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霜鬓归黉门
丁再献记陈文中教授
在济南莱芜，凤鸣居是一处安静的存在。院里有一株老石榴，秋天挂果时，红得像是陈文中案头朱砂未干的印章。屋内，银发如雪的老人，身板挺直，面色红润。他是陈文中，一九四五年生于莱芜，一九六四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从政、从文，曾任莱芜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出版《莱陈小集》《莱陈文萃》《艺苑拾穗》，被当地誉为“文学泰斗”。但在这所有身份之前，他首先是母亲口中的“我儿”。八秩之年，他仍侍母而居，校骨刻文，序百家书，哭郭兰英，归山师梦。他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更是孝子的一生。文脉与血脉，在他身上拧成了一股温润而坚韧的绳。
第一章: 汶水钟灵生楚材
汶水含章生秀骨；
莱峰积翠育文魁。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鲁中丘陵的沟壑里还藏着弹壳与伤痕。陈文中就出生在莱芜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则是那种典型的山东妇女——话不多，手却从不闲着。陈家那三间土坯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但墙缝里总能长出几株牵牛花。
陈文中的童年，是在汶河边上跑大的。那条河不宽，水却清得能照见人影。他六七岁时，就爱蹲在河边看人洗衣服，听妇女们捶打衣裳。母亲洗衣时，常指着河里的石头对他说：“你看那石头，被水冲了几辈子，还是石头。人活着，也得有个硬气劲儿。”这话，他记了一辈子。
上学后，陈文中显出了对文字的痴迷。那时候农村缺纸，他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过年是孩子们最盼的日子，可对陈文中来说，最兴奋的不是穿新衣、放鞭炮，而是替邻里写春联。他站在小板凳上，墨汁冻得发黏，哈一口热气接着写。写完一副，邻居塞给他一个煮鸡蛋，或者几块水果糖。可他从不自己吃，揣在怀里跑回家，把鸡蛋或糖塞到母亲手里：“娘，给您。”母亲心疼他冻红的手，想掰一半给他，他扭头就跑：“我不要，您吃。”
陈文中初中是在莱芜五中上学，高中在泰安二中，初高中都是班里拔尖生。莱芜是吴伯箫的故乡，素有“散文故乡”之称。陈文中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记一辆纺车》，读到“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时，老师突然停下，指着陈文中的作文说：“这孩子写他爹在麦收时弯下的脊背，有伯箫先生的味道。”那“伯箫味”三个字，像一粒种子，落在他心里。他回家问母亲：“娘，吴伯箫是谁？”母亲正在纳鞋底，头也不抬地说：“是个大文人，可也是咱莱芜人。文人也得吃饭，也得孝顺娘。”母亲这句话，无意中给陈文中的文学之路定下了最朴素的调子——文章要写得像庄稼一样实在，做人要做得像土地一样厚道。
第二章: 黉门负笈遇名师
历下读书亲泰斗；
堂前问字拜昆仑。
一九六四年夏，陈文中收到了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个慢悠悠的年代，火车从莱芜出发，哐当哐当半天才能到济南。他背着母亲给他缝的蓝布包袱，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还有母亲煮的五个鸡蛋。父亲送他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到了学校，记得写信。”
济南的秋天，和莱芜不太一样。山师的校园里，法桐叶子黄得早，风一吹，像下金色的雨。陈文中第一次走进中文系教学楼，脚下的地板吱呀作响，他生怕自己踩重了，把地板踩坏。报到那天，他在宿舍里铺床，上铺的同学问他：“你从哪儿来？”他说：“莱芜。”对方又问：“莱芜出什么？”他想了想，认真回答：“出煤，也出文人。”
山师中文系那会儿，真是群星璀璨。冯中一先生讲写作，不拿教案，手里只捏一支粉笔，讲到兴头上，粉笔灰落满肩头，像落了一层雪。他讲“细节是文学的血肉”，举的例子是鲁迅笔下闰土手里的钢叉。严庆清先生讲的古典文学，声音洪亮，讲到“秦汉”文学，额头上的青筋都起来了。刘金镛先生讲唐诗宋词，总爱吟唱，一句“大江东去”，唱得教室里鸦雀无声。高更生先生讲语法，枯燥的句式分析，被他讲得像解数学题一样逻辑严密。夏之放先生讲文艺理论，引经据典，板书密密麻麻，像一幅书法作品。
陈文中在这些先生面前，像个渴极了的孩子。他上课坐第一排，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有一次，冯中一先生布置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陈文中写了母亲在灯下纳鞋底，写了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鸡蛋塞给他，写了母亲说“文人也得孝顺娘”。冯先生看完，用红笔在结尾批了八个字：“情真意切，不事雕琢。”并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下课后，陈文中跑到邮局，给家里发了封电报，只有三个字：“娘，我好。”
大学四年，他最盼的是收到家信。信纸通常是母亲托人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每封信结尾都少不了那句：“家里都好，勿念，专心读书。”他把这些信都收在一个铁盒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同宿舍的同学笑他：“陈文中，你这铁盒子比存折还金贵。”他笑笑：“这是我的命根子。”
第三章: 军垦南驰报国情
潍县屯边磨剑气；
青春许国化烽烟。
一九六九年，毕业季来得有些仓促。没有隆重的毕业典礼，没有精美的毕业证书。陈文中和同窗们背着行李，被送上了开往潍坊的大卡车。目的地是炮八师潍县泊子军垦农场。那是一大片盐碱地，春天白花花的一片，像下了雪。
军垦生活是苦的。凌晨四点起床，扛着锄头下地。盐碱地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中午太阳毒，晒得人脱一层皮。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盐碱水，苦得咽不下去。但陈文中从不叫苦。他给家里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娘，我在这里挺好的，天天晒太阳，身体倍儿棒。”信发出去，心里却酸酸的。
最苦的是想家。夜里躺在通铺上，听着同学们的鼾声，他常常偷偷掉眼泪。有一次，食堂发了两个窝窝头，他舍不得吃，用布包起来，想晒干寄回家给母亲。战友看见了，笑话他：“陈文中，你这孝子心，比钢还硬。”他红着脸说：“我娘胃不好，吃点粗粮好消化。”其实，他是想让母亲尝尝他吃的饭，哪怕只是一口。
农场里也有文化生活。晚上不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凑在一起唱歌、演节目。陈文中和几个同学排了一出话剧，叫《奔赴边疆》。剧情很简单：一群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建设祖国。陈文中在戏里演一个叫“李大山”的农民儿子，有一句台词是：“我们把名字写在戈壁，戈壁比碑长久。”排练时，他总把这句台词念得特别重。演出那天，台下坐满了穿军装的战士。演到高潮处，他自己先哭了。散场后，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陈文中，你演的就是你自己。”那出戏，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在《霜鬓归黉门》里写：“当年在雕像前立下的誓言，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人生信念。”那信念，就是在军垦农场里，在窝窝头的咸味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第四章: 杏坛执鞭育桃李
三尺讲台耕雨露；
千章课卷养芝兰。
军垦结束，陈文中先是分配在大众日报临沂记者站。为了照顾家庭，被调配到莱芜第九中学（高中语文教师）任教。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底下几十双眼睛，突然有些紧张。他想起冯中一先生讲课的样子，深吸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粉笔灰落下来，像当年先生肩头的雪。
也就是在那间简陋的教研室里，他遇见了韩增芳。韩增芳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比他小三岁，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时候学校搞“一帮一，一对红”，陈文中教韩增芳写教案，韩增芳帮陈文中补数学。有一次，陈文中批改作文到深夜，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女式外套，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碗底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韩增芳工整的字：“别饿着，糊糊甜。”他捧着碗，心里比糊糊还甜。
两人真正走近，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学校组织师生去山上植树，陈文中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踝。韩增芳二话没说，蹲下身，把他背回了学校医务室。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背着一米七几的大小伙子，走在雪地里，引得师生们一阵起哄。陈文中趴在她背上，脸烫得厉害，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肥皂味，心里想：“这辈子，就她了。”
结婚那天，没什么排场。学校腾出一间闲置的宿舍当新房，同事们凑钱买了一对暖壶、两面镜子。韩增芳穿着一件红格子布衫，是她自己缝的；陈文中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袖口补了补丁。晚上，同事们闹完洞房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俩。韩增芳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到陈文中手里。他打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平时讲课的要点、批改作文的特点，甚至还有他爱吃的菜——原来，这个沉默寡言的姑娘，早就把他的点滴都记在了心里。他鼻子一酸，把韩增芳紧紧搂在怀里。窗外雪花飞舞，屋里一盏煤油灯，昏黄却温暖。
婚后日子清苦，却满是情趣。陈文中爱写文章，韩增芳就给他当“第一读者”。他写完一篇，先念给她听。韩增芳听不懂什么“意境”“结构”，但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段我听着想哭，好；那段我听着犯困，不好，改。”有时候陈文中写不出来，对着稿纸发呆，韩增芳就端一碗热面条放在他面前，说：“吃饱了再想，文章又不是饿出来的。”她的话糙理不糙，陈文中听了，心里的堵劲儿就散了。
后来他调到县教育局当高中语文教研员，经常下乡听课。有一次去山区中学，走了八十里山路，脚磨起了泡。回到家，韩增芳一边给他挑水泡，一边“骂”他：“你这人，就是死心眼。不会搭个顺路车？”嘴上骂着，手却极轻，挑完水泡，又用热毛巾给他敷脚。夜里，她悄悄在他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一包自家炒的花生。陈文中第二天在路上吃着花生，觉得那是世上最香的味道。
他当莱芜师范副校长时，公务繁忙，经常很晚回家。韩增芳就从不当面抱怨，只是每天睡前，都会在他书房的桌上留一盏小台灯，灯下压一张纸条：“茶在保温杯里，饭在锅里。”有时候是“今天买了你爱吃的韭菜盒子”；有时候是“妈（指陈文中母亲）今天问起你，我说你忙，她让你别累着”。这些纸条，陈文中都收在那个铁盒子里，和母亲的信放在一起。他说：“我这一辈子，有两盏灯照着我。一盏是娘的叮咛，一盏是增芳的台灯。”
最有趣的是，韩增芳这个“数学脑袋”，后来竟成了他散文的“质检员”。他写《人间仙境万福山》，写卖茶老妪的蓝布衫，韩增芳看完说：“你写她衫子蓝，得像咱家染布的那个靛蓝，不能像蓝墨水。蓝墨水飘，靛蓝沉。”陈文中一听，乐了：“你这数学老师，还懂颜色深浅？”她白他一眼：“我不懂颜色，但我懂人心。你写的是人心，不是画皮。”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陈文中后来在文章里写：“妻子不懂文学，却懂生活。她的话，比任何文学理论都管用。”
在凤鸣居，老两口的“情趣”依旧。陈文中写文章时，韩增芳就在旁边织毛衣，或者择菜，从不打扰他。有时候陈文中写累了，抬头看她，她就会抬眼一笑，两人什么也不用说，心里就都明白了。傍晚时分，他们常手牵手在小区里散步。邻居见了，打趣说：“陈主席，您这老夫老妻的，还这么黏糊？”陈文中笑着回答：“不是黏糊，是互相搀扶。她是我后半辈子的拐杖，我也是她的老花镜。”
这段始于玉米糊、定情于雪地里的婚姻，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像他笔下汶河的水，细水长流，滋养了一生。在陈文中的文学世界里，韩增芳或许不是主角，但绝对是最坚实的底色。正是这份烟火气，让他的文字始终带着体温，让他的“杏坛”不仅有书卷气，更有家的味道。
第五章: 文苑扛旗立莱芜
成双主席擎旗赤；
一郡骚坛仰斗高。
地级莱芜市建立后，陈文中被推选为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这在别人眼里是“当官了”，可他觉得自己更像个“管家”。文联那时候穷，办公室是几间旧平房，冬天没有暖气，大家围着煤炉子办公。他跑印刷厂，跟厂长磨嘴皮子，求人家便宜点印《莱芜文艺》。厂长被他磨得没办法，说：“陈主席，您这是为咱莱芜的文化办事，我豁出去了，亏本也给您印。”
他办《莱芜文艺》，不搞“关系稿”，不看名气，只看质量。有个年轻工人，在工厂里开吊车，业余写诗。诗写得稚嫩，但有一股子冲劲儿。陈文中把他的诗放在头条，还写了编者按：“这位作者的诗，像他开的吊车，能把生活的重物吊起来。”那个工人后来成了莱芜的知名诗人，说陈主席是他的“伯乐”。
吴伯箫研究会成立时，他担任顾问。他常说：“伯箫先生是莱芜的骄傲，我们研究他，不是把他供在神坛上，而是要把他那种‘写真实、写人民’的精神传下去。”他推动举办全国首届吴伯箫散文大奖赛，收上来的稿件堆得像小山。他一篇一篇地读，眼睛读红了，就滴点眼药水接着读。有人劝他：“陈主席，您差不多就行了，别累坏了身子。”他笑笑：“伯箫先生写《记一辆纺车》，写了好几遍。我们读稿子，多花点时间，是对作者负责，也是对伯箫先生负责。”
业内都称他“文学泰斗”，他听了直摆手：“泰斗是伯箫先生，我是守庙的。庙破了，我补瓦；庙脏了，我扫地。只要庙还在，香火就能传下去。”这话说得谦虚，可他这个“守庙人”，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
第六章 : 莱陈三集见肝肠
小集拾来桑柘雨；
文章淘尽汶河秋。
陈文中的散文，是“种”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他的《莱陈小集》《莱陈文萃》《艺苑拾穗》三本集子，里面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时髦的词汇，写的都是些“小事”：万福山的卖茶老妪、师范学校的老槐树、下乡时住过的农家小院。
《人间仙境万福山》里，他写一位卖茶的老妪。老妪七十多岁，背有点驼，穿着蓝布衫，每天背着一桶茶水到山口卖。茶水五分钱一碗，用的是粗瓷碗。陈文中每次上山，都要喝一碗。有一次，他多给了老妪一角钱，老妪硬是把钱塞回来，说：“茶是山上的水，不值钱。你喝得惯，就是我的福气。”他在文章里写：“老妪的蓝布衫，像万福山的一块石头，朴素，却压得住山风。”宋遂良先生读罢，批了八个字：“清泉石上，不赶时髦。”
《情系桃李园》是他写学生的文章。里面列了十七个学生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有个学生叫李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陈文中偷偷替她交了学费，没告诉任何人。李娟后来考上大学，成了医生。她回来看他，说：“陈老师，您当年给我的不仅是学费，还有尊严。”他在文章里写：“学生就像我种的树，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但每一棵，我都盼着它成材。”
《黄栌大道花如锦》是评丁再献先生的美文的。他写丁再献的骨刻文研究，写丁再献的诗词，最后落笔在“花是人看的，文是人读的”。他说：“再献先生的文章，像黄栌花，开得热烈，却根植于东夷的厚土。”丁再献读罢，专门集骨刻文为他写了一副对联：“山师走出育人骄子； 业界名成文学大家 。”落款为: 骨刻文集句 写教育家、文学家陈文中教授，乙巳初冬丁再献 。陈文中把对联裱起来，挂在书房门后，说：“这字太重，我怕挂在客厅，客人夸我，我脸红。”
第七章: 素笺作序托后浪
百序无偿扶幼竹；
千批改倦护新篁。
陈文中有个外号，叫“写序专业户”。不是他自己封的，是莱芜的文学青年们叫出来的。几十年来，他给一百多位年轻作者的书稿写过序。这些序，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没收过一分钱。
有个叫朱荣梅的姑娘，在乡下小学当老师，业余写散文。她把自己的稿子怯生生地送到陈文中家里，放在凤鸣居的茶几上。陈文中花了半个月时间，把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写了三千字的序。序里写：“荣梅的散文，像她教的孩子们的眼睛，干净，透亮，没有杂质。”朱荣梅拿到序，哭了。她说：“陈老师，我本来想放弃写作了，看了您的序，我得接着写。”
还有个叫李皓的小伙子，写诗。他的诗有点“怪”，别人看不懂。陈文中读了他的诗，说：“李皓的诗，像山里的野蘑菇，看着不起眼，但有股子鲜味儿。”他给李皓的诗集写序，把“野蘑菇”这个比喻写进去了。李皓后来成了莱芜诗坛的“怪才”，说陈老师是他诗歌的“第一个知音”。
有人给陈文中算过一笔账：写一篇序，少说也得三五天。一百多篇序，就是几百天。这些时间，他本可以用来写自己的文章，或者陪母亲说说话。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想有人给我指条路。现在我有能力了，就得给年轻人搭个桥。桥搭好了，他们走得稳，我看着高兴。”他写序，从不说空话。稿子里的错别字、病句，他都用红笔标出来。有的作者拿着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说：“陈老师，您这比我的语文老师还认真。”他笑笑：“你出书是大事，我得对得起你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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