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诗文笔下的“洛京不夜城”

文/王炜宁

“东岳封回宴洛京，西墉通晚会公卿。楼台绝胜宜春苑，灯火还同不夜城。正睹人间朝市乐，忽闻天上管弦声。酺来万舞群臣醉，喜戴千年圣主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唐玄宗李隆基率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以及各国藩邦贡使前往泰山封禅，于封禅后返回东都洛阳（洛京），在洛阳皇宫紫微城内的广达楼前举办盛大宴会，并命时任宰相的苏颋赋诗以记录此事。在唐朝时，洛阳城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都市不夜城，公卿贵族通宵达旦举办酒宴，遇节庆解除宵禁，城市街巷中便人山人海而热闹非凡，灯火闪烁宛若白昼，当我们从唐人创作的诗歌中管中窥豹，便不难发现唐代城市中夜生活的繁荣与富足。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诗人崔液是景龙二年（708年）的状元，他创作的《上元夜六首·之一》生动地写出了上元节时，京中月夜家家流行看灯，无人闲坐的热闹景象。元宵节在唐代又称“元夜”“元夕”，是一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的标志性民俗便是闹花灯。唐中宗时期，每逢正月十五上元节都会解除宵禁，允许士子布衣商贾官员等纷纷走上街头，在灯火通明中，盛装出行的男女尽享娱乐灯火，观灯游玩也成为当时京城中的盛况绝景，被文人墨客争相用诗文记录。

唐代诗人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中描绘了正月十五的热闹景象，“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刘肃《大唐新语》中记载，“（唐中宗）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而观灯取乐并非仅限于民间市井，就连皇帝皇后也微服出行参与其中，又因释放数千宫廷宫女看灯而导致了不少逃逸。《旧唐书·本纪第七·中宗睿宗》中记载，“（景龙）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所作的《正月十五夜》仿佛正为读者精心描画了一幅写实观灯画，让读者跨越千年，也能切身感到唐代都城中人流如潮，体会着市民夜游之乐：城门宵禁解除，星桥上的铁索解开，歌女舞姬各个花枝招展、浓妆艳抹，一面走，一面高唱着《梅花落》。诗人下笔运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有研究认为，诗文中的“星桥”指的是灯影照耀，城河犹如天上的星河般璀璨，而唐代洛阳城中亦有真实的“星桥”。在《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便记载道：“洛水西自苑内上阳宫之南，流入外郭城。东流经积善坊之北，分三道，当端门之南立桥。南枝曰星津桥，中枝曰天津桥，北枝曰黄道桥。”

民间女子在夜间观灯时，各个装束艳丽，说明唐代女子欢度节庆已十分普及：“唐正月十五日夜，灯明如昼，仕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雍洛灵异小录》）花灯巨大又装饰金银，光若昼日更显得奢华无比，《朝野佥载》中有记述，“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

《唐律疏议》曾规定‌：“犯夜者，笞二十”‌。但开元盛世时期，城市的商业发展较快，随着严格的里坊制度逐渐松动，唐中后期的城市开始出现夜间酒肆，长安以外，洛阳、扬州、益州等通都大邑和州郡治所都有酒肆开放，使得民间娱乐除观灯夜游之外，通宵饮酒也成了文人夜间活动的常俗。“何事出长洲，连宵饮不休。醒应难作别，欢渐少于愁。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言五十里，已不属苏州。”白居易在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创作一首《望亭驿酬别周判官》，生动写出了驿站一带的夜间繁华，更把唐人夜间饮酒风尚写得生动具体。唐代后期，酒肆已经突破了夜禁的限制，出现了夜间经营的情况，而这些通宵达旦地饮酒饮茶的酒友儿，被诗人们记录在诗文中，成为今日读者了解唐代夜生活的一面镜子。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写道，“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而诗人张籍也在《寄元员外》中写道，“外郎直罢无馀事，扫洒书堂试药炉。门巷不教当要闹，诗篇转觉足工夫。月明台上唯僧到，夜静坊中有酒沽。”

作者简介：

王炜宁，青年作家，作品多见于《牡丹》《北京文学》《鸭绿江》《生态文化》《海燕》《青春》《散文选刊》《读者》等几十家刊物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