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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川流痕》不是一部平铺直叙的履历录，更像一卷浸着时代风雨的水墨长卷。刘真以"伏川"自喻，将数十年从政治学的步履，凝作笔下深浅不一的流痕------从荆楚大地的基层调研到珞珈山麓的杏坛耕耘，从省委大院的案牍劳形到与学界同仁的思想交锋，每一段文字都藏着对时代的观察与对初心的坚守。
书中没有宏大叙事的刻意铺陈，却在细节处见真章：深夜办公室的灯光、田间地头的交谈、与师生座谈时的思辨，这些碎片式的记录，串联起一个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的双重成长轨迹。他以温润的笔触写人事变迁，以理性的思考谈治理之道，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一个时代的脉搏，也读懂了一位老党员"伏身为民、川流不息"的精神底色。
刘真老前辈是学妹刘宝九的父亲，征得她的同意，我在这里节录《伏川流痕》中的《在武汉大学学习》一节，以飨读者。
李武兵
2026年8月8日于北京通州
在武汉大学学习
一九三五年底，我回到宜都家中，遇见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释放出来的苏震。一九三三年，苏震在南京法院受审时，曾因为要请律师打官司，写信给我筹一些钱。办这件事着急，我同妻子商量，她很开通，能济人之急，把她陪嫁的金首饰换了约一百元钱寄给苏震。后来苏震知道了这件事，很感激冯发贞，并且向冯说，他只有待将来有了职业才能还这笔钱。冯请他不要放在心上。她知道苏和自己的丈夫是关系非同一般的好朋友，应该尽心尽力帮助的。据苏震谈，他被捕时，国民党特务没有抓住证据，始终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审和被押。法官认为他年轻（一九三三年，苏震年十九），情有可原，判两年半刑，送反省院服刑。在那里，遇见同牢的难友，老共产党人陈家康，陈已和外面有联系，所以在苏州的生活不寂寞。出反省院，只办了一个今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手续，因为他没有承认是共产党人，所以没有作在共产党问题上认错的表示。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零年党在审查我的历史时，因苏震用我的名字坐牢，要弄清到底是哪一个人在苏州坐牢，调阅了苏州反省院的档案，说明苏震一九三五年讲的话是可信的。
我和苏震在宜都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讨论了今后怎么办。我们的结论是，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势将唤醒亿万人民，兴起抗日救国高潮。红军长征到陕北，“一二九”运动的兴起，是高潮要到来的信号。我们必须找到党。一九三五年底因张翮在上海被捕，上海这条线断了，我们本来还有武昌赵承修的一条线，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朱语今从武昌回来对我们说，赵承修被捕了。我从北平回家，路过武昌的时候，见赵承修开一个自行车行，我从赵手里得到党的“抗日救国宣言”，知道赵和武汉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但不知他的上级是谁。那时，我不认识何功伟，更不知是不是张忍又在武汉活动。我把这些告诉苏震，苏说还有可能是爱国青年自发搞起来的，要看一看，不急于同赵承修联系。不久，赵被捕了，这条我们还在观察的线断了。苏震说，要投入学生运动，才能找到党，于是，我们两人商量，到武昌进大学去读书。
一九三六年夏，我进武汉大学历史学系，苏震进武昌中华大学，朱语今进西安的北平大学农学系。这次我们不是把大学当做“桃园”，找一个做观潮派的处所，而是到学生运动中去找党。刘汉进了武昌教育学院，他和我们不一样，是想捞一张大学文凭作将来糊口之计。另外，几位好友，张卓吾回到省立师范又有活动（张忍领导的），被捕坐了牢。王绍雄在宜都继续当商人。
我在武汉大学除了与舒在煕重逢外，还结识了王治梁，李慕苏等同学。除舒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荆沙参加过学生运动外，王、李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都积极参加了左派学生发起的一些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一天，我到大饭厅吃午饭，走到饭厅东侧，看到宣布鲁迅先生逝世的文告。我知道鲁迅先生生病的消息，后来陆续看到鲁迅病后发表的一些文章，稍稍心安一些，但时常在为鲁迅生病担心。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看到一些同学看到文告，痛哭失声，没有进饭厅返回去了。我走进大饭厅，平时吵吵嚷嚷的，这天安静得很，一种悲痛肃穆的气氛。又有一些同学饭没吃完，沉默地走了。连续好几天，饭厅和宿舍都较安静。一些阔少爷，对此事无动于衷的，也不敢如往常的放肆。不少的哀悼鲁迅先生的大字报在饭厅东侧和文学院大门口的布告栏贴出来了，有诗，有文，其中一篇对陈源的访问记值得在这里叙述一下。
陈源当时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对陈源是没有好感的，只知道他在五四时代或稍后一些时写了一些“闲话”名曰《西滢闲话》，被鲁迅批判过。陈源不教我的课，我也没有看过他当时发表过什么文章。鲁迅先生逝世，有学生去访问他，他对访问者说，他对鲁迅先生逝世很悲痛，为中国失去一位著名的学者惋惜。他说，他和鲁迅的文学主张不同，发生过争论，现在仍然不同，但没有争论，但他很仰慕鲁迅先生。如果学生们有悼念活动，他希望参加。我和舒在煕认为陈源讲的这些话，是真心话。他仰慕作为学者的鲁迅，并没有说仰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这一点和当时的革命青年不同，革命青年正是因为后者，同鲁迅心连心的。青年们爱戴鲁迅，正是因为他把心交给了青年。
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武汉大学，也还有人在鲁迅生前以骂鲁迅猎取声名，在鲁迅死后一言不发的，这个人就是苏雪林。
苏雪林是什么人呢？她当时在武汉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讲师，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她是胡适、梁实秋之流的一名走卒，以反鲁迅的悍将自居。上课下课，有机会就骂鲁迅，而且骂得很刻毒，说什么青年人喜欢鲁迅，是上了某一方面制造“鲁迅宗教”的当。这某一方面，是指共产党。她说，鲁迅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在文学上没有什么成就的平平常常的文人。“鲁迅宗教”这个词是不是苏雪林发明的，或者是她拾别人的牙慧，我没有调查研究，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听了很气愤，认为不仅是对鲁迅的侮辱，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青年的侮辱，现在看来，苏雪林的“鲁迅宗教”和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以及八十年代诸公攻击毛主席的什么“个人迷信”是一路货，时代不同，提法不同而已。可是，鲁迅在生前，可能是因为值不得一提，从来没有批判过苏雪林，而苏却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鲁迅动笔的。我只读了鲁迅一篇杂文，大意是说有些人以骂鲁迅来猎取声名，才感到苏雪林是个无聊的文人，大概是太醉心于扬名声了。可是她骂来骂去，却惹恼了许多学生，有的在课堂上和她争论，使她狼狈不堪。有一个学生气极了，寄给她一信，信笺上画了一个大拳头，上面注道：“你如果再敢无理侮辱鲁迅先生，本人即将赏你一顿老拳。” 我听说后并不觉得这办法好，但心里确也痛快。舒在煕对我说：“可惜你不喝酒，我们真该到小卖部卖一瓶酒来，浮一大白。” 胡适的这匹狗果然不敢向鲁迅狂吠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于一九三三年为了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几个青年共产主义战士而作的，他在那篇悲愤的文章里提到向秀的《思旧赋》，说他从自己的处境，体会了向秀悼念嵇康只能写短文的心情。时间仅仅隔了三年，一九三六年，人们已没有向秀的顾虑，也没有鲁迅悼念青年战友提防敌人毒手的困境，我们听说上海十万人民为鲁迅送葬，形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示威，人民都可以放声痛哭，尽情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了。反动派虽然还没有放下屠刀，但一九三六年秋天终究不是一九三三年，屠伯们不敢肆无忌惮地杀人了，中国革命形势一日千里，迅疾急转。
在当时的武汉大学，还发生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高潮行将到来。
学生们每天看报纸要注意保卫马德里战争的发展，“保卫马德里之歌”在校园里是学生们最爱唱的歌。一天，听说教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贝尔不等合同期满就辞去教务到马德里参加国际纵队作战去了。贝尔是一位青年诗人，他父亲也是诗人，母亲是画家，一家都是左派。据说他应聘来中国，是想来看红色的中国，结果在武昌珞珈山，只能看到白色恐怖的中国，终于待不下去，不等合同期满就到西班牙去了。贝尔走后不久，传来不幸的消息，他在保卫马德里战斗中牺牲了。武汉大学学生会为贝尔举行追悼会，会场设在文学院大教室。陈源参加了追悼会，讲了话，赞扬贝尔为人类的正义而献身的精神，从陈源口里当然听不到革命、国际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这类名词，但陈源视保卫马德里为正义事业，说明陈源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是有进步的。还有一位教英语的德国女老师捷希在贝尔追悼会上讲话时哭了。她谈到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表示即使马德里保卫不住，但反法西斯的事业一定要胜利。她教我一年级的基本英语，教书十分认真负责。她除德语、英语外，还通俄语和日语，但不懂汉语。一九三七年，学生们自发学俄语，她不要报酬来教课。这两位外国教师对我决心走上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牺牲在西班牙的贝尔。
“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就震发了，西安事变发生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我从武昌坐公共汽车回校，在汽车上看见一个外国人读《字林西报》（英商在汉口出版的英文报纸）的晚刊，脸上突然出现惊愕的神色，我凑近一看，原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我立时感觉非常高兴，笑在心里，几乎要在公共汽车上欢呼。到了学校，立刻跑到舒在煕那里报喜讯，又去告诉王治梁、李慕苏。那时学校收音机还不普遍，学生自己装的收音机很少能收听到外国短波播音，南京的电台还在封锁这个消息。但有些同学已经外国电台听到这个消息。宿舍大楼成了一片欢腾之海，有人高声唱歌，有人拿着酒盅子到处寻找知心朋友碰杯，有人放鞭炮。一群群学生在宿舍里，走廊里议论。另一方面，我也看见那一小撮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子弟，学生中的特务，一个个垂头丧气，往常他们那种骄横之气一下子消失了，他们走路时故意在水泥地上走得驼驼发响的使人厌恶之声也听不见了。我、舒在煕和在城里的苏震议论了一下这件事。虽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认为国内形势在起巨大的变化，反动派阵营之内有大人物起义了，如果没有十分高涨的革命潮流，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天，我和舒在煕去访问学生会，学生会里挤满了人群，议论纷纷。有一个领导人对我们说，还没有弄清事变详情和它的全部政治意义，已知张、杨对蒋介石是“兵谏”，他们要求蒋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共产党的态度还不知道，国民党的报导是混乱的，南京的何应钦们叫嚷要出兵讨伐西安。总之，形势发展非常之好，非常之快，学生会将有表示和行动，正在研究。
有人从国外电讯知道周恩来已到西安，不久，又听说宋子文到了西安。国民党的电台和报纸叫嚷要讨伐张、杨，陇海线上的军队在向潼关调动，并扬言要轰炸西安。日本人在大力鼓吹何应钦们讨伐西安。汪精卫宣布兼程从巴黎赶回国。
对于时局怎样发展？我和武大的几个知心朋友，和苏震议论了一番。出于抗日反蒋的感情，我们几乎完全一致地希望处死国贼独夫蒋介石，或者把他永远监押起来，待抗日战争全面发动之后交人民公审。
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主力，以西北为根据地，立即组织抗日救国政府，对日宣战。
实行这几步，南京必将分化瓦解。
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被释放了。我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表示接受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之后，说服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蒋介石到洛阳后发表了一个欺世盗名的声明“对张、杨训词”。
学生宿舍里的气氛立刻变了，成群的右派学生贴出标语，放鞭炮，他们也拿着酒瓶子到处碰杯。
我和一些朋友，甚至有较多的政治经验的苏震都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有些沮丧。
学生会领导人告诉我们，要相信共产党，要相信毛主席。我想了又想，共产党的主张一定是从促成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出发，从民族利益出发。到年底，我们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才知道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并已命令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撤离陕甘两省，所谓“对张杨训词”不过是蒋介石挽回面子的拙劣表演而已。
抗日救国事业的前途上虽还有困难和阻碍，但这个伟大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了。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步步侵入华北，对蒋介石又打又拉，在抛出广田三原则之后，又搞什么佐藤经济外交。国民党阵容进一步分化。在发生马占山抗日（一九三一年）、上海十九路军抗日（一九三二年）冯玉祥绥远抗日（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一九三七年，蒋介石的统治已成风雨飘摇之势。有些国民党军阀在日军进入华北之后，已经做了石敬瑭、张宗昌。而蒋介石先想做石敬瑭，割掉燕云十六州之后，保全华北一部和西北，后来又想做宋高宗赵构，以江浙为中心，保淮河以南，但这些都已不可得。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中国人民不允许，国民党内部不仅一些文官而且甚至一些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也不允许。西安事变告诉蒋介石，老路已走不下去，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加剧了日帝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蒋的主子，英美帝国主义也不允许蒋投降日本。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普及全国，深入人心。在这个形势下，发生了国民党军七十七军（西北军）张自忠自发抗击日寇的卢沟桥事件。蒋介石再也不能像阻止破坏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绥远抗战那样，阻止破坏卢沟桥抗战。七月八日，即卢沟桥事件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蒋介石犹豫了一个短时间，七月十七日，被迫发表了准备抗战的声明。全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平津流亡学生大批来武汉，有一些学生进武汉大学寄读，学校增加了新的血液，左派势力更加壮大。大概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有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武汉了，王明、凯丰等也来了。党的湖北省委建立起来了。八路军在山西省平型关歼灭日军一个旅的捷报传来之后，省委组织了工人、学生的庆祝游行。省委公开了董必武、郭树勋、郑位三三个领导人，郭树勋是当时的省委书记，他领导了这次游行。
抗日战争时期，党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青年工人、青年学生中成立了“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这是抗战初期以武汉为中心在中国南方党建立的左翼青年组织，原先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也在武汉发展组织。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和苏震加入了“民先”，在“青救”成立之后，我们加入了“青救”。
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学生运动进入新高潮，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和我们党争夺对青年的领导，他们在武汉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我们党和国民党争夺对抗日人民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成了“七七”事变后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群众运动的焦点。这时国民党强调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军队，统一群众运动，统一指挥等等，实际上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实行限制、瓦解，甚至打击。
我们党针对蒋介石限制群众的做法，提出，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等八项抗日纲领，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武汉大学的学生也在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展开。
党支部通过学生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黄松龄等来校讲演。周、董的讲演在一九三七年底，我已离校回宜都，没有听到。沈、黄的讲演我去听了。学生会还办了油印报和壁报，组织学生庆祝平型关胜利的游行，还办了游击战学习班，请八路军办事处的郭化若等来校讲课。
党支部还在学生中发展“民先”和“青救”。
右派学生和我们唱对台戏，邀请汪精卫、陈独秀来校讲演。 党支部组织了一批积极分子去听这两位反面教员的讲演，我去了。我们的人集中在礼堂的前列，当汪精卫讲到“不抗战要亡，抗战也要亡”时，我们高呼：“抗战必胜！” “中国人民必胜！” “亡国论都见鬼去吧！” 汪精卫面色苍白，由一些右派学生和国民党军警护卫着离去时，场内大部分学生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我心里觉得很痛快。
陈独秀来校讲演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校长王星拱陪他并作介绍说：“陈独秀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五四运动青年的导师，我们应当听听陈先生对抗战的意见。” 王校长没有提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没有讲陈现在是什么身份。来听陈的讲演的学生很多，狮子山上的大饭厅挤满了人。我是接到“青救”通知来的，但我自己确也想看看陈独秀其人，五四时代大革命年代那么为青年们倾倒，而“四一二”后却被共产党开除，成了托洛斯基派，托派的领导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有些人说中国托派是日本间谍，我不相信，但他们对抗日战争有什么主张呢？和汪精卫乔装打扮得像一个老了的花花公子不一样，陈独秀又瘦又小，像个破落地主。他在讲了抗日战争需要民众援助一段话之后，继续说道：“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异口同声地说要发动民众，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完全没有那回事，” 他最后为国民党出谋献策说：“应当学习英、美、日，以各党的政纲去争取民众，如果政府党采纳解除民众痛苦，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让人民有政治自由等三条办法，则别的党派即使采用更激烈的纲领也不能和政府党争民众了。”
陈独秀讲的在野党当然主要的是指中国共产党。他明明知道“全民抗战”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只实行片面的军队抗战，不敢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而提出的，这是共产党总结五个月来抗战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它决不是什么“套语”。陈独秀也应该知道国民党不但没有提出“全民抗战”的口号，而且反对这个口号。他却故意说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讲要发动群众，“全民抗战”成了套语，显然不是他无知，而是为国民党实行片面军队抗战，招致战局不利而开脱罪责。他也指责共产党提倡的“全民抗战”，“实际上完全没有那么回事”。为什么“完全没有那么回事”呢？开战五个月来，开始形成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片面的军队作战，不敢发动民众，节节败退，丧失华北、华东大量国土，而共产党开始在华北创立的敌后战场，实行“全民抗战”，放手武装民众，节节胜利，收复了华北大量国土，两条路线，两样结果，不是十分明显的么？
陈独秀讲的“别的党派采用更激烈的纲领”等等，别的党派自然是指共产党，什么“更激烈的纲领”呢？他没有明说，大概不是指“减租减息”，而是指“武装民众”。看来陈独秀只讲他的那三条，绝口不提武装民众，在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绝不能说是陈独秀一时遗忘了这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大革命失败已十年了，他还是顽固地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毫无长进。
当他宣扬“全民抗战”口号不行，无异说共产党不行，场内斥责声大起，不少学生高呼“托派可耻！”，“托派是日本人的帮凶！” 校长只得护着陈独秀灰溜溜地走了。
游击战学习班办得很成功，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六字诀，对我后来学习《论持久战》很有好处，使我初步认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是绝不可少的一种战争形式，为下乡打游击战做了初步的思想准备。
有一天，文学院墙壁上贴了一张英文大字报，揭露外语系讲师袁昌英的“抗日”主张。袁在课堂上说：“抗日光靠中国和中国人不行，因为中国穷，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制造飞机大炮，也买不起。中国人穷，没有文化，愚昧，落后，一盘散沙，抗日，只有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等等。”大字报作者讽刺袁昌英说：“现在英国人美国人赞成中国抗日，是中国的朋友，但这两位富有的朋友今天还没有对日本宣战呀，如果不靠自己，只靠朋友，你打得不好，朋友还会撤销援助的。抗日，眼睛只向外，不向内，不靠中国四亿人民，这是洋奴哲学。” 袁昌英看了“洋奴哲学”四个字，气得哭了，袁的丈夫杨端六，经济系教授，蒋介石授予上将军衔的经济顾问，和中文系教授刘永济把袁昌英劝走。他们三人经过图书馆门前向西走，口里不三不四咒骂，扬言要找大字报作者辩论。我和一些同学在图书馆门前台阶上观看这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绅士们怒气冲冲，不禁鼓掌高呼：“来看稀奇呀！来看教授们游行示威呀！” 刘永济气得发抖，我们大笑。
一九三七年就在这样鼓舞人心的斗争中过去了。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