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沉默的回响》
文/周启兴
我终于明白了阿爷为什么总是沉默寡言。那沉默不是木讷，不是顺服，更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而是一座山，在岁月风雨的剥蚀下，将坚硬的岩层化为沃土，只为让一棵树能向着天空，自由地伸展枝桠。
阿爷的头一个屋里徐氏，生下一个孩子后便撒手人寰。那年阿爷二十二岁，可谓遇到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此后，大爷常常陪阿爷困醒，安慰说，“我一定帮你再娶。”后来经阳新县大法官阮步原作媒，阿母走进了阿爷的生活。阿母是个强势的女人，从进门第一天起就接手了家里的大小事务。我记得小时候阿母说把老屋旁竹棚改建砖瓦房，阿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水烟，点了点头。阿母说要把去年种的那块玉芦地今年轮种红薯，阿爷扛着锄头就去了。有一回吃饭时阿母数落阿爷昨天犁地犁浅了，阿爷端着碗，慢慢嚼着一口饭，什么也没说。我抬头偷看他，他的眼睛望着碗里的米粒，嘴角却有一丝很淡的笑意。多年后我才明白，那笑意里藏着的，是他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家的珍惜。阿母有时也会在邻居面前提起阿爷：“我们家那个，话少，但心里头亮堂。”话少，是阿母对阿爷一生的概括，也是她所能给予的、最高程度的肯定。
那时的我，少年心性，曾将阿爷的沉默看作懦弱。我常想，一个男人为什么总是如此退让，何以能在屋里的话语前交出自己所有的声音。我不懂，那沉默的原野上，其实正孕育着另一种更崇高的勇气——为了一个家的完整，他选择将自己的声音埋进土里，让它成为滋养亲情的养分。
1988年的冬天，一场大雪封了山。我从武汉回来，走到徐家山天已黄昏了，背着书包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探着走。寒风缠着我不走，我摸摸眉毛，硬硬的，摸摸衣服的下摆，也硬硬的，都结冰了。没有办法，只得向大山深处爬行，谁叫我祖人把家安在深山荒岭中。
读小学、初中时，幸有堂弟起文一同上学，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中总有一个伴，少了一份害怕。读高中、大学时，我孤身一人在几十里的山路中行走，特别是夜行，我非常害怕，不是怕鬼，而是怕山中野兽，一遇到怪声，就操起路边的棍子壮胆。阿爷总是说去山下接我，可是那时没有电话，如果得知学校放假时间再写信，邮递员是不会把一封信送到周家山的，他会托人转带，一个托一个，信不是没了，就是拖很长时间，有时我人回来了，信还没有到家。
我读书没有什么理想，目的很简单就是走出大山。1989年大学毕业，终于圆梦。可是我侄女梅红9岁，侄子宇剑6岁，宇力5岁，也到了读书的年纪，怎么办，让他们走我的老路，像我一样受苦？一个晚上我想到这些，在被窝里攥紧了拳头：必须搬走。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把想法说了。阿爷端着玉米糊的手顿了顿，没接话。过了几分钟他放下碗，走到门墩坐下，摸出水烟袋。他平时一天只抽两锅，那天上午抽了四锅。烟雾里他的脸皱得像核桃壳，几分钟才挤出一句：“祖宗的坟都在这山上，我们走了，谁来清明挂纸，谁来七月半烧香？”他的声音是哑的。那是我们爷崽生平第一次争吵。我的声音撞着土墙壁，他一言不发地听着，烟袋上的火星明明灭灭。当我说完所有理由，等着他反驳时，他却只是把烟袋在门墩上磕了磕，起身去了厨舍。我跟进去，看见他背对着我站在水缸前，肩膀微微地耸动。水缸里的倒影被搅碎了，一片一片晃着。
搬迁那天早晨，雾很大，大幕山隐在乳白色的浓雾里，什么都看不见。大哥、二哥挑着家什走在前面，阿母带着孙女孙子跟在后面。我回头找阿爷，他站在正屋的神龛前，背对着门口，一动不动。他右手搭在祖先牌位上，拇指来回摩挲着那块被香火熏黑了的木头。我喊了一声“阿爷”，他没有回头，只是挥了挥手。那个手势很轻，像在赶一只苍蝇，又像在放走一只鸟。我们越走越远再回头望去，他站在白果树下，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粒黑芝麻，嵌在漫山的大雾里。
搬到镇中心周家后，阿爷看见不断的车流人流，总是坐不久就要起身回屋。他说“吵得慌”。他吃饭时还是不说话，只是有时候会突然放下筷子，望着窗外某个方向，我知道他在望大幕山的方向，虽然他什么都望不见。他的沉默里，有对故土的眷恋，更有对自己“老去”的承认。有一次我陪他散步，走到白果树下，他忽然站住了，说：“这树，跟我们老家门口那棵一样，但没有老家的大。”说完又沉默了，慢慢往前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微驼的背，忽然觉得那背影很像一座正在风化的山——岩层在剥落，却把养分一点点渗进脚下的土地。
后来，山上一些村民开始陆续向城镇搬迁。老人聚拢闲聊时，阿爷说，“我家搬得最早。”
第二次争吵是1991年，屋基批下来，要请人做屋。阿爷坐在饭桌对面，筷子搁在碗沿上，踌躇了半天终于开口：“你堂姐夫……他手艺可以的……”声音越说越小，像蚊声。我放下碗：“阿爷，堂姐夫的房子您也看见了，去年大雨，他家的山墙都歪了。这不是小事。”阿爷嘴唇动了动，还想再说，我打断了他：“这事我来定。”他的嘴合上了。那天下午我一直忙着画图纸、算材料，傍晚经过他的房间时，听见里面传来低低的叹息。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堂姐夫昨天送来的两瓶梨子罐头，翻来覆去地看着。见了我，他把罐头放在床头柜上，站起身说：“你看着办吧。”那五个字他吐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从桃花潭底下捞上来的。
入屋那天，堂姐夫来了，说些不满的话，我一一回了。阿爷送走堂姐夫后，站在堂屋的中央，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脚步很轻，像在丈量什么。然后他坐下来，望着雪白的墙壁，忽然说了句：“结实。”那天晚饭他多喝了一杯酒。
从那以后，阿爷真的不再过问家里的大事。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家族中的红白喜事，他统统交给了我。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清早在院子里慢慢走几圈后，就去菜园看看菜的长势如何，夜里喝上几两谷酒。偶尔有人问他家里的事怎么不管了，他呵呵一笑：“有崽在呢。”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崽。他二十三岁那年说要报考公务员（警察编），而我希望他报考教师编，像我一样当一个老师。那天我爷崽在客厅里吵起来，他摔了门冲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曲木椅上。忽然想起1989年那个雾天里阿爷背对着我挥手的姿态。那天夜里崽回来时，我正坐在他房间的床上等他。他站在门口，梗着脖子不说话。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你想好了，就去做吧。”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三十多年前被另一个男人说过。说出口的瞬间，我听见那句“你想好了就去做吧”在喉咙里震动时，发出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却仿佛早已熟悉的声音——那声音在我胸腔里回荡了半生，直到此刻才终于被我听清。我看见崽愣住的表情，那表情我认得，那是1989年春天的我，在阿爷沉默的叹息里，突然读懂什么东西时的表情。
而今我才真正懂得，当年的父亲不是放弃了作为父亲的权威，而是将权威转化为了更深沉的力量。那力量叫“放手”，叫“信任”，更叫“由他去成为他自己”。他是大幕山里最沉默的一块石头，被溪水冲刷了一辈子，磨去的棱角都化作了下游的沃土，让一棵树能够把根扎得更深，把枝伸得更远。
如今阿爷走了二十余年。每逢清明我回山上给他上坟，走过那条当年被我执意抛下的山路，路边长满了新竹。我蹲在坟前烧纸时，风把纸灰卷起来，一片一片地飞向山下的方向。我总是忍不住回头望，仿佛仍能看见他站在白果树下的身影。他终于什么也不必说了，而我，终于什么都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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