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层文学批评立传

         ——读鲁崇民《石门评章》

                       李春光

      我与崇民先生相交有年，同在咸阳文坛，深知他在旬邑文学评论上的深耕与坚守。一册《石门评章》在手，沉甸甸的，不仅因为三十一万字的体量，更因为它所承载的那份对乡邦文脉的赤诚守望。这部书，以个人之力扛起了旬邑一域文学评论的担子，为基层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份值得深究的样本。

      一、县域文学的“评论荒”与一位智者的补位

      崇民先生在自序中说得很坦率：县域文坛“创作繁荣、评论缺位”，这是一个结构性短板。这种短板，有着深刻的根源。基层写作者的创作，往往发乎情感、止于直觉，缺少自觉的文学反思；而具备理论素养的批评者，又大多集中于高校与科研院所，与基层创作现场之间存在天然的隔膜。于是，一边是繁盛的创作实践，一边是空洞的批评回响，形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理论沉默”。

       崇民先生的补位，恰好触及了这一结构性矛盾的症结。他不是外来的学院派批评家，而是情系乡野、与创作者同处一个文化场域的“在地批评者”。他了解旬邑的风土人情，熟悉每一个作者的生活背景，甚至能够从文本中的一句方言判断其情感的真实分量。这种“在地性”，使他的评论拥有了一种学院批评所难以企及的东西——那不是理论武装的精确，而是生命经验的共振。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崇民先生的文字，是从他与这片土地四十余年血脉相连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正因如此，他的评论才不是外在于创作的高头讲章，而是内在于乡土文学生命肌理的批评实践。于是，人们从他的笔下，看见了一个庞大的专业与业余结合、老中青结合、在外与在地结合的文学团队，看到了一个题材多样体裁全面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成果展示。

       二、文本细读与批评的“诚实”

       当下文学批评最稀缺的品质，我以为首先是“诚实”。崇民先生的评论，最打动我的正是这种诚实。他的诚实，体现在不溢美、不隐丑的批评态度上。

      评赵新贵小说，他既肯定“谣体创新”的开拓意义，也不避讳“次要人物形象塑造时有单薄化倾向”；评刘敏卓《三水云烟》，他既叹服其“史传与文学的深度融合”，也坦陈“情节逻辑欠严谨”“次要人物塑造单薄”的不足；评冯晖《我的后娘》，他既盛赞其“乡土人物群像”的生动，也指出“部分情节设计稍显戏剧化”。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批评伦理，在人情化批评盛行的基层文坛，近乎一种奢侈。

      但崇民先生做到了。他的底气，来自扎实的文本细读。通观全书，几乎每一篇评论都有大量引文与细节分析作为支撑。评何海宁《万家灯火》，他逐篇拆解“五大情感脉络”；评王新民《俗海采珠》，他分六大专辑逐一评点；评安富平的散曲创作，他将四十一首作品归类为五大题材，逐类分析、逐首印证。这种“以文本为本”的批评方法，让他的评论有了可验证的学术质地，而非虚浮的印象式点评。

      这种批评的诚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对评论对象“生长性”的尊重。崇民先生评论基层作者的习作，从不以“完成度”作为终极尺度，而是着眼于作品所蕴含的可能。他能从一篇略显稚嫩的乡土散文中，读出作者对土地的真切情感；能从一首格律尚欠工整的旧体诗中，看见作者学习传统诗词的执着。这种“着眼于可能”的批评眼光，其基础正是对基层写作特殊规律的清醒认知——它不是学院派的规训，而是生长型的陪伴。这根源于他热爱这片土地，尊重与旬邑血脉相连的每位文学人，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对这个团队及每位成员的创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艺术的总结。

       三、建构“平民批评”的方法论

       崇民先生在《植根乡壤，立评有据——县域文艺批评方法探析》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平民批评”，并概括为“五个坚持”。在我看来，这并非一套空洞的口号，而是从数年的批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方法论自觉。不仅独具特色，更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启示。其中，三个维度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是对“民本立场”的坚守。崇民先生的评论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与创作者“共生共进”的对话。他的评论对象，有张俊彪、赵新贵这样的名家，但更多的是普通教师、基层干部、农民诗人。他写高级职业农民（诗人）安富平，不因其身份“边缘”而轻视，反而以“乡村振兴与新大众文艺浪潮”为框架，将其三重身份（务果、经销农资、作诗）的互文性解读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生态。这种眼光，正是“平民批评”，的核心价值所在——它看见了学院批评视野之外的那片广阔的创作天地。

       其二，是对“靶向纠偏”方法的运用。基层创作者最需要的，不是理论的轰炸，而是精准的“诊断”与可操作的“处方”。崇民先生的评论，总是先肯定亮点、保护热忱，再精准定位问题、给出改进路径。评胡玉萍诗集《且听风吟》，他既高度评价其“仁心映诗心”的独特气质，也中肯指出“部分作品的炼字稍欠精妙”“围绕医者视角的深度创作较少”等不足。这种“激励与纠偏并重”的方法，既避免了苛责挫伤创作积极性，又避免了溢美纵容创作惰性，是适配基层创作生态的批评智慧。

       其三，是对“文脉赓续”的自觉。崇民先生的目光不止于当下的创作，更指向文脉的传承。他评赵晖锋的散曲，将其置于《诗经·豳风》的传统中审视；评王新民的《关中年俗》，指出其“构建完整闭环的关中岁时文化体系”的文献价值；评冯晖小说集的乡土叙事，强调其对“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渭北黄土塬地域辨识度”的构建。这种将具体作品纳入更长时段文化传统的批评视野，让他的评论拥有了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纵深感。

       四、文学批评的“在地伦理”

       最后，我想谈谈这部书所触及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批评与地域的关系，或者说，文学批评的“在地伦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中心—边缘”的格局：批评资源集中于京沪等大城市，批评话语以全国性、普遍性为追求，而广袤的地域文学实践，往往被纳入“地方色彩”“乡土题材”等统摄性范畴中予以审视。这种格局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地域文学被理解为一个需要被“解读”的客体，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身批评话语生产能力的文化主体。

       崇民先生的实践，恰恰是在挑战这种格局。他以一己之力，为旬邑文学建立起了一套批评话语体系——有方法论（平民批评）、有实践路径（五个坚持）、有成果载体（《石门评章》）。这并非对学院批评的排斥，而是对批评权力的一种必要补充：在一个真正的文化生态中，地域文学的批评不应该仅仅由外来的“专家”来完成，而应该拥有自己的发声者、自己的阐释者、自己的守护者。

      这种“在地批评”的伦理意义在于：它让文学批评重新成为一件“扎根”的事情——扎根于具体的生活世界，扎根于真实的情感脉络，扎根于一群普通人朴素的创作热情。崇民先生的评论，正是这种“扎根”的生动诠释。

      掩卷思之，这部书的意义或许不止于“旬邑文学评论集”的定位。在基层文学创作空前活跃、而批评力量严重缺位的今天，鲁崇民以他的实践，为县域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可参照的范式——它不是学院派批评的简化版，而是一种有着独立品格、自身方法和价值追求的“平民批评”。这份从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批评智慧，值得更多关注与思考。

                 2026年8月13日写于

                          咸阳明月阁

作者简介：

      李春光，陕西咸阳人。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乾县师范学校教师，共青团咸阳地委宣传部干事，《秦都》杂志主编，专业作家。咸阳市青联、文联首届委员，省作协第四届理事，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市文联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二级。著有短篇小说集《火恋》，长篇小说《黑森林，红森林》《情使》《吉星高照》《问故乡》，中篇小说集《走出大峡谷》等。短篇小说《记忆中有棵椰子树》获1996年《人民日报》“文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讨会一等奖，2002年获“相约香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