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连第一年

杨善兴

记不清我们新兵下连的具体时间了，有的战友说是三月三日，也有战友说是三月五日。只记得走到胶县洋河农场时已是傍晚，没有传说中的锣鼓喧天，也没有欢迎我们的大红标语。

我被分配到四营机炮连一排一班，担任82迫击炮一炮手。全班共七人，班长赵景祥，1971年的兵，山东曲阜人，高中文化。副班长陈同华，1973年的兵，江苏连云港市人，英俊挺拔，不输明星。另有一名1971年的老兵，名叫李志玉，山东淄博市周村人。还有一名1974年的兵，当地胶南县的，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姓徐。再就是两名和我一年的兵，一位是济南市的贾玉文，另一位是山东益都人，名字也记不清了。

我的排长是张良振，山东聊城梁水镇人，1968年的兵，个子不高，精干利落，还会跳舞，与我是一个地区的老乡。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军事训练不多，政治学习却不少。一开始是学习《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学习叶剑英副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主要内容是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紧接着是学习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前后学习内容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格格不相容。

有一次以班为单位读报学习结束后，赵班长说：“咱这国家也太没真事了，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还怎么说怎么有理。”不巧，正好被走到门口的韩连长听到了。韩连长站在门口说：“让你学啥就学啥，哪来这么多废话。”韩连长走后，赵班长无奈地说：“看，不让说。”

我是一名新兵，不敢多言多语，但总觉得赵班长说得有道理。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我们营马教导员身上。那时，我们营马教导员正在山东省军区教导队培训，结识了一位王姓肥城老乡，也是来培训的某部营教导员。他乡遇老乡，自然亲近无比。一个星期天，他俩相约去爬山，马教导员见四下无人，悄悄地对他说：“我看张春桥这个人不行，有野心。军委扩大会议上，叶、邓两位副主席都讲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他却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明显是想转移会议主题，与两位副主席对着干。”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肥城老乡、王姓教导员回去后竟向上级举报马教导员攻击中央首长。教导队培训尚未结束，便通知马教导员去上了一个月的“学习班”。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里都有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无耻小人！

大约是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连部前出黑板报，连部通讯员小胡（名字记不清了）在一旁看了许久，见一时无人，便凑到我跟前小声说：“跟你说个事，连里准备让你去学卫生员，千万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入伍前在农村我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一生从事医学工作是我一生的追求和梦想，能当上连部卫生员，无疑离我的人生梦想靠近了一大步。

几天后的一天，连部通知与我同年入伍、三班的小崔（名字记不清了）去师部卫生科参加卫生员培训。

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我一下子就懵圈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认真审视和检查下连以来的一点一滴和方方面面，试图找出卫生员这个名额与我擦肩而过的原因之所在。

有了新兵连的教训，我下连之后一直小心谨慎，努力向上。除了积极干好正常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黑板报，和老战友李文清一起画幻灯片，宣传连队里的好人好事。真搞不懂我又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和过失。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我站在屋外乘凉，我们连吴副指导员走过来对我说：“小杨，给你班长请个假，跟我出去办个事。”我急忙给班长请假后，便跟着吴副指导员去办事。

原来吴副指导员准备回家探亲，让我和他一齐去附近的苹果园里买些苹果带回家。苹果两角钱一斤，在园区内可以随便吃，不要钱。因刚吃过晚饭，放开肚子也只吃了两个。在回来的路上，吴副指导员嘱咐我说：“干好你的工作，其他事不要管。领导有领导的想法，领导有领导的打算，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大概是七八月份的样子，团宣传股为促进全团通讯报道工作的开展，举办了一届“通讯报道学习班”，我也被连领导推荐去参加学习。学习班大约有二十几个人，主要是宣传干事郭玉奇讲课并指导练习作文，李宝瑞干事有时也来指导。学习班大约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宣传股把我单独留下来，和李宝瑞干事一起搞文学创作。

这个期间最难忘的不是工作有什么突破和成功，也不是有什么奇人轶事，而是一个星期天包饺子。那天不知道是面和软了还是馅太稀了，轮到我们下饺子时，饺子瘫在面板上弄不下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郭干事自告奋勇地说：“都别急，我来。”只见他把瘫在面板上的水饺扣下来，再撒些面粉，揉在一起拍成饼，用刀切成块，还自得其乐地说：“好了，下锅吧！”

哈哈，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了这么一顿奇特别致的水饺，其味道可以说是要多难吃就有多难吃。

大概有二十多天的样子，我们营马教导员来团部开会，会议结束后找到我，并一齐去找宣传股长。“这个兵你们要不要？”见宣传股长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他就说：“这样不行，你们要就通过正规手续调过来，不要我就带走，咱要对战士负责任。”然后又对我说：“拿上你的东西，跟我回连队。”我急忙拿上我的背包和洗漱用具，跟着教导员坐团里往营里拉东西的“嘎斯”车回到了连队。

如今再回望这段经历，深为马教导员关心和爱护每一位战士的精神所感动、所钦佩。一个营有五百多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记挂着我一个普普通通、参军不到一年的新战士。

试想，如果不是马教导员及时把我带回来，我关系留在连队而工作在团机关，两头都沾不上，其后果令人难料。

新兵第一年还有两件事不吐不快，不吐就算不上是完整的一年。

第一件事是在胶南铁山水库。历时一周的全营游泳训练将要结束时，李营长对我们几个新兵说：“你们谁能游一万米，我就给谁记一个营嘉奖。”我们几个新兵求奖心切，就纷纷下水游泳。记得我和甘宜方，还有一位同年兵（名字忘了），一口气游了五个小时，胜利过了“万米”大关，达到了“万米健将”水平。不知李营长忘了还是没当回事，反正没有兑现承诺，我们也没人敢去问个一二。

第二件事就是演习打坦克。为了未来能够成功击退“苏修”的入侵，我们按照“打坦克教材”演习打坦克。我们首先用废旧的麻袋片包上稻草，用麻绳将其捆成“炸药包”，再用铁丝将“炸药包”固定在木棍上，最后用8号铁丝弯成钩固定在“炸药包”上面。用意是等坦克靠近时将其挂上。

记得演习场地是在胶南县北一条干枯的沙河里。附近野战部队为配合我们演习，还派来了一辆苏式坦克。原以为坦克像“东方红”拖拉机那样慢，没想到坦克跑起来非常快，履带将河里的沙石卷起一人多高，根本无法靠近，别说挂炸药包了。没办法，我们只好请求坦克驾驶员慢点开，尽量靠边走。

我们三个连队一字排开站在南河边树丛中，一个劲地向行驶中的坦克扔“炸药包”，竟没有一个能挂在坦克上。休息时，野战部队的一位副连长给我们做介绍说：说“苏修”的坦克是纸老虎，那是从战略上讲的；在战术上讲，它是真老虎。我们这辆坦克是T‑34，苏联的淘汰产品。现在苏联的坦克已经是T‑72了，性能更优，流线更好，跑得更快。尤其是集群坦克，相互掩护，根本就找不到死角。

没有导弹，没有重型火炮，仅靠轻武器根本就打不了它。“打坦克教材”讲什么徒手打坦克，那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他笑了笑接着说：“你们这哪是打坦克，说重点就是在瞎胡闹。”

听了这位副连长一席话，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如果真打起仗来，将会有多少年青的生命被无知断送。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打坦克教材”还要欺骗误导人们多久。

岁月如烟，人生苦短。回忆过去，并非一定要瞻望未来。我之所以写下这段文字，无非是想记下那段军旅日常，记下那段青春滚烫，记下那段刻在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人生过往。

作者简介：杨善兴，字工，号老善，舐墨轩主，山东省高唐县人。七旬老叟，头秃眼花。一生岁月，唏哩哗啦。年少务农，不精耕耘锄耙。自学中医，仅记陈皮朱砂。入伍军营，功章从未胸挂。建筑事业，只能糊口养家。闲意文字，无非延缓呆傻。情系书画，犹似孩童涂鸦。

注：马教导员名为马心田，山东省肥城县人，1959年参军入伍。

李营长名为李春华，山东省淄博市人，1957年参军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