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行谒记

作者 / 谢天斌

一

清晨从张掖出发，中巴车沿着312国道向西疾驰。八月的河西走廊，天亮得格外早，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远山浮在山岚里，雪线若隐若现，像谁用淡墨在宣纸上轻轻勾了一笔。

同行的老周是第二次来高台。他说上次是三十年前，陵园还没有现在的规模，纪念碑也矮一些，展室里只有几张旧照片和几杆锈枪。“那时候来，路上得走大半天，”他望着窗外，“现在路宽了，车也多了，可有些东西，还是老样子。”

车过黑河大桥，河面不宽，水色浑浊，在晨光里泛着铁锈般的暗红。老周说这条河当年也红过，不是泥沙，是血。我没有接话，只是把车窗摇下来，让戈壁的风灌进来。风里带着砂砾的劲道，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肃穆，仿佛这风从很远的地方来，途经了某个不该被遗忘的年份。

二

高台县城不大，陵园在县城东南角，占地数百亩。远远就能望见那座纪念碑，像一柄从大地深处拔出的剑，直直刺向苍穹。

门口几株白杨站得笔直，叶子在风中翻卷，一明一暗。不是周末，游人稀少，在售票处要了一张简印的导览图。

跨过那道低矮的门槛，脚下的路忽然变了。不是水泥，是青石板，缝隙里钻出细碎的野草。我放轻了脚步——不是刻意，是这园子里的安静有一种重量，压得人自然而然地收敛了声息。

三

纪念碑在园子正中，高三十多米，花岗岩的碑身被阳光照得发白。我仰着头看，碑顶刺得人睁不开眼。底座四面刻着浮雕：有持枪冲锋的战士，有倒下的马匹，有坍塌的城墙，还有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在风雪中互相搀扶着前行。

绕到碑后，是一面镌刻着"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铭文墙。我凑近了看，指尖触到冰凉的石材，那凉意顺着指腹一路钻进来。董振堂、杨克明……这些名字在历史课本里读过，此刻却像活过来一样，一笔一画都带着体温。

老周在墙根蹲下来，从包里摸出一瓶白酒，拧开盖，沿着墙根缓缓倒了一条线。酒液渗进砖缝，转眼就不见了。“三十年前我来”他说，“纪念碑还没有这么高，墓区也没有这么大。那时候很多烈士的名字还没找全，纪念馆里只有几张旧照片，几杆断了刺刀的枪。现在好了，名字慢慢都回来了，可有些人，怕是永远找不到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望着远处一排排墓碑，半晌没说话。

四

展厅在纪念碑东侧，一座庄重的建筑，门楣上挂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匾额。推门进去，光线骤暗，眼睛需要适应片刻。

展厅中央，一幅高台城防作战图占据了整面墙壁。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标注着1937年1月12日至20日的战况：马步芳、马步青纠集2万余兵力，从四面合围。红五军近3000将士，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依托土城与敌血战九昼夜。

玻璃展柜里，一柄卷刃的大刀静静躺着，刀柄缠着磨破的布条。旁边的解说牌写着：高台城陷时，某部连长持此刀与敌巷战，砍杀数人后壮烈牺牲。再往里走，是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高台城门，城墙塌了半边，雪地上有暗色的痕迹。照片下方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行：1937年1月20日，高台城陷。董振堂将军率余部与敌展开巷战，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敌军残忍割下将军头颅，悬挂城门示众三日。同役，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牺牲，年仅32岁。红五军近3000将士，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殉国。

我站在展柜前，久久没有挪动。照片里那扇斑驳的城门，像一张沉默的嘴，吞掉了整整一支军队的呼吸。老周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半晌，他低声说：“九昼夜。零下二十度。没有援军，没有弹药，没有粮食。他们是用骨头在挡马刀……”

展厅最深处，是一面烈士名录墙。密密麻麻的名字，有些后面标注了籍贯和年龄，更多的只写着佚名。老周在墙前站了很久，伸出手指，轻轻抚过几个模糊的字迹。“以前来，这面墙还没这么长”他说，“现在名字慢慢找回来了，可有些人，怕是永远找不到了。”

五

从展厅出来，沿一条碎石小径往深处走，便是墓区。

墓区很大，一排排墓碑像列队的士兵，静默地站成方阵。很多墓有名字，也有很多没有，只刻着编号。我走到一座无名墓前，蹲下来。墓碑是统一的花岗岩，正面刻着"红军烈士之墓"，背面空白。墓前有一束干枯的野菊，花瓣已经褐黄，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游人留下的。

风穿过肃穆的松柏，发出低沉的呜咽。墓区四周种满了松柏，是后来人栽的，如今已很粗。树根扎下去，与那些忠骨缠在一起，把地底的故事一寸一寸吸上来，又通过年轮，一圈一圈地刻进树干里。我伸手摸了摸最近的一株松树，树皮粗糙，带着戈壁特有的干燥。

陵园的角落有一株老榆树，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木牌，写着“将军槐”。树皮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凑近了看，能辨出当年有人用刺刀刻下的笔画——歪歪扭扭，有的像是地名，有的像是人名，还有一个，只刻了一个“归”字。树皮早已愈合，把那些刀痕包进了年轮深处。可那个“归”字，却像一枚钉子，钉进了每一个经过这棵树的人心里。

六

夕阳西斜的时候，我重新走回纪念碑前。管理室门口坐着一位中年工作人员，正在给一盆仙人掌浇水。我过去搭话，他抬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张黑白照片。

“那是符泽攀，咱们陵园第一任守墓人。”

照片里的老人穿着旧军装，站在纪念碑前，腰板挺得笔直。工作人员说，符老也是红西路军战士，1957年陵园一建成，他就谢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主动要求留下来守墓。每天清晨，他都要把墓区的小路清扫一遍，把每一块墓碑擦一遍。有来访者，他就讲高台的故事；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坐在墓区里，跟战友们“说话”。每年1月20日，高台战役纪念日，他都会早早来到公墓前，三鞠躬，然后吹响一只海螺号。那号声苍凉，能传出去很远。

“他守了多久？”

“从1957年到1986年，整整九千多个日夜。1986年1月20日，正是高台血战五十周年那天，老人安祥地走了。后来，人们把他安葬在墓区东侧，与战友们朝夕相伴。”

我望向墓区深处。在公墓东侧，果然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墓，墓碑上刻着"符泽攀之墓"。墓前很干净，没有杂草，显然天天有人打扫。夕阳照在碑面上，泛出温润的光。

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有孩子骑在父亲肩头往陵园这边张望，有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上台阶。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正在纪念碑前拍照，手机举得高高的，试图把碑顶和天空一起框进取景框。他的母亲在一旁催促：“快点，还要赶回去的班车。”

我没有笑。和平年代的人，已经很难理解那种向死而生的决绝了。可他们依然要来，依然要站在这些沉默的石头面前，让心跳与八十九年前的炮火共振片刻。不是为了重温仇恨，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站着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有人用命垫过。

七

回程的车上，老周靠着窗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张导览图，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

我望着窗外，戈壁在暮色中渐渐沉入深蓝。高台城的方向，那座纪念碑的轮廓已经看不见了，可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像一柄剑，沉默地指向天空。

高台的风又起了，卷着砂砾拍打车窗。我没有关窗，任由那风灌进来。那风里裹着粗粝，也裹着一个时代最后的体温。我迎着风，忽然觉得背后有无数目光在送我——不是告别，是嘱托。

他们守住了高台。剩下的路，该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