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海边日记》之一

7月24日

我又走向北戴河，走进那座白墙红顶的小楼，入住三层那套曾多次居住的房间。

7月20日，孙秘打电话语我，说老师让我过去住几天，一年没见面了，很是想念。

我说，好。待手头的一章文稿完成后我赶过去。22日完稿，23日订票，没想到去北戴河的车票依然紧张。23日，24日，25日三天，只剩下24日一张商务车票，我只好订下。车票紧张，说明客运形势大好。尤其今年五一那天，全路客运量达2480多万人次，对于一天的客运量来说，这在中国铁路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是那天，我由北京去石家庄，为提前赶到，临时换乘开往重庆的列车，在软卧边座上坐两个小时，体会到客运紧张的情势。

今年上半年，全路旅客客运量达23.4亿人次，货运量达到26亿多吨。煤炭运输量仍占货运量的一半。

回想上世纪90年代，最多一天客运量达447万人次，铁路都承受不起，118人的车厢挤进400多人，一个厕所居然站了9个人。由于超员，列车压断弹簧。而今，一天的客运量比那时5天还多。铁路长大了，吃胖了，成为扛起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力土”。

国民经济上新台阶，必须要有铁路事业的大发展。当年，伟人南巡谈话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但是，春天里有一个极大的发展瓶颈，那就是铁路滞后。那年，国务院领导向铁路喊话：“国民经济要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

铁路人回答的坚定有力：“大干！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

铁路是时代的火车头，不是踏步的老黄牛。老黄牛到火车头，隔着漫远的时空，隔着苦干与汗水，隔着科学与智慧。从那时开始，铁路人有了改变铁路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经过30多年的奋斗，铁路从90代初5万多公里，发展到现在的17万公里，高速铁路发展到5万公里，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出发前，我给铁道部组织部原部长刘殿文打电话，问他对领导有什么话要说。他说：“领导比我大几岁，我把他视为师长。你告诉他，我想他。祝他身体健康！”

我与老师的相识，聆听他的教诲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源于刘殿文。1990年8月，铁道部要推出一个多种经营的先进典型，经过全路综合比较衡量，最后选定贵阳车辆厂，我和刘共同赴该厂总结他们的经验，他整理工厂的经验材料，我负责写长篇通讯。我采写的《贵阳的阳光》，得到一致好评。我与刘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得到殿文的认可。他说，我要把你推荐给政治部领导。不久，这位领导主政铁道部的工作。从党的十四大起，我便跟随他，走遍祖国的铁路，亲历中国铁路重大变革与重大新闻的发生。啊！一晃36年过去了，36年比我人生的一半还长。

同时，我又给原铁道部总调度长吴强打去电话，问他有什么话对老师说。他原是上海铁路局局长。他说：“问候老首长好，祝他健康长寿。”

北京站商务旅客候车室，悬挂着多幅画家赠北京站的名画，有溥松窗的，有李苦禅的等等。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北京站的实际收藏，可能是这里的百倍。服务员的谈话，转到北京站的收藏，他亲切而自豪的表情证实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北京站的收藏十分丰富。我说，“上世纪90年代，在贵宾取票室旁边的接待室，有谢稚柳先生为北京站绘的青竹图，那是先生的经典之作。”

服务员说：“我见过。北京站将这些收藏办了一个展览，你若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是不凋谢的花朵，是永远的文化。”

北京站有多少藏品，我不了解，总之肯定不少。1959年此站建成，北京以及国内的著名画家纷纷为车站赠画。有人估计北京站的艺术收藏若是拍卖，其资金足可建一座北京站。什么是文物？这才是真正的文物。文物是有价值的。北京站的收藏不是一本书，一把铁镐，一份复印材料，而是实实在在的文物，实实在在的国宝。

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几位北京客运段、北京站的领导，他们对艺术品的收藏，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尤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0年运动结束后，人们认识到艺术品的价值，加之那时运能紧张，买票难，乘车难，一票难求。书画成为与站车沟通的媒介。北京站与北京客运段，若知道那位大艺术家进站、上车，便备好笔墨纸砚，让艺术家留下墨宝。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这样一种氛围中，他们渐渐养成了收藏的习惯。

12点30分，列车开行。雨后的幽燕大地一片醉人的绿意，给人许多联想。下午2点12分，列车抵达北戴河车站。老师与我，一个关于中国铁路漫谈的话题开始了。

7月25日，晴

今晨5点半起床，读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米德尔马契》。艾略特是英国著名心理描写大师与现实主义作家，1819年出生在华威郡一个中产阶级的商人家庭。她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一生写了七部长篇，有《弗洛斯河上磨坊》《织工马南》《亚当比德》《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等。《米》是她的巅峰之作，通过几个家庭的命运，写出英国底层社会交织的矛盾。此书较长，950页。需认真阅读消化。

7点下楼散步，沿海滨东行，路上行人稀少，空气新鲜，眼前的大海推着一层层白浪，拍打着海岸，是那么悠闲，抑或说几千万年以来，它总是以这样时缓时急地节奏踏着时光走着。人们观海，大海观人，仍然没有看够、看透，还要永远地这样走下去，看下去，互为依存，互相打量，用无尽的爱丈量彼此的内涵。

走一段海滨，向北到铁路疗养院，问工作人员：“部领导有谁到此疗养？”一位回答：“听说蔡部长来了。”因是早晨，不便打扰，故没有前去拜访。

8点返回住处，至门口丈余，有检查身份证者。我说：“未带。”并指着旁边的铁门说，“我住此处。”他们礼貌放行。

8点30分早餐，老师笑曰：“你还是那么精神，70啦吧？”我答：“70啦。”他曰：“真快！”我说：“能不快吗？您做部领导时都37年了，那时我33岁。”

我转达刘殿文、吴强对他的问候。他曰：“我目前每天做六件事：吃饭、睡觉、打针、吃药、散步、看报。”他问我中国铁建的董事长是谁？我说：“董事长最早是铁四局的，叫戴和根，今年也60啦。”他说：“不认识。”我说：“您怎能认识？您做部领导时，他23岁。是四局张玉昆局长把他提起来的。”他说：“张玉昆我认识，第一次京九现场办公，在合肥见过他。”老师让我代他向中国铁建董事长问好，希望中国铁建在公司党委与他的领导下，更上层楼，有较大发展。

席时，谈起1949年2月离开哈尔滨进关之事，他说：“到达北京时，我们那个连队100多人，编入铁道纵队，先是三支队，就是彭敏与徐斌领导的三支队，后来的铁道兵三师。抢修完津浦线河北、山东的一段线路后，整个连编入二支队，即后来的铁道兵二师。因为连队的士兵，都是从各个站段来的，熟悉铁路运输，打过长江后，整体编入南下大队，接管江南地区的铁路。现在，这100多人，不知有多少还在人世？”

他说：“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正在长沙，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而置身于湖南的我军正在向广东、广西、贵州挺进。那时我搞军运工作，为杨勇兵团运输的大量军事物资，没给运费。一天郭维城司令员来检查，我们向他汇报此事。他大笔一挥：欠着！继续运输。由此可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郭维城同志有很强的大局观念。他从战争的全局出发，不为一点运费影响前方的战事。于是，我们按照他的要求，继续为杨勇兵团运送物资。”

我问老师：“黎湛线是铁道兵从朝鲜回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这条铁路在柳州局内，您可曾见过修建这条铁路的开国上将？”

他说：“没见过。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任柳州铁路局的共青团书记，是在铁路运输口工作，1954年开工的黎湛线我不常去。有一次，我带青年团员到工地慰问铁道兵战士，在那里参加劳动，但时间很短。铁路建设期间，玉林地区的副专员杜绝同志为支铁办主任，在铁路建设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铁路建成后，他转到柳州铁路局任副局长，我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杜绝个头不高，很瘦，是广西当地人。我与当年的司令员第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2月。彼时，我在上海铁路局局长任上，他陪一位领导由上海去南京视察南京长江大桥，我跟随，并负责有关事宜。上南京长江大桥桥面，需乘电梯，电梯由铁路长江大桥管理处管理。之前，一位中央领导来视察，不料电梯出了故障，停在中间，不上不下，那位领导只好钻出来。这次，开国上将陪一位领导人来视察，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事先我乘坐电梯，感到十分安全后，才让他们乘坐。”

话题转到上海车站的建设。老师说：“我1983年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一位领导人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他赴任时，我到车站接他。他与大家亲切握手后，坐车离去，一派大将风度。另一位领导与他一起赴任，下车后关心他的行李会不会落下。从这一点看，两位领导的处事风格不同。

上海站是个老站，不适应上海的发展，他上任前，上海新站刚刚建设。他去后，任上海车站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一直到车站建成，共开16次工程例会，每次他都参加，解决问题。上海人口密集，建站需要7300多户人家搬迁。他解决问题时，斩钉截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误了工程，谁责任。”各单位不敢懈怠，这么大的拆迁量，很快解决，没有产生矛盾。车站建成时。我向他汇报：可以投入运营了。他去车站参加义务劳动，擦车站的窗户，擦车站的椅子。上海新站要以最干净最鲜亮的形象亮相于人们目前。”

上午、下午，陪老师散步。老师谈的都是铁路往事。晚饭后我独自至铁路疗养院，看望蔡部长。我与老领导认识已42年，1984年他42岁，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是铁道部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后任北京局党委书记，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铁道部副部长。无论我在《人民铁道》报，还是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他对我的工作十分关心。1999年，《中国铁道建筑报》在軍博参加全国报展，他到现场指导；2001年春节，他亲临《中国铁道建筑报》为报社的全体同志拜年。共和国的部长，到下属二级单位的企业报社拜年，是极为少见的，怎能不令我心存感激。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开建，是蔡副部长首次向我披露情况，使我得以捷足先登。京沪高铁开建时，是他提议由我创作10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

今晚，在北戴河我们的谈话非常广泛，他向我披露了当年铁路大包干鲜为人知的事情。但更多的是谈中国高铁建设的前前后后。作为中国高铁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他是具有发言权的。

7月26日，晴

今晨早饭后，老师语我：“傅部长上午来访，你参加我们的会见。”老师所说的傅部长，是原铁道部部长、工程院院士傳志寰同志。

9点30分，傳部长与夫人唐大姐到，我赶到楼下迎接。

两位老战友见面，字字亲切，句句热情，互致问候。傅说：“一年没见您了，很想念。”老师说：“我也一样，很想念部里的老同志。”他关心地问起国林部长的身体。志寰同志认真地作了回答。老师问傅：“你每天走多少步？”傳说：“我今年88岁了，腿有些问题，不敢多走，大约走4000多步吧。”老师说：“我每天给自己定标准，上午下午，加上晚间，走路约3000步。迈小步，扎稳脚，走直线，慢转弯。”

两位战友话铁路事业，有说不尽的话题。他们谈铁路提速，谈高铁发展。傳说：“当年我们在您的领导下工作，上下一心，从建线开始，然后一次大提速，二次大提速，一直进行了六次大提速。”

老师说：“那是集体的力量，是全路的决心，是时代的要求，是使命的必然。”

傅用手猛拍沙发，说道：“关键是您敢拍板。铁路慢车跑100多年，谁敢提速？若是提速，撞车怎么办？翻车怎么办？大家害怕。铁路的速度只好以黄牛拉慢车的形式熬着。党组会上，您一拍板，铁路必须提速！我们的决心大了，干劲来了，改变中国铁路落后的使命树立起来了，才有后来的万众一心，才有从提速到高铁的发展。”

两位老战友，回忆南京到上海的提速，北京到北戴河的提速，广深准高速铁路的建设和秦沈客专的建设，以及后来涉及到京沪、京广、京哈、陇海四大干线的全面提速。他们那一代铁路决策者，开始了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全面科研，制定了技术政策与方案。那时，老师是京沪高速铁路领导小组组长，傅部长作为铁道部科技司司长出身，参加了高铁的科研与技术方案的确定。那是多么难忘的激情岁月！那么值得回忆创业时代！

傅对老师说：“老领导离开铁道部之后，我们按照您确定的发展路线，继续接着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目的就是改变中国铁路的落后面貌。”

我对傅部长说：“当年广深准高速开通那天，在深圳车站的情景，是您主持的会议。”他说：“是的。部长让我主持了那天的运营仪式，有不少领导参加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还有原林若书记，朱森林省长，张副省长等等。”

老师问傳：“现在你还搞科研课题吗？”傅说：“不搞了，年龄大了，搞不动了。”

半个小时后，傳要告别，老师将他送至门口。再次互祝保重。老师说：“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明年参加建军100年庆祝活动，参加党的21大。”傅说：“好！我们共同向百岁挺进！”

我送傅部长至车旁，他亲切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在写东西，70岁的人啦，要保重身体啊。”我向老部长表示谢意。

送走傳部长，我陪老师散步。老师说：“傅部长不简单，作风简朴，扎实肯干。他父亲是一位火车司机，当年他做哈尔滨铁路局局长时，父亲从家乡来看他，他不向路局要车，也不派身边的同志去接，自己骑自行车到车站，用自行车驮着父亲回家。”

此事虽小，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却在我眼前耸立起来！一个部长如此，如果所有党的干部都如此呢？党风、政风肯定大有好转。

老师说：“志寰对铁路发展的目标十分坚定，当有人坚持发展磁悬浮时，他始终坚持中国的高铁要走轮轨道路，这样可以使铁路互为间容，形成网络。他顶住了很大压力。

老师语我：“1997年8月的一天，我从北戴河回北京，刚到北京站，一位领导的秘书打电话，让我返回北戴河，说领导找我谈话。我乘另一次列车返回。领导说，中央决定让我到纪检部门工作，负责常务。那时，我做部长已经5年，准备离休回上海，安度晚年。没想到党再次召唤，我只好披挂上阵，继续为党工作。”

我说：“那年9月12日召开党的15大。11日晚，您叫我到您家，问我，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答：明天召开十五大，今晚要开十五大预备会。你说，是的。又问：你听说了什么？我说，听说，您去纪委工作。您说，有这个说法。那晚，您征求我的意见，去部办公厅或部宣传部工作。我说，您离开铁道部，我也离开，想回中国铁建去。当晚，在党的十五大预备会上，您与十五大代表、中国铁建总经理王振候打招呼。第二天我开始办理调动手续。”

老师说，“到中纪委工作几个月，书记找我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我到高检工作。这样，我又到了高检。”

老师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开国上将去世，他去悼念，恰逢一位领导也在。领导对他说，让你去纪委，就是为了让你去高检，这样顺理成章。这位领导，就是在北戴河找他谈话的那位领导。

老师爱讲有趣的故事：柳州局一位老领导，长征时是营长，抗日时，是冀中吕将军手下的军分区司令员，在柳州局时，抓机关作风在行，每天下午，他要检查一遍办公楼的电灯关了没有；每天上班后，他要检查办公区域，哪个地方没打扫干净，对不干净的地方，他会亲自动手再打扫一遍。

还有一位领导，在东北任林彪的秘书。他常说叶群参加了他的婚礼。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他第一个发言，因为紧张，把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念成伟大导师林彪教导我们说。当场被批斗，人们认为他是林彪死党。后来，根据党的政策才给他平了反。

7月27日，晴

晨起，阅读《米德尔马契》。

8点30分吃饭，老师问：“孙波昨天从上海返回，几点到的？飞机上吃饭没有？回到北戴河给他准备饭没有？”他问得非常详细。多年以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这么关心。若是离开时，要为你备好路上的食物与水果。人之伟大，不在言语，而体现在细节的一点一滴中。

饭后，他对我说，当年到高检我没有想到。推荐我去的推荐语这样写道：“有领导铁路公检法的工作经验。”那时铁路公检法三家约8万人，检法两家8000人，72000多人是公安。我自知这方面的经验不足，自己无学历，水平低，只有笨鸟先飞，勤奋学习，从那时起，我认真去读一部部比砖头还厚的法学著作。

到后不久，领导找我谈话，这位领导的家当时正在装修，临时住在钓鱼台。我去后，他让我谈到高检以后的工作思路，我谈了几条，得到他的认可。他说，中央没有看错，选你到这个岗位工作，中央是放心的。我相信你能够干好！肯定能够干好！

我是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十四大与十五大中央委员，其他届党代会，我是特邀代表。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二十大。四十年，我参加整整九届党代会。党的十六大闭幕时，我已不是中委，在人民大会堂我见到一位领导，我对他说：“我即将离休，要回上海养老去。”那时，他已卸去党内职务。他对我说：人生是一场大戏，无论多么辉煌，有开场，就有落幕，这是历史的规律。”

老师说，那位领导非常关心铁路事业，上海新车站的建设，很多疑难问题都是他出面解决的。我任部长5年，他多次视察铁路，这段历史你比较清楚，每次我都带着你参加了他视察的活动。由于限定参加人数，有时，铁路方面只有我们两人。

感谢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给我一个发挥才能的用武之地。而这一切，都是不可复制的。领导视察南昆铁路百色附近的永乐隧道，老师走在前面，领导走在老师后面，我走在领导的后面。没想到隧道顶上有一个马蜂窝，见人进去，马蜂轰了一下飞了起来。有人喊：“有马蜂！”队伍赶紧往后撤。那位领导提醒大家：“同志们，不要慌！你不惹它，它不蜇你。”

当我复述这一往事，师母问老师：“有这事吗？”老师说：“有！有！这是真实的。怪我们粗心，布置视察线路，竟没看到隧道顶上的马蜂窝。”

有传言，老师曾与成克杰在一个班子里共事。老师说：“这纯属瞎扯。我当铁路局长，他是湛江站的工程师，后来做分局的副总工程师，我离开柳州时，他不是正科，就是副处，他没有进局领导班子。成克杰是壮族，胆子大，啥都敢干。”

我说：“记得南昆铁路开通前一天。成克杰邀请铁道部的同志去唱歌，被你制止了。你说：谁去歌厅唱歌我处分谁！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唱歌的？成克杰那公鸭嗓子会唱歌吗？30年过去了，我耳边依然回荡着那晚您的严厉的声音。”

上午10点，我陪老师散步。他说：“这次来北戴河你多住几天。对铁路上的事，我们能谈得来，你也记得清。”

散完步，老师拉我到他的房间，谈铁路建设扶贫问题。他说：“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领导。铁路建设扶贫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实践，它的酵母作用，穿越了20世纪的末期与21世纪的起初之年。过去我们修铁路没有从扶贫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总是单纯地从运输到运输去认识问题。其实，细想想修路干什么？当然是物畅其流，人尽其便。要看到，人尽其便与物畅其流，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市场。中央领导就是从这个高度来认识铁路建设的。因此铁路扶贫，带有一股活力充沛的显著热情，激发了沿线政府与人民建设铁路的积极性，并在建成后持续发酵，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沿线城乡步入一个发展的浪潮中，人民的生活也有贫困变得灿亮起来。

7月28日，晴

今天是唐山地震50周年的日子。50年前的今天，我在青海西部的锡铁山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连队除了几位干部外，大都是拿津贴费的战士，每人每月仅有几块钱，5年的老兵，津贴费也只有10块钱，但大家纷纷到连部，愿意把不多的津贴费捐给唐山人民抗震救灾。

指导员反复做战士们的工作：“上级有规定，不接受捐款，请同志们理解。”虽然没有捐款，但从那一刻，我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

唐山地震10周年时，我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记得副刊要发一篇特稿，我特地赶到《解放军报》采访了《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的作者钱钢。彼时，他是军报记者部的负责人。

今晨起床后，照例阅读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

早餐时，老师与我们谈及明年八一建军100周年的事，他说，如果上面有活动我一定参加。师母劝他：“这么高龄就不要去了，您想8月1日，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坐在城楼上年轻人都受不了，您能受得了吗？”老师说：“受得了。我是以老兵的身份参加自己的节日。”他环顾一下餐桌说：“今天七人吃饭有五人是军人，你看小孔、孙波，罗霖，海燕和我，都当过兵。”

我说：“首长，人们记得您是老铁路，老领导，没有几人知道您是铁道兵战士。一次，我对中国铁建总经理翟月卿说，您是铁道纵队二支队的老战士，翟说我瞎说。”老师微笑：“翟月卿当兵晚，他哪里知道。”

我说：“我把您是铁道纵队二支队的老兵身份告诉十二局原党委书记何海涛，他说，你早一点告诉我啊，我可以让老领导，对老单位倾斜一下，多给点工程。”

老师哈哈大笑。他说，我们二支队原来是渤海的八路军回民支队，支队长是刘震寰。我在铁道纵队前前后后工作了不到半年时间，先在三支队，后到二支队。不管当兵时间多长，但我毕竟是铁道兵的一名老兵啊。

饭后，老师说：“今天上午不散步，咱们聊天。”聊天的内容，大都涉及到写文章的问题。他谈了读《滕代远》，读《罗荣桓》等五本书的体会。他说，写文章文字必须精简，引文必须贴切，评价必须恰当，不能以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偏概全，去取代时代与历史的光芒。对自己的评价，必须谦虚谨慎。不能动不动又热泪盈眶了，又万分激动了等等。说到此处他哈哈一笑，笑得十分开心。

老师对文章的要求十分严格，当年对每次会议的讲话，他都亲自组织讨论研究，针对问题，提出论点，列出论据，摆出事实，说明道理。关键处，他作出一张张卡片，用卡片说明要表达的东西。我多次见到，会议休息时间，各局的局长、书记围着他，畅谈听他讲话的感受与体会。

中午，孙秘汇报，原上海局局长刘涟清与夫人，和铁路钱疗的院长张鑫在山海关旅游，明日到北戴河看望首长。老师说，那就让他们来吧，我表示欢迎。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