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万卷楼”中读“天书”
——壬寅仲夏读《维特根斯坦传》记
张兴源
一
延安的夏天，沟壑间的黄土被日头晒得发白，延河的水声远远近近地响着。我的“十二万卷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满架的书沉默地立着，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又像一群默然无语的老友。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瑞·蒙克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封面的折痕已经很深了——这是我第三次读它。窗外的蝉声一阵紧似一阵，可我竟全然不觉，整个人都被这个一百多年前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攫住了。
说起来，我与西方哲学的缘分，要追溯到少年时代。
一九六零年代的陕北农村。未满周岁的我，被抱养到志丹张渠的一户农家。待我长到十来岁时，想不到这个家里竟然有旧版的《语文》课本、历史小丛书，还有一本崭新的《鲁迅小说集》在等着我。放羊的时候，我就躺在山坡上读这些书。羊们在沟底啃草，我就在梁峁上看鲁迅怎样“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是个禁书的年代，可越是禁，心里就越发痒痒。后来我辗转听说邻村有个老学究，床底下藏着一套撕去了封面的书。我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去找他，老者从炕洞里掏出几本残破的书来，就着油灯一看，竟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一些苏联学者的哲学论著。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哲学”这两个字。
如今想来，一个十五六岁的陕北牧童，读艾思奇讲唯物辩证法，大约是可笑的。可那时候的我不觉得可笑——只觉得天地间忽然有了一扇窗，窗外的光如此明亮，刺得人眼睛发疼，却又舍不得闭上。
二
真正系统地读西方哲学，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
一九八二年，我考进延安大学中文系专科。延大的图书馆虽然说不上多大，但对我这样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人，已经是汪洋大海了。我像一头饿慌了的牛闯进了菜园子，逮着什么啃什么。先是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真是一部好读的书，罗素那英国式的机智和辛辣，把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哲学史写得像一部传奇小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从笛卡尔到康德，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个个哲学家的面目在我眼前活了起来。
接着是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再接着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越读越觉得不过瘾，便开始啃原著。柏拉图的《理想国》读了三遍，第一遍是硬啃，第二遍是品味，第三遍是与之争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读得我头痛欲裂，可那种痛苦里偏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就像陕北人吃辣椒，辣得眼泪直流，可下一口还是要吃。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我在陕西教育学院读本科时，在一位有着同样爱好的同学（好多年前，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的教导下开始研读的。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在志丹县中学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在煤油灯下读康德。那书真难读啊，每一个句子都像一团乱麻，你得一根一根地往外抽。我读了几个月，才勉强弄明白“先天综合判断”是什么意思。可就在那个月夜里，当我终于读懂康德关于“人为自然立法”那段话时，我突然觉得，自己这几十年的书没有白读。陕北高原上的星空那么高那么远，康德却说，这星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为它立了法。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哲学的心跳。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在鲁迅文学院读的。一九九三年九月，我有幸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研究生院合办的硕士研究生班学习。北师大的图书馆里，黑格尔的书占了一整排架子。我每天周都去读个小半天，读了整整一个学期。坦白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读懂了黑格尔——那种辩证法的螺旋上升，那种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对我来说始终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像极了陕北道情里那种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调子。
三
就这样，从少年到中年，从志丹的山沟到北京的校园，我像一只蜗牛一样慢慢地爬过了西方哲学的长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近代到现代，从经验论到唯理论，从德国古典哲学到分析哲学——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可每一步都没有白走。
正是在这条漫长的阅读道路上，我遇见了维特根斯坦。
最初是在一本《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里看到他的名字的。那本书只用了一页半的篇幅介绍他，说他写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书，前者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后者开创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一页半的篇幅，当然说不清这个人的分量。可就是那一页半，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后来我找到了《逻辑哲学论》的中译本。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可每一个句子都像一把刀子。开篇第一句：“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斩钉截铁。接着读下去：“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些话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们像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东西，又像是用最深刻的思考抵达了最简洁的表达。
我那时候正在写诗，写小说和散文，常常为“写什么”和“怎么写”而苦恼。维特根斯坦的话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语言是有边界的，思想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可也正因为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一切才变得清晰起来。这就像一个画家，正是因为知道画框在哪里，才知道该在画框里画些什么。
再后来，我读到了他的《哲学研究》。那本书与《逻辑哲学论》完全不同——如果前者是一座水晶般透明的建筑，后者就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丛林。“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意义即使用”——这些概念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我从未意识到的门。他说语言不是用来描摹世界的图画，而是我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语言，就像我们使用工具一样，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用法，没有一种用法比另一种更“正确”。
这话听起来简单，可细想下去，却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语言不是世界的图画，那么我们几千年来关于“真理”“本质”“实在”的讨论，是不是都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大约是说：别去追问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去看看吧，看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使用语言的。真理不在语言的背后，就在语言的使用之中。
四
读瑞·蒙克的这本传记，让我对维特根斯坦这个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个人太传奇了。他出生在维也纳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父亲是奥匈帝国的钢铁大王，母亲有着深厚的艺术素养，勃拉姆斯和马勒是他家的常客。可他一生都在逃离这个富贵的出身——他放弃了巨额遗产，把它们全部给了兄弟姐妹，自己跑去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在挪威的山中自己动手建了一座小木屋，一个人在那里思考哲学。他在一战中志愿参军，在战壕里写下了《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内容。他当过园丁，当过医院的门卫，当过修道院的勤杂工。他盖过房子——那座房子至今仍是保加利亚大使馆文化处的所在地。他十岁时就做出了一台缝纫机，成年后自学单簧管，还差点去当一个乐队指挥。
这些事，随便拿出一件来都够普通人吹一辈子的，可对他来说，不过是生命中一段小小的插曲。最打动我的，是他与罗素的那段交往。一九一一年秋天，二十二岁的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找到当时已是哲学界泰斗的罗素，开门见山地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这话说得真绝——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没有中间状态。罗素让他写篇论文来，读完论文后，罗素告诉他：你是一个天才。维特根斯坦后来说，正是罗素的这句话拯救了他，让他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孤独和痛苦。
可就是这个被罗素称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的人，后来却跟他的老师闹翻了。他用《逻辑哲学论》申请剑桥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罗素和摩尔。答辩的时候，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提出了疑问，维特根斯坦是怎么回答的？他拍了拍罗素和摩尔的肩膀，笑着说：“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这话说得多狂啊——可问题是，后来的哲学史证明，他可能是对的。
五
读这本传记，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天才？
我们平时说一个人是天才，大约是说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快，做什么都好。可维特根斯坦的天才，似乎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天才，在于他把思考当成了生命本身。他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在思考哲学问题。他写《逻辑哲学论》的时候，一个人在挪威的小木屋里住了好几个月。那地方冬天极冷，极黑，可他就那么一个人坐着，面对着纸和笔，面对着那些他必须要想清楚的问题。
更让人震撼的是，他晚年推翻了自己早年建立的思想体系。《逻辑哲学论》让他成了哲学界的大人物，可他后来觉得那本书错了，或者说，至少是不完全的。于是他重新开始，从零开始构建《哲学研究》的全新框架。一个写了《逻辑哲学论》的人，说那本书有问题，然后重新写一本《哲学研究》——这种事，除了维特根斯坦，还有谁做得出来？
罗素说维特根斯坦是“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我特别注意到“激情”这个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而是带着体温的、滚烫的思考。他思考哲学问题，就像一个人思考自己该怎样活着一样——那不是一个智力游戏，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
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一个一生被自杀念头纠缠的人，一个他家三个兄弟都自杀身亡的人，一个终生害怕自己被推过精神崩溃界线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这哪里是在说自己的生平，这分明是在说：我思考过了，我活过了，我对得起“天才”这两个字了。
六
维特根斯坦对现当代思想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在哲学上，他推动了两次哲学运动。《逻辑哲学论》催生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研究》催生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两次运动的方向完全不同，可都源自同一个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在文学上，他的“不可说”理论为文学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文学不就是一直在说着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吗？爱情不可说，可诗人偏要说；生死不可说，可小说家偏要说；命运不可说，可戏剧家偏要说。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可文学恰恰证明了，有些东西虽然不可说，却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被表达出来。诗歌、小说、戏剧，不就是对“不可说”之物的“另一种表达”吗？
在艺术上，他的“家族相似”概念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艺术”的理解。以前人们总想给艺术下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艺术是模仿，艺术是表现，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可维特根斯坦说，别找了，没有那种东西。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之间只有“家族相似”的关系，就像一家人，兄弟姐妹长得有点像，可没有一个人是全家人的“本质”。这个想法解放了艺术，也解放了艺术家——你不需要符合某个“艺术本质”才能搞艺术，你只要在做一件被大家认可为艺术的事情就行了。
在更广阔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教会了我们一种思考的方式：不要被概念绑架，回到具体的生活中去。他说哲学是一场“对抗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的斗争”。这话说得真好——语言常常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那些抽象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让我们为了一个“本质”争得头破血流。维特根斯坦说，别争了，回去看看吧，看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真理不在概念里，真理在生活里。
七
合上书的时候，窗外的蝉声已经停了。暮色从延河上游的方向漫上来，一点一点地淹没了对面的山梁。
我在“十二万卷楼”里坐了很久。面前是满架的书，背后是满窗的暮色。我想起几十年前在老家张渠的山坡上放羊读鲁迅的情景，想起了在延大图书馆里啃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情景，想起了在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读黑格尔的情景。那时候的我，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读到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物？
可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一个陕北的牧童，一个乡村教师，一个延安日报社记者，一个陕西作家，在知天命之年，坐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书房里，读一个维也纳的天才哲学家——这中间隔了多少山川、多少岁月、多少文化的沟壑？可书一旦打开，那些沟壑就消失了。维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小木屋里思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我在陕北的“十二万卷楼”里思考同样的问题。时空不同，可思考本身是相通的。
我想，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被困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个阶层。可书是一艘船，它载着你渡过那些不可逾越的鸿沟，让你看见另一个灵魂是怎样思考、怎样挣扎、怎样活着的。维特根斯坦说“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我读到了这句话，我的生命里就多了一种可能性：有一天，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我能不能也说出同样的话？
我不知道。可至少，我读过了这本书，我想过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也这样地问过了自己。想过了，就跟没想过不一样。
窗外，延河的水声还在远远地响着，像几千年来一样。天全黑了，陕北高原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我站起身，把《维特根斯坦传》放回书架。它旁边站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罗素——我的老朋友、老前辈、老伙计们。它们沉默地立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打开它们的人。
而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还会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读书这件事，一旦开始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就像思考这件事，一旦开始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一样。
尤其是，我读的是“天书”——天才之书……
2022年夏末初稿于延安市枣园路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