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郭兰英

——在郭兰英从艺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 奇 石

收到邀请后，这两天一直在想：应谈些什么呢？郭兰英同志是人民艺术家，是一座表演艺术的宝库，当然应谈她的表演艺术成就。但是八分钟发言，谈她的艺术成就是谈不清楚的。

我想起这五个字：学习郭兰英。

学习郭兰英，有很多你是学不来的：如她得了国家奖，她身上有200部戏，你学得来吗？我们只能学习她的精神。我认为，歌剧界乃至整个文化艺术界都应该学习她的精神。

我也无力全面总结郭兰英的精神，只能就我个人的感受谈一下，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她非凡的胆识；

二、她学艺的刻苦；

三、她鲜明的爱憎。

下面分别简单谈一下。

一、她非凡的胆识。

她从四、五岁起开始在唱山西梆子的戏班子学艺，后从老家平遥演到大同，再演到张家口。那时，她才十六、七岁，在戏班子里已是挂头牌的名角了。

1946年，鲁艺《白毛女》剧组在张家口演出。她曾私下偷着去看，深受感动，认准《白毛女》才是她应该演的戏。

不久，傅作义突袭张家口，我军仓促撤离。郭兰英听说《白毛女》一班人也走了，情急之下，决然离开戏班子，带着母亲奔波追赶，一直到河北涞源才追上。《白毛女》剧组收留了母女二人。这时她也才十六、七岁。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能如此坚定地投奔革命、选择自己艺术人生的新路，没有非凡的胆识是办不到的。

2016年，我在文化部民族歌剧扶持工程委员会成立会上的发言《歌剧要向戏曲学习》中，谈到郭兰英从旧戏曲转向新歌剧，具有双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就她个人而言，她开始走了一条艺术新路，使自己的新歌剧表演艺术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就新歌剧而言，她使新歌剧的表演艺术一下子成熟了，达到可与京剧的梅兰芳相媲美的水平。

乔羽同志评论郭兰英时说了一句话：“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音乐的节日。”他曾对我说，解放太原时，华北大学文工团都到前线演出。一位房东老大娘对他说：“有个唱得最好的，叫郭兰英，可惜牺牲了！”他马上叫郭兰英来和她相见。老大娘一见，高兴得像天上掉下了月亮。

郭兰英如果不走向新歌剧，不可能走向全中国，不可能这么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当时山西梆子的名角不止她一个，还有丁果仙、王爱爱等。她们没走出来，只能局促于山西一隅。

同时，她又为新歌剧提供了歌剧向戏曲学习的典范。新歌剧成为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现代音乐戏剧新花。1962年《白毛女》复排公演，观众在天桥剧场彻夜排队等候买票，为的是看她的演出。这是连梅兰芳的京剧演出，也比不上的。

二、她刻苦学艺的精神。

她曾对我说过：她身上有200出戏。旧戏班子学戏，不仅很苦，甚至是充满血泪的。

但这我都无从得知。我所知道的，是她与《白毛女》结缘后的事。

1948年，石家庄解放，《白毛女》在这第一座解放的城市公演。广告贴出去了，票也卖光了，主演喜儿的王昆突然发现自己怀上孕了。没有能代替的角色，导演舒强急得团团转。

郭兰英自告奋勇：“导演，能不能让我试试？”“你没排练过，怎么行？”她告诉导演，排练和演出时，她把全剧唱段、表演都背熟记下了。她有把握演下来。

果然，她一上台，大放异彩！当演到最后一场斗争会喜儿控诉时，她想起自己的身世，抑制不住，痛哭不止。戏几乎演不下去了。舒强导演在侧幕，连声劝说：“孩子，这是演戏！是演戏啊！”她这才缓过来，将戏演完。

人生最为关键的转折，往往也就一、两步。你抓住了，上去了，就成功了。郭兰英也是如此，投奔革命和演出《白毛女》，就是她获得成功最为关键的一两步。

然而，成功的前提，一是胆识，二是刻苦。试想，石家庄演出《白毛女》，她如果不是独具胆识、暗下“私功”、刻苦学戏，紧急时刻能顶得上去吗？

1965年秋我刚到剧院，就听到老演员夸她是天生的“金嗓子”，说她的声带干净得像纯金一般。因此，她才能唱得那么好。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她也许有天生的好嗓子，但更重要的是，好嗓子也是要靠刻苦练习才能练出来的。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贺敬之委托乔羽准备拍一部有关郭兰英的艺术片。乔老爷让我担任本子的撰稿。我一度与这位大艺术家有较多的接触，其中她谈到了在北海冰上练声的事。

五十年代，剧院住在东煤厂，离北海较近。她几乎每天都去北海练声。大冬天湖面结了冰，她在湖边一处冰上，对着冰面练嗓子。久而久之，冰上竟凹下去一个窝（各人条件不同，我不好说郭之“冰上练声”是适用于每个人的。）

1986年再次复排《白毛女》。我听说舒强导演来给郭兰英排戏，出于好奇，就到歌剧团排练场看排练。正排开头喜儿在家门口等爹爹回家过年、唱《北风吹》那一段。只见舒强导演一次又一次指点郭兰英：“你眼睛要抬高些”、“要往远处看”、“再望远一点”……这样反复要求，不下十来次。

我很感意外，觉得导演未免排得过于细，甚至近乎繁琐了。然而，郭兰英这位大演员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一遍又一遍按导演的要求重来。在舒强导演面前，她是那样恭敬、听话，如同小学生一般。而当时，她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大艺术家，也已经是57岁的老人了。

郭兰英排练时对恩师、导演这种恭顺、刻苦的学艺精神，每一想起来，都令我十分感动，实在值得每一位从艺者终生学习。

三、她鲜明的爱憎：

在旧社会，郭兰英自小过着穷苦孩子的日子，深知世态炎凉、权势者的冷酷无情。只有到了革命队伍里，她才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同志间的关爱。这使她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真善美与假丑恶有强烈的爱憎。

她不是那种“你好、我好、他好”的人。她有自己的尊严、骨气与个性。尤其在领导面前，她不是很听话、很温顺的。她认为对的就听，认为不对的就不听甚至抵制。因此，有的领导就很不喜欢她，甚至压制她。她入党较晚与此不无关系。她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却又迟迟不能入党（以至周总理都过问此事）。

在剧院里，她和李波（《兄妹开荒》妹妹扮演者）关系比较好。李波同志是延安来的老前辈，一直很关爱支持她。李波后来又扮演《白毛女》中的黄母（人称“演活了黄母”），与演喜儿的郭兰英同台演出好些年。二人成为舞台的好姐妹。

文革中，郭兰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这一派红卫兵小将也对她做了不少错事）。有人劝她给“旗手”写信，她坚决拒绝。而某位压制她的领导倒早早写了“效忠信”。两相比较，人的骨气与品格，便一目了然。

文革一结束，产生了一股逆流：歪曲历史、否定革命、抹黑领袖……郭兰英高唱《绣金匾》，歌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给予这股反动逆流坚决的回击！人们至今都不会忘记郭兰英含泪歌唱《绣金匾》的动人情景。

郭兰英身上还有一种独具的气质，姑且称之为“侠肝义胆”。上面提到她把舒强导演当成恩师，十分敬重。她不仅是对待舒强导演是这样，凡是与她合作过的剧作家、作曲家与词作家，如马可、贺敬之、乔羽、陈紫与刘炽等，她也都当作恩师与知音对待。她知恩图报，对他们感念终生。她先后演了作曲家陈紫多部歌剧：《刘胡兰》《春雷》《窦娥冤》。1997年陈公病逝时，郭兰英专程从广州赶回京参加追悼会。当她得知歌剧前辈们主持编写的《中国歌剧史》、活动经费困难时，马上捐出三万元。

上面提到，文革中尽管我这一派的红卫兵（也包括我本人），对她这位大艺术家多有冒犯，但她并不记仇。尤其是对我本人，她一直是宽容、关心的。往事历历、点滴在心，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在庆贺郭兰英从艺90周年之际，提出学习郭兰英，为了什么？为了研究郭兰英，更为了传承郭兰英。

好多年前，贺敬之同志就对我说过，他的一大遗憾是，没能把郭兰英的表演艺术保存下来（其实他也安排了，只是意外遇到阻力，没能完成）。近些年，这种研究与传承，也一直有人在做（如中国音乐学院），但做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开了个头。

我相信，全面、系统地研究郭兰英的表演艺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能将这座艺术宝库一代代传承下去，对今后民族歌剧的繁荣、发展，必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2024年5月23日整理完稿）

【附记】

八月12日得郭之侄女小郭报信：郭兰英同志已于11日下午四时许逝世，走得很安祥。她临终遗嘱：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她是人民艺术家、一代歌剧表演大师，是最有资格开隆重追悼会的。可她多么聪明、超凡脱俗，更愿意干干净净地来，安安静静地走。人称她早已超脱、活成仙了。

上文所说“学习郭兰英”之三点，应加上一点：学习她生而能悟、超凡脱俗。

得知她仙逝的消息，明知是解脱，心里却也很难过。我为她草拟了一副挽联：

“白毛女”、“小二黑”、“刘胡兰”，君一登台世无匹；

国际奖、国家奖、终身奖，人虽仙去歌永存。

无以为敬，仅以此旧文与此挽联悼念她，敬献他的在天之灵，愿她永生、永远歌唱……

（2026年8月16日于古广阳大学城“石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