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化聊斋”诗词创作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题材与现代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吕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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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化聊斋”诗词创作中，如何看待

和处理传统题材与现代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吕学玲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全书以狐鬼花妖故事映射现实百态，揭露官场腐朽和科考制度的弊端、同情底层苦难、歌颂人世间真诚善良、鞭挞奸邪丑恶……这些都有他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三百多年来，《聊斋志异》为后世的文化、文学、美学和地方文旅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素材。这些也是我们在“诗化聊斋”创作中需要去进一步演绎和发扬光大的。但是，笔者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蒲松龄的价值体系根植于封建宗法社会，包含德法不分、私刑正义、等级尊卑、男女双重标准、宿命果报、个人崇拜等与现代文明中法治、平等、人权、生命至上理念等相悖的思想。在“诗化聊斋”诗词创作中，若一味照搬原著立场、全盘认同蒲松龄的旧式价值观，极易造成审美陈旧、价值错位、导向失当。

一、聊斋文本与现代文明存在多方面价值冲突

（一）道德惩戒与法律边界模糊：以《种梨》为典型

现代法治文明最基本的准则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私德瑕疵不构成惩罚依据，私人不得动用暴力、幻术、私刑剥夺他人财产与权益。

《种梨》说的是一乡人在集市卖梨，道士向他乞讨一只梨，乡人吝啬刻薄，坚决不肯施舍。旁人出钱为道士买了一颗梨，道士吃完梨，将梨核种下，转瞬之间长出梨树、结满鲜梨，道士把梨子尽数分给围观众人。等到幻术散去，乡人整车的梨子已经凭空消失，尽数被道士分送一空。

乡人整车的梨凭空没了，没有人去同情他。蒲松龄在文中称卖梨者为“蠢尔乡人”，更有众人“一市粲然”地去笑话他。我们在“诗化聊斋”诗歌创作中，大部分诗友都选择了与蒲松龄同样的态度，讽刺这个吝啬、冷漠、小气的卖梨人。我也不例外。当时我记得只有两位诗友，选择了同情卖梨者，谴责道士和众人的立场。

蒲先和诗：

瞬息生芽瞬息花，一枚不舍失全车。

卖梨乡佬君休笑，仗义疏财终太赊。

丁乃玉诗：

道士乞梨殊未成，恼羞作法市中行。

乡人买卖有何错，车坏果空遭不平。

当时我的评论：本人写作时，也差点选择了与以上两位老师们相同的方向，最终觉得思考不成熟，放弃了。还是保守了！俗话说，善门难开，善门难闭。整整一车梨不是都被道士分没了吗？但道士会戏法，分的不是自己的梨自然不会心疼。试想，一个做小买卖的，梨被分光了，车被破坏了，不知道会怎样影响到他的生活。也许，他也有苦衷，也许他家里还指着这一车梨等米下锅呢！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社会需不需要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道士的行为似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那么有没有“打土豪，均贫富”之嫌？又，本来道士是扮作一位丐者，没有饭吃，值得同情，那其他人都缺吃少穿吗？不然怎么都对这种施舍来者不拒，而心安理得集体吃光了一车梨子？

笔者认为，好义大方固然值得赞美，过度吝啬自然会被人瞧不起，但这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不可强求一律。故事中卖梨的“乡人”可能就是个吝啬之人，但本文中没有说到他违法乱纪，算得个遵纪守法的买卖人，即使他德行不够，罪不至得到如此处置。如果因为一个人吝啬，就可以被非法占有或没收财物，那社会岂不是乱套了！

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两点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一是道德惩戒越过了法治界限。卖梨人为人吝啬，只属于人品狭隘、缺乏善心，是道德层面有瑕疵，并没有伤害他人。卖梨商贩的梨子是合法劳动所得，私有财产本应受到保护。可在故事逻辑中，他的财物可以被道士随意取走。而道士动用法术，私自盗取对方整车货物，用财产损失来惩罚吝啬。道德惩戒无限放大！而在法治秩序下，个人无权自行惩罚他人，即便是品行低劣之人，其私有财产也应当受到保护。故事把“吝啬”这一道德缺点，直接等同于法律过错，混淆了道德过失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二是以私刑代替公法。封建民间观念里，默认“天道可以代行赏罚”。在本篇中，没有官府审判，没有律法裁决，道士凭借法术充当了“天道执行者”，随意剥夺他人财物。显然，违法者不是卖梨人，而恰恰是貌似“替天行道”的道士！

综上所述，同样一篇《种梨》，蒲松龄看见的是惩治悭吝以警世；今人更应该看见法治缺失、私权被践踏和社会不公。在现代视角下，道士不是高人（现实生活中没有能施幻术的高人），而是滥用职权的施暴者；乡人是无辜受损的底层劳动者。

（二）等级尊卑与个人崇拜：以《泥鬼》为例

在《泥鬼》篇中，说的是唐梦赉小时候故事。有一次唐梦赉与表亲一块到寺庙玩耍，看到殿廊里泥鬼的琉璃眼睛闪闪发光，非常喜欢，便偷偷抠了下来藏到了怀里。没想到回家后，那位表亲突然得病，不能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忽然站起来厉声大叫：为什么挖去我的眼睛！随后又昏迷不醒。后来唐梦赉交出琉璃眼睛，重新安到泥鬼的眼眶里，那位表亲才慢慢好起来。

在这个故事中，明明是唐梦赉任性调皮，挖了泥鬼的眼睛，为什么神灵没有怪罪唐梦赉，反而惩罚了无辜之人——那个表亲呢？蒲松龄这位“异史氏”说：“盖以玉堂之贵，而且至性觥觥……神且惮之，而况鬼乎？”意思是因为唐太史将来他会贵为翰林（唐梦赉后来高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性情刚直，神灵都忌惮他，何况是一个泥鬼呢！

每次看到这里，真是感觉令人哭笑不得：神灵也是这样是非不分、欺软怕硬的吗？唐梦赉知道蒲松龄这样写他吗，这是他允许的吗？我们不得而知！

在古代，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现代文明主张人人平等：人格平等、权责平等，不允许因某人显贵而可以忽略过错，逃避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在蒲松龄的眼里，贵人有过可以不责，权贵文人的任性过失，变成刚直风骨。而在他的许多篇目中，普通人小错必遭果报；在这里，显贵有过失却可以被原谅和美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篇目痛斥官吏弄权，豪强欺压百姓，揭露社会的不公。他批判世间的欺软怕硬，却在这一篇里用鬼神故事合理化了欺软怕硬，这是非常明显的思想矛盾。究其原因，在那个财富和信息资源不对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依赖和崇信神明、高人、贵人，觉得他们有无限的、非人的法力，可以拯救那个他们无法认知和操控的世界。所以，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总有高人一等的人。的确，蒲松龄写唐梦赉带有强烈的个人崇拜与精英偏袒心理。在当时，唐梦赉是邑中一代精英和精神领袖，蒲松龄也曾受其恩惠，所以对他崇拜有加、感激不尽也并不奇怪。

（三）推崇私刑复仇、轻视生命价值：以《商三官》为例

《商三官》写的是少女商三官为父报仇的故事。其父遭豪绅陷害惨死，官府包庇恶人，两个哥哥告状无果。商三官在看到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题无门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报仇。她离家出走，女扮男装混入戏班，与豪绅巧妙周旋，伺机杀死仇人，随后自杀身亡。

蒲松龄在文中盛赞商三官之刚烈，借故事推崇女子舍身尽孝的侠义之举。透过全文树立了“依礼尽孝”、果断勇敢、“坚执守贞”的女性典范。蒲松龄在篇末赞其“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后人更评价“其智如诸葛，其勇如豫让，其壮如关公”。

的确，商三官是在其父被豪强打死、在官府黑暗、正常渠道无法讨回公道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个人复仇的。但是，站在今天的视角看，我们更应该为商三官这个悲剧人物扼腕叹息！试想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没了！这个家庭刚刚失去父亲，又失去女儿！古人尚且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在现代文明视角下，更认为：生命可贵、至高无上！世道黑暗是制度之罪，生命陨落是时代之悲。以命抵命、轻生复仇，不是值得歌颂的最优选择。

而面对制度失灵，蒲松龄没有深入去剖析官场腐败、司法体系的弊病。反而把叙事重心落在商三官身上：在“异史氏曰”中极力赞美她隐忍果敢、舍身复仇的智勇与孝烈。而只是把社会黑暗作为故事背景，对制度根源的挖掘更是一字未提。我的诗写出了我的观点和思考：

诗化聊斋《读商三官》：

父仇难报义难张，一怒娇娥出剑芒。

可叹时乖人命贱，尊严直教舍身偿。

这首诗的创作不再停留在赞美烈杀，而是叹息世道不公、人命微贱、底层被逼至绝境的悲剧，实现了从“颂烈”到“悯人、批判制度”的价值转换和提升。

官吏贪赃→告状无门→壮士自行复仇→作者褒奖义士，这是在《聊斋志异》中常见的套路。而以上三方面的价值冲突，在《聊斋志异》多篇故事中屡见不鲜。

另外，《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方面存在与现代文明价值观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男女道德双重标准、清官可以恢复公道、恶人只是个别官吏、制度本身并无根本性错误。所以他往往把希望和情感寄托在神力、清官和刚烈的小人物身上。

二、“诗化聊斋”创作的总体取舍原则

今天，我们搞“诗化聊斋”诗词创作，其根本目的不是一成不变地复刻传统观念，而是弘扬聊斋文化，扩大地方文化影响力，以正向的价值观和正确的审美观来影响大众。所以，它要求我们的诗作者不能盲从古人立场，必须具备现代法治思想、平等理念、生命观和批判精神，做到继承审美、修正思想、重塑立意，让传统聊斋题材适配当代主流价值观。那么，《聊斋志异》的价值取向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在“诗化聊斋”诗词创作中又该如何去取舍和转化呢？

（一）保留审美意境，剥离封建糟粕

聊斋的意境、人物风骨、叙事美感全部保留；封建的私刑正义、德法不分、等级崇拜、多偶伦理、宿命果报要弱化、修正、批判。

（二）旧式价值观不提倡、不歌颂

一是不歌颂私刑复仇，二是不提倡违德私罚，三不歌颂尊卑特权、多妻艳情。书中大量篇目存在与现代文明相悖的价值导向：道德凌驾法律、私罚替代公义、尊卑贵贱固化、男女标准失衡、挟恩图报、崇尚轻生烈行等等。

（三）旧题新咏，以现代视角升华立意

今天我们在“诗化聊斋”创作中，应该更多地看到底层苦难、制度缺陷、生命可贵、人格平等、法治可贵、人性包容。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影响文学艺术的三大因素是：种族、环境、时代。蒲松龄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圣人，更不是神，其思想必然带有当时社会的深刻烙印和局限。如果我们在“诗化聊斋”创作中不加以甄别、全盘颂扬，就会出现价值混乱、逻辑不通、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的现象。今天我们说这些，不是对蒲松龄先生去求全责备，而是站在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观念，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新途径。因此，辨析矛盾、区分取舍、转化立意、旧题新咏，是当代聊斋诗词创作中避不开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