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墓志铭卷二·生死之门

①商人政治家克拉苏

■ 陆幸生/著

卡莱战役使帕提拉（安息）帝国威名远扬，打破了罗马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东方王国一度成为罗马的克星。被俘获的数万战俘和缴获的鹰帜一直是罗马的心病，恺撒曾经想再次出征一洗前耻，终因在出征前遭遇谋杀，战争机器戛然而止。克拉苏战败的噩梦也就一直萦绕在帝国头顶挥之不去，直到奥古斯都帝国，才通过外交斡旋赎回了战俘的遗骸和罗马军团的旗帜，双方开始相安无事。直到罗马帝国尤里乌斯和克劳狄王朝末期，末代君主尼禄在帝国落日余晖的笼罩下，在财政几乎挥霍殆尽的时候，几乎倾全国之力十分奢侈地接待了安息国王，以隆重的仪式十分轻佻地为安息国王加冕，满足了帝国元首的虚荣。几年后，尼禄被元老院罢黜，自杀身亡，与此同时尤里乌斯-克劳狄王朝宣布终结。弗拉维王朝在内战中胜出登上罗马帝国的舞台，开始了新表演。

然而，安息王朝也在内斗中四分五裂，逐渐衰落，已经完全构不成对于帝国的威胁。军队的弱点也充分暴露，技术力量渐趋薄弱，缺乏了攻坚能力，一度逞强的骑兵一旦到了山地便难以发挥作用。因而罗马和安息在西亚的权力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同时，和东方人的战争亦使罗马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弱点。此后的一百余年中，罗马军队大幅度增设弓箭手，大型机弩以及投石机等远程火力。铁甲骑兵亦逐渐出现在罗马军中，已经完全不把帕提拉王朝放在眼中了。

所谓的罗马“前三头政治”因为克拉苏父子的战死而宣告终结。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却被共和元老们从中离间和枭雄们各自野心的膨胀迅速演变为两雄争霸的态势，终于衍化成两股势力的内战，整个意大利乃至希腊、西班牙再次沦陷于战火和兵燹之中。而前三头政治中，对于克拉苏的评价历来是负面的。然而，克拉苏只是在罗马由共和到帝国转型时期的大舞台中扮演了一个志大才疏自不量力的军事寡头角色而已。他和恺撒和庞培的联盟只是僭主政治不能单独坐大时的临时型组合，借助三足鼎立维持着共和国的暂时平衡和稳定。

现在的罗马就是双雄争霸，终有一雄要跃居成为帝国一统的主宰者。 庞培和恺撒都做着这样的梦，然而，即使成为了帝国的独裁者后，又会有有这样命运？在跃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在汹汹燃烧的热情里他们自己是在利欲熏心麻痹中沉湎麻木的枭雄，无论被称为东方大帝的庞培还是被称为帝国独裁者的恺撒无不如此，他们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地向权力的峰顶攀爬，丝毫不考虑在爬上高峰后跌入悬崖的严重后果。或者横死于异国他乡的东方滩涂而抛尸海边，或者惨遭阴谋者杀害于殿堂众目睽睽之下，总之他们都在短时间死于非命。

然而，在人生舞台演绎的的命运，也就如同莎士比亚在描绘苏格兰野心家《麦克白斯》的戏文中所称——

人生只是一个行走的影子，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笨拙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他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罗马首富、共和国三任执政官、杰出的商人兼风险投资家克拉苏悲惨地死于自己挑起的侵略战争中。克拉苏出身以军功崛起的骑士新贵阶层，其父曾经担任过共和国的监察官，有过享受一次凯旋仪式的光荣，在共和国对外扩张的战争中拥有了海外庞大的产业群。

然而，诚如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解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时指出——

因为贪婪和奢侈。人不会满足于简朴的生活：他们渴望拥有并野心勃勃，争强好胜并心怀嫉妒，他们很快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表示厌烦，继而迫切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那些属于别人的东西具有诱惑力，结果便是一族人侵犯另一族人的领地，相互争夺土地资源，接着爆发战争。

随着贸易和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任何一个城市事实上都是两个城市的结合体，穷人之城和富人之城，他们相互憎恨、相互对抗；同时，每一个城中城又包含若干个更小的城——你若将他们视若统一的城邦便大错特错了。”（帕拉图《理想国》第423节）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之后其成员借助财富和炫耀来寻求社会地位，“他们在老婆身上花大量的钱。”（第548节）

财富分配的变化导致政治格局的改变：随着商人阶级的财富逐渐超过土地所有者的财富，贵族政体便让位于富人操控的寡头政体——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接着，政治家治国安邦的才能，即协调各种社会势力和调整各项社会政策以促使国家富强，也被政治手段所取代，即党派策略和对官职的贪恋、掠夺。

克拉苏以商人的精明和工于算计的投机心态介入政治军事，尤其是对于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镇压，使他政治军事生涯达到顶峰。然而，商业投机的大胆冒险，使他不计后果地挑起对于帕提亚安息帝国的入侵，毋宁说是一次共和国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克拉苏为扩大自己的商业经营市场、拉长产业链布局一次大胆的商业投机冒险行为。因为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他以军事手段的商业豪赌，不仅输得精光，还赔上了自己的军事老本——七个自己豢养的子弟兵团，再加搭上了父子的身家性命。

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的贪婪决定他成不了苏拉和恺撒似的独裁者，帝国政治的开创者，只能像是一个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杂耍玩家，在企图以有限的智慧指挥一支庞大军团的征讨中，在随心所欲的贪婪中被象群践踏而惨死，为罗马历史留下笑柄遗羞万年。

普鲁塔克在评价克拉苏时说，“民众只要提到克拉苏，出于习惯说他那唯一的恶行即贪婪。”商人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敛财，往往掩盖了商业文明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从而形成新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带来人的观念变革，冲决贵族寡头政治的尊卑等级制度；契约精神构成了商人交易中的公平、公正、透明度原则将之注入共和国政治而形成公开的法治精神，财富的积累必然带来商业的流通，随着共和国版图的不断扩大，促使市场向世界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逐渐瓦解罗马共和体制原有的贵族奴隶制寡头控制下的共和国，走向元首专制独裁的大一统帝国，使罗马成为世界性超级大国，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于中世纪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着不可估量的催生作用。

诚如黑格尔所说：“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恶是世界上最伟大而又最诡秘的东西，人类自私行为才在不断演绎中创造了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崛起无不体现着自私的原则。如果没有自私的行为，要想建立新的交往秩序中的整体利益，只能是乌托邦似的幻想。所谓新的交往秩序的整体利益的维护，在于以现代法治精神制约人的私欲，尤其是政治领袖私欲的膨胀，即便是乌托邦精神中所谓“人民领袖”为“纯洁天下”而动用强权将民众驯化成羔羊刍狗的独裁行为，也可能演化为罗伯斯比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萨达姆等不同名目的法西斯独裁者的罪恶。

当然文明世界的演进和重组渗透着血腥的杀戮，其中强权霸权的建立渗透着对于世界弱小民族欺凌压榨和人民生命财产及社会财富的掠夺，其道德的邪恶性无论如何评估都并不过分。要改变时局的思想行为，莫不源于对于人性之恶的警惕，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商业文明原则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无不以对于权力制约的法治精神相辅相成。诚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这就是古罗马商人政客克拉苏所踏上的一条重商主义开辟市场自由贸易的罪恶之路，最终通过漫长地演变或者蜕化所要达到光明顶点的人类精神文明之路。即在法治政体规范下的对于自由市场经济资源科学配置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之路。他只不过是罪恶起点制度下创新者漫长道路上原始欲望的牺牲品而已，至于他到达权力顶点后的作为，也可能是新时代的天使，也可能是旧时代的恶魔。这些在他惨遭杀害后，只能是某种假设。克拉苏的死于非命也是某种警示，也就是龙种生下了跳蚤，跳蚤很可能会孕育文明，也可能仅仅是罪恶的延续。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当时的罗马社会视商人为卑贱小人，贵族以和商人有来往为耻，而克拉苏为了发财竟“全然不顾廉耻”地效法商人的行径去从事奴隶贸易、矿产经营、投机地产买卖，由此而迅速积累了在贵族当中也属罕见的巨大财富，成为既不靠贪污受贿、也不靠当官压榨百姓，而是靠自己的经营发家致富的贵族第一人，这使他在贵族当中蒙受污名，也赢得了相当部分基层民众的赞赏。甚至恺撒的当选也是靠他，他借给恺撒的钱数以万计。却丝毫不害怕血本无归，因为他相信，恺撒最终会以战争掠夺到巨额财富连本带利地偿还自己，借贷也仅仅是投资。普鲁塔克说，克拉苏“那唯一的恶行掩盖了很多美德，使之暗淡无光。”

克拉苏的思想新潮还体现于他待人处事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态度上。有评论说：在三头同盟中，庞培的军功无与伦比，恺撒的智慧有目共睹，克拉苏想要与前两人比肩，就只能去做一些那两人没有做也不屑于做的事情。

据记载，克拉苏待人和蔼可亲，无论对方是高贵的议员、著名的将军、卑微的商人、可怜巴巴的乞丐、谁也不多看一眼的奴隶，都能从克拉苏那里得到温暖的笑容、亲切的关怀、无微不至的问候、还有力所能及就无不应允的援助。贵族们看不起他，穷人们崇拜他，把克拉苏当作神明来崇拜。

克拉苏也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当苏拉政变上台时，克拉苏从旁协助，赢得了暴君的信任和重用。斯巴达克起义的时候，克拉苏虽然一败再败，但他知道自己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毫不吝惜地掏腰包加大对战争的投入，并不担心血本无归的风险。当他发现后起之秀中庞培和恺撒都拥有自己所不及的才能时，他想到的是把这两个人的才能变成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因此有了前三头同盟的诞生。如果说谁最有可能阻止罗马向帝制的演变， 那个人还轮不到天真的布鲁图斯，克拉苏也就足够了。

但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有时会导致千年道行一朝散尽。尽管克拉苏在三巨头中控制着军队数量最多，拥有的财富也最多，但是却在战功上落后于两个盟友，使感觉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的克拉苏悍然为自己挑选了罗马最强悍的敌人，只要能战胜谁也奈何不得的帕提亚帝国，那么庞培和恺撒都滚蛋吧！共和国不需要其他英雄了！

但是克拉苏错判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他以为灵活的商业头脑可以帮助他克服一切的困难，即使是准备的不足和经验的匮乏，还有因嫉妒恺撒和庞培的功勋。结果他选择了最错误的进攻方式，不顾他人阻拦进军，当他想到要撤退时，却已被包围，以致全军覆灭。他面对帕提亚（安息人）倾盆而来的箭雨束手无策，即使如他一般灵活的头脑也无法在预计不到的灾难来临时找到生路，他的儿子小克拉苏和几万大军成了他的殉葬品。共和国随着克拉苏的死亡而走向灭亡，一个时代结束了，再没有人能够阻止内战和谋杀，一个新的时代在朽骨上诞生了。

对于这一点，古罗马最伟大的政治家西塞罗确有先见之明。当西塞罗在罗马听到克拉苏父子在卡莱城全军覆灭父子双双罹难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共和国面临瓦解命运难以避免，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克拉苏之死的真正意义在于军阀之间的“权力三分”，在于共和国三大军头的权力相互制约，保持均势，国家方能在权力鼎足中保持平衡和稳定，权力两分则一方迟早会千方百计控制另一方——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弱肉强食的政治规律，受丛林法则法则主导，任何道德戒律和法律信条都难以控制野心家攫取国家统治大权的欲望，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走向帝国的专制独裁是必然的趋势。也就意味着共和宪政法治民主制度的死亡。

克拉苏也许具有优秀的军事才能，但没有时机和机会能够给予他表现的机会，在恺撒和庞培的心中克拉苏只是一个包里装满金币的政治投机者，军事战争中颟顸愚蠢的拙劣指挥家。正如“和平的长袍中的生活只是易于减损依靠武力变得强大的人们的声望”，混乱和嬗变的共和国晚期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只是在武力和战功方面显赫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三人之中唯独他不可能主宰未来罗马的命运，庞培和恺撒无论谁在竞争中胜利，克拉苏都只能在他们下面。克拉苏为人所记住的只有不值得一提的一场奴隶战争（剿灭了斯巴达克的奴隶起义）的胜利，还是在罗马最优秀的军事将领远在海外征战之时乘虚取得，带有很大的商人投机冒险的性质。

克拉苏的权势和人望主要是靠他的各种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这和庞培完全不同，尽管他同庞培发迹之初的道路几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投奔苏拉，在他麾下作战），但庞培的军事成果实在是太辉煌了，相形之下，克拉苏要靠这条道路来压倒他夺得罗马第一人的位置几乎不可能，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比庞培更加卓越的政治军事强人恺撒。

克拉苏希望通过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取得赫赫战功赢得可以与庞培、恺撒相提并论的名声，同时借助战争机器的开动培养出一支忠心耿耿的军队为自己财富和权势的扩张奠定枪杆子保驾护航的基础，才使他在时机和舆论完全不具备的前提下，去发动帕提亚战争！悲哀的是他没有成功，卡莱战役中，他的七个军团全军覆灭。还以自己和儿子生命悲惨地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痛付出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