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行世界我们彼此看不见（夜读偶得）
作者：范弓飞
一切使人无法行使自由的处境，皆有悖于人类的目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歪曲了良心之间的对话……因为之前我们读的都是萨特一路的东西，想不通他们本来就同时存在，为什么我的眼里只有萨特。而萨特像一个老流氓，不但飞快占据了我们的形而下，还一度占据了我们的形而上，他骚逼嚯嚯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以法左硬核进入了我们的大脑。当萨特描画苏联时，他的掩盖在批判辞藻中的大量赞美，让人十分怀疑存在主义的纯粹性！他为什么仅仅从“人学缺失”的角度予以界定苏联的罪恶？后来索维尔给予了清楚的解释，在相对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都那么热情地歌颂专制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完全不知道专制下的人们的感受，他们善于描画集权的美好图卷。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者……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他引用《心灵的疏漏》（The Reckless Mind）的评论说：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着解放者，将其难于想象的罪行当着高贵行为。那些似乎不再被强权压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赞美遥远的独裁者？如果他们仅仅是想通过赞美远方的独裁者来达到批判他们自己的统治者的目的话，那么他们将独裁下的人们又置于何地？事实上，就目前来说，我们都生活在两个相互平行的世界里，在这两个世界的人们是彼此看不见的。这恰恰是阿隆早就描绘过的景象，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一个思想家竟然会对一个不可能容忍他的世界如此宽容，而对尊敬他的世界却如此无情！他对诸如梅洛-庞蒂一类思想家的评价，放到普通知识分子身上大约也是合适的，就生活层面来说，这样的判断对普通人来说也是合适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批判和咒骂自由世界的弊端，而对独裁下的罪恶采取宽容度态度。
我们往往都在互不信任之中完成合作。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前几年我在装修一个山庄，一开始我信心满满地对施工队的头目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和善意，他说什么时候划款我们就什么时候划款。但工程进度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工人停工了。问其原因，他们说是工头让他们停工的，因为我们没有发工钱给他们。我解释说按照进度付款是我们写进合同的，你们的工钱也应该包括在内，他不发工钱怎么找到我们的头上？工头没有发工钱，然后怪到我们头上，这是什么骚操作？然后双方坐下来一笔笔算账，结果他无语，把工钱发给了工人。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这特么不是白纸黑字的合同写好的么？怎么会不付款？难道合同真的就是一张纸？在雇主与雇工之间到底插着一个什么样的杠子才让他们如此害怕？社会公信力和交易的诚信度是在什么时候搞丢的，我们也不知道，最可怕的是明知丢了还找不回来！到了工程收尾阶段，一个木工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偷偷拉走了在他看来是剩下的几块木板，因为他又接到了下一单活……在我反复追问之下他又拉了几块回来，但已经不是他偷走的几块了，但他坚称就是这几块！木板是我自己亲自到旧木材市场淘回来的，是用来雕刻对联用的，是真正的老柏木，而他拉回来的仅仅是几块薄薄的杉木板，作为资深木工，他会不知道？最后，我已经不想和一个普通劳动者纠缠这个事情，但我也就此了解到他们的基本行为模式，他们会在一个工地和另一个工地之间反复串料，这似乎还成了他们的一个行规。但他为什么明明偷走了，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拉几块假的回来，明明大家都看出来了，他还敢于坚持这就是原来的真东西？他耍赖皮而且又假装委屈，透出来一种少见的厚颜无耻，把一个木工的形象完全捣毁了！是什么让一个本来可以靠手艺赚钱的人，变异成这个样子？仅仅是因为他的手艺不足以支撑他的贪婪？我真的清楚他们的世界吗？除了利益的不同，我们还有多少不同的东西？尽管我们看起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实际上我们都生活在层叠的平行空间里，彼此完全看不见，我们的美德或者恶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约？
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莱蒙托夫的《帆》，曾把它其中的两句抄录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这个问题放在今天漂泊的人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重量？当我们感叹“回不去的故乡”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去过什么样的异地？在本来就是平行的世界，再进行了最严格的有形的疏离，对本来就不可能的通融进行了符号化的、具象的塑造，终于可以让观者或者在者、行者或者死者都明白了任何的认同都是徒劳。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全球性。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者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意。世界的诡异之处在于，每个族群都有和别的族群相联系的愿望和必要，但彼此的掠夺和争斗又在不断消解这样的联系，人们一面向别的族群喊话，一面觊觎着他们的地盘和利益，最终的结果还是退回各自的洞穴……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扎米亚金的《我们》里那一群生活在绿墙内的人，他们已经被进行了严格的编码，也没有姓名籍贯之类，从来不和外界接触，因为他们已经被驯化得完全相信绿墙外是可怕的世界，绿墙内才是完美的世界，他们科技发达、管理有序，但是最终那堵墙还是垮掉了，号码们冲出去了，发现世界完全不是他们原来描述的样子……当一个部落的首领以牺牲部落贱民的基本利益为最大利益的时候，一个族群的撕裂就不可避免，如果部落首领或爪牙的担忧在于秩序的失范，那么底层就必然会陷入对匮乏的恐惧。大量的历史事实往往证明，所谓的“秩序”大多数都演变为部落首领权力统摄力的要件，一个是成果的分配原则，另一个是前于结果的机会划分——只有这两者牢牢掌握在部落首领的手里，以他希望的形式实现，就是所谓的有序，反过来就是失序。但是在这个秩序里，部落的其他人拥有什么呢？他们只能被动地被纳入规划、接受治理和安排，他们只能是一切结果的接受者，从来不可能是预期者或创造者，因此他们只能鼠目寸光，眼里就只能看见今天的利益，“追逐利益”，这恰恰是首领们故意造成的关注点，除此之外，贱民们不问是非黑白。首领们的智慧还在于，他不可能让贱民真正获得利益，只是让他们奔赴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这个关注点因此就显得虚无缥缈。对于部落人群来说，有些看见了那个点，而另一些则只能看见奔波的脚步，他们因此还是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生活中就存在着对生活不同的界定，其分野在于，一部分为明天担忧，另一部分则相信明天的美好。但无论是担忧的还是相信的，他们都不清楚这样的事实：通向明天的路随时可能被斩断。在故乡和异地之间，没有天然的桥梁，或者，这桥梁上已经设置了无数道关卡——这就是现实。莱蒙托夫的问题，那是对船帆的想象，我们的问题是对脚下通向故乡道路的写实。在一个官员口中的“恶意返乡”，显然十分符合他那个世界的秩序，这是他个人的需要，是他那个世界需要，是他所认同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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