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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自己：莫忘来时路
文/张剑光
夏已过，秋转凉。抬头一望，已经走过了大半生。
1972年“教育回潮”时我在乡下读高一。学校离家也就五、六里路，周三、周日下午背上玉米面窝窝头、拿点青盐，就和同学一起去学校。窝窝头是母亲前一夜蒸的，用笼布裹着，竟嚼出一股淡淡的甜味。玩到天快黑，趁生产队看菜人回家吃饭，我们就悄悄钻进菜地，摘点辣椒，拔点大葱、萝卜等，这就是下饭菜。菜地里的土还冒着热气，辣椒秧子刮得手腕发痒，可谁也顾不上，只顾往怀里揣。
那年月，关中农村缺吃少穿、缺油少荤，家里仅有的一点细粮，也省着用。六叔常说：“细粮要留给过年。”
高中毕业后，我同六叔两口承揽了生产队饲养室铡草、起粪、喂猪工作，每天挣八分工，顶一个妇女劳力。铡刀起落，麦草落地，一会儿就堆成小山。累是累，时间自由。下午割笼鲜草，猪养得高大肥壮，毛色发亮，到了年根家家户户就等那2斤肉。
杀猪那天，饲养室院里支起大锅，白气漫上来，能遮住半面墙。有人提着木桶，用杀猪水回家泡脚；有人等着晚上吃头蹄下水。
原以为，这辈子就要和土地绑在一起了。可命运有时候像关中平原上的风，说来就来，毫无征兆。一日，队长蹲在饲养室门口的碌碡上，吧嗒着旱烟，忽然喊我：“大队研究决定，让你给娃去代课。”一块黑板，几十双眼睛，我站在讲台上，知道一个农村娃心里装着怎样的盼头。从本村到外村，除挣工分外，补贴也由每月3元提高到5元。那5元钱，3元交给父亲。
1977年，冬天里传来一声春雷：恢复高考。我攥着粉笔，站在教室门口，愣了半晌。数学公式和英语单词在昏黄的灯光下跳舞，跳累了，就停下来，听窗外北风卷着枯叶拍打着窗棂。时间仓促，没有资料，第一年高考败下阵来。
乡教育专干劝我：“收心吧，好好教书，教的好，就调你到完小”。但我不死心，继续复课。有一次教育专干在全乡教师大会上说：“给你们3个月时间复课，离开学校，扣除工资，再考不上，要么安心教书，要么收拾铺盖走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月中旬，我在母校高中补习时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右手腕粉碎性骨折，在礼泉做完手术后，绷着纱带走进了高考考场。
1979年8月我收到了中师录取通知书。虽心有不甘，但在父母和同事的劝导下，还是走进了咸阳师范学校一一当班团支部书记，进校团委会，入党，意气风发，激扬文字。
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一桶水，当教师就要努力成名成家；当校长就要成为专家型、精英型校长。从中师毕业到上专科再上本科，我一边教书一边深造，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水。教育学、心理学、中外名著、西方哲学史……每一堂课都舍不得漏听。周末，别的同学去逛街，我骑着自行车去西北大学听“侯外庐学派”的讲座。西安的街道灰扑扑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车轱辘碾过去，发出沙沙的响。
二十年，我骑着自行车在本县两所农村高中奔波。从校团委书记、副校长、校长，职务在变，可心里始终装着那个背馍上学的少年。讲台高了，黑板大了，台下的眼睛也更多了，我像老农侍弄庄稼一样侍弄学生一一清晨带毕业生长跑，队伍呼出的白气在操场上飘；深夜巡自习、查宿舍，手电光柱里飞着细碎的尘；高考时拉着大铁锅给考生做饭，铁锅沉，绳子勒进肩膀，听到鼓风机响，心才放了下来。
几百个名字，从这里飞出去，飞进大学，飞进城市，飞进他们父辈想都不敢想的天地。
1997年4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政治》封面刊登了我的彩照和治学兴校文章，奖状和证书也有一摞。可我总觉得，最沉的荣誉，是父老乡亲见面时的笑容和问候；是学生寄来的一张张明信片。
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过，我走出教室。
在树下点燃了一支烟，忽然办公室主任找我说：“局长来了，找你有事。”我被免去了校长职务，借调市教育局普教科写材料。
时光匆匆，物是人非。但那个背着窝窝头和盐、在土路上奔跑的少年；那个在饲养室起粪拉粪的“八分劳”；那个在煤油灯下做题、脚冻得红肿的青年；那个第一次站上讲台、手心冒汗的民办教师，他们都没有走远，都住在我这具日渐苍老的骨血里。
作者简介
张剑光，网名长笛，退休前曾任高中校长，以教书育人为荣，以写作新闻稿件、散文、教育教学论文为乐，出版《挑战生命》、《新课改的震撼与挑战》等书。退休后，心之所向，笔之所及，偶有作品见公众平台。
(审核:董惠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