘴遇到了冷屁股；大黄的情绪也随之低落下来。他抖了抖身上粘在狗毛上的“柴杂棍草”，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舒展了一下筋骨。这些日子把他憋屈坏了，也把他吓坏了!同类的惨叫声，他听得是真真切切。同类的血腥味他闻的清清楚楚、一丝不差，这味道分明就是村北头来福家那条比他还要粗壮高大许多的大黑狗的血腥味道。两个月前，为了争夺阿庆嫂家那条年轻的小黑母狗的爱情，他们狠狠打了一架。所以这味道至今还记得，绝对不会错。
更可怕的是，不论是听到谁的惨叫声，此后这个同类的“吠咬”声音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整个村庄里，往日用来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叫声、问候声，近来一声也听不到了。特别是听不到阿庆嫂家的“小黑”的声音叫他既寂寞又不放心。她该不会也出了什么事吧?不会。夜阑人静的时候，只要刮起东南风，那熟悉的气味隐隐约约还能嗅到一点点。对，她肯定还在。这味道他太熟悉太熟悉了，至死都不会忘记。两个月前，他拼命打败来福家那条大黑狗以后就与她确立了夫妻关系。她的肚子里的小宝宝也有两个月快要出生了吧。
现在，一个狗的直觉告诉他，自己也处于一个生命攸关极其危险的境地。所以他更加听从主人的招呼，因为在它的狗眼看来，只要揭开这个不上锁的破柜子、破箱子，拉开这扇破门板，就等于把全家搜遍了。然而还是不见狗的影子。那么大一条狗，能藏到哪里去呢?
一群人从家里出来又开始在院里寻找。韩建设在堆满玉米秸秆的“西下房”里，用木棒狠狠地打了几下，一边打还一边大声喊，出来!出来!然后侧耳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根据他的经验，藏在柴禾堆里的狗，只要这么一“诈呼”，就没有一个能沉住气的。所以柴禾堆里肯定没有狗。
这个韩李庄的民兵连长，本来是不想当这个打狗队长的，但似乎又没理由推脱。这真是他妈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在组织一帮人用麻绳勒死第一条狗的时候，还没有经验，村北来福家的那条大黑狗，挣扎了10分钟还在竖起前腿挣扎。李来成看不下去了，用一根胳膊粗的“湿柳棒”在那条大黑狗的脑袋上“甩开劲”打了五六下才“解决战斗”。老实说，残酷地“生茬茬”地处死这种通灵性的动物，还是让他从内心里感到有些害怕。他的父亲六黑牛当年就是因为杀了“二黑牛”，才得了那个半个身子不能动的病。
而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在他的亲自领导组织下，打死了20多条狗，经历了大大小小20多次战斗的历练，他不仅在思想上消除了这种恐惧，而且说个“小气话”，早已变成了打狗专家。只要把那个“绳套套”套在狗的脖子上，绳头两边的人用尽一拉，那狗们就竖起了前腿，无一例外地嘴巴朝天。这时候，只要有半瓢凉水对准狗嘴灌下去，不到一分钟就断了气。能让一只狗在最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尽可能地缩短痛苦时间死去，这是不是做了一件很人道的的事?德国战犯西姆莱发明了用毒气集体处死犹太人的方法是不是也应当贴上人道主义的标签?不知道了。反正打狗队长韩建设、李来成还有我和三狗蛋这些打狗队的所有成员，这阵子在勒死这些狗的时候，已经是心安理得，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可是，拐锁官的这条大黄狗是他妈的挖地三尺也找不见!这让打狗队的所有成员感到十分气愤!你个“拐七趔八”的东西，到底把狗藏到哪里去了?韩讲生“自知理亏”，用很小的声音说，那狗已经跑出去三四天了，估计“寻食”到了外村了。猪叫“走夜”，猫是“叫春”，狗称“寻食”。这种东西虽然是方言俚语也用不着多解释。谁也懂得。
“简直是放屁!就你他妈这个拐锁官不是个东西，别家的狗都叫打死了，为啥你的不叫打?到底把狗藏到哪里了”?李来成早就服不住了，他左手叉住腰，右手拿着一根拇指头粗细的已经挽好了套子的麻绳，站在拐锁官的跟前，恨不得把这个套子套在拐锁官的脖子上。其实拐锁官并不害怕这些人，他光棍一条害怕他们干什么!他只是害怕他的大黄被这帮没人性的人找见，所以才一再说软话，“那么大一条狗，我能把他藏到哪里去嘞?家里你们搜了，院里你们也搜了，你们说我能把它藏到那里去嘞”?韩讲生说得有理，讲得也委屈。打狗队的一帮子人也无计可施。但是直觉告诉他们，这狗还在，而且就在附近。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呜呜呜的“一溜”哭声。这哭声由远而近，是韩讲宁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就是韩讲生的侄子侄女一路大哭着跑进了院子。院里一堆人，除了打狗队的10个人外，还有不顾下着小雨的天气来看打狗热闹的几十个人。这两个孩子一看不见大黄的影子就知道大黄被打死了!他们谁也不恨，独独恨上了打狗队长韩建设。他们两冲向韩建设，抱住韩建设，用拳头打韩建设，像狗一样地咬韩建设……断声断气地哭号着说，你赔我的大黄，你赔我的大黄!
就在这时，藏在柴草堆深处的大黄呼地一下冲了出来。在它看来，它的小主人显然受到了严重威胁，不然不会哭成这个样子。它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苟且偷生坐视不管!它从人群的缝隙中穿越而过，直接就冲向了韩建设，立起身来，一口咬住了韩建设的右胳膊不放。韩建设被这突如其来的野兽的袭击吓得面如土色，一屁股跌坐在了湿漉漉的泥地上，但那左手却还是紧紧地搂住了狗头。在场的人都吓傻了，连韩建设的好朋友李来成在几秒钟内都没反应过来，像个“瓷球墩”呆楞楞地站在那里，彷佛是在观看韩建设和狗打架。
这时候韩讲宁配上了用场，他从李来成的手里一把抢过那根附满了20多条狗的冤魂的绳子，快速地解开原来的绳套，从建设与大黄之间的缝隙，把绳子伸过去，快速地打了一个单结，捆在了大黄的脖子上。这个时候，打狗队的全体成员包括我和三狗蛋才清醒过来，也才知道自己应当该干什么。一边两个人，拔河般地拉住绳子，向相反方向用力……可怜的大黄双脚蹬地，立起身来，两手绝望地摆动着，似在向人类或者苍天作揖祈求，它的狗嘴朝天大张着，把一个长长的狗舌头毫无保留地吐了出来……一个打狗队的成员适时地把一瓢凉水对准狗嘴灌了下去。大黄呜咽了一声便不再挣扎了……
我和三狗蛋把大黄的尸体抬起来放在小平车上，快速地离开了拐锁官的院子。却听到身后趴在湿泥地上的拐锁官撕心裂肺的哭号：大黄啊，大黄，我的大黄……
雨突然间下大了。
作者简介：韩少东，实名韩兵有，1957年生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朔州师专工作直至退休。曾在《山西文学》《晋阳文艺》《朔风》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2025年出版长篇小说《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