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词典（五）

文/景卫萍

烧炕

清理烧炕上堆积的杂物，准备拆挖旧炕的时候，漆黑的炕洞里忽然钻出来五只毛团似的小狗崽，吱吱喳喳惊惶地叫着。名叫面条的母狗正懒洋洋倚在墙根晒太阳，早已和我们熟稔，并不躲闪生人。几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受了惊吓，哼哼唧唧挤蹭到母狗肚皮下寻求庇护。谁能想到，这废弃许久的炕洞，竟成了它们遮风御寒的安乐窝。

望着这早已沉寂熄火的老炕，望着方才寄居于此鲜活的生命，无数往事忽然翻涌心头。我想起姊妹几个年幼时，挤在滚烫的火炕被窝里打打闹闹絮絮说笑；想起我坐月子在炕上哺育孩子，顶棚竹篾间常有老鼠咚咚奔窜；想起晚年的奶奶蜷坐在炕角，豁了牙的嘴笑眯眯招唤儿孙上炕闲话；想起深夜关灯，我和父母并排躺在炕头，慢悠悠聊起家长里短细碎日常……

这行将消逝的火炕，此刻像一张尘封许久的底片，轻轻一触，便冲印出一帧帧裹着人间暖意的记忆。老话讲“一个老牛没脖项，大的小的都驮上”，说的便是农舍里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烧炕。早年讲究的人家，春节会在炕墙上贴一方小小的鲜红春联：“身卧福地”“四季安康”。能安稳坐卧在自家温热炕头，本就是小百姓莫大的福分。

可祖母那一方炕头之下，又藏着一个旧时代女人一辈子说不尽的凄惶。奶奶蒲氏，是个命薄之人。当年从渭北逃荒流落周至，嫁进南山坡下一户人家。她和爷爷只生过一个女儿，偏偏办满月酒那日，孩子突发风疾夭折。宴席之上邻里亲朋尚且吃酒说笑，炕头上抱着病亡婴孩的她，已经崩溃失声痛哭。此后她再也没有生育，只得抱养一名男婴，辛苦拉扯长大，撑起门户。好在儿媳争气，婚后接连生下三个小子。眼见家里人丁兴旺，老太太心气充足，却也常常为此和爱赌钱、爱闲逛的爷爷争吵斗气。

老公说他小时候过生日，奶奶拿小铁勺给他炒鸡蛋，只用筷子头蘸一点点油。院里五月的杏子，八九月的核桃、柿子，她都会拉着架子车，走六七里长路到街口摆摊，挣几分小钱补贴家用。只要在外读书、打工的孙子归家，她眼里立刻亮起来，急忙打开木箱柜子，摸出珍藏许久的坚果、苹果塞给孩子。摊软煎饼、烙硬锅盔、擀细长面，她样样拿手，别看奶奶瘦小单薄，却极能耐下泼烦。看着孙辈吃得香甜，她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便尽数舒展，像开出温柔的花。

 奶奶走的前夜，唯独给我托了梦。那时丈夫在养殖场打工，我在学校教书。周六清晨，我跟母亲说夜里梦见掉了一颗老牙，心底隐隐不安。母亲明白此梦不祥，却不愿意相信梦境这般灵验。话音未落没多久，就看见丈夫神色匆匆赶来接我，说奶奶夜里走了。冬月寒风里的老人，真如同枝头枯叶风中残烛般说没就没。

奶奶和旧时千千万女子一样，一生困守一方乡土，从夫，从子。一生所有欢喜与委屈，全都系在家人的善待与冷遇之上。直到入土之后，墓碑之上，才终于刻下属于她自己的姓氏。她留在世间的照片仅有一张。是我成婚之后，妹妹用傻瓜相机拍下的全家福。藤椅正中端坐的奶奶，头上裹一块褐色头巾，一身干净整洁的黑布短袄长裤，瘦小单薄的身子，却透着些许坚韧。她眉眼细细鼻梁秀气嘴唇单薄，笑得温和淡然。恍惚间，依稀能窥见她年轻时清秀姣好的模样。

祖产

 我没见过爷爷的面。听婆母说，老爷子清早下地回来，突发心梗走的，什么话都没来得及留下。用婆母的话说，爷爷生前不爱作务庄稼，是个九州贩骆驼的，爱四处游逛做小买卖，还喜欢耍钱，谁也拦不住。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差不多都让他变卖得所剩无几。文革的时候，他又被扣上小地主的帽子，常被红卫兵拉去游街批斗。老公说，爷爷瘦高个子、一张刀条脸，耷拉着脑袋站在戏台上挨批斗的狼狈模样，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不过，爷爷是真心疼他们几个孙子，每逢从外头赶集回来，总不忘给孙子们捎些油糕、麻花、米花糖之类的零嘴。有时候，爷爷还会挑着担子，一头苹果一头柿子，牵着他串乡赶集。就连夏夜爷爷出去耍钱，也甩不脱他这个小跟班。常常一觉醒来，他窝在爷爷怀里，牌桌上的人还没有散场。

爷爷留给儿孙的家产，也就只有这六十年代盖下的三间屋架瓦房。那时候，乡亲们盖房大致分三种：头一种是草房子，先用木板夹着夯土打墙，再架檩、钉椽、铺压杆，最后苫上麦草做顶，是穷苦人家安身的居所；第二种是土驮木瓦房，造法和草房相近，只最后一道工序换成铺瓦，不像麦草那样容易漏雨；第三种便是屋架瓦房。盖这种房子，先要挑黏性足的黄土，拌上灶灰倒进土模，踩实浮土、再用夯锤砸得瓷实，脱模晾晒，这工序俗称“打胡基”。从前打算盖房的人家，总要先叫家里精壮劳力去土壕，把胡基打好摞起晾干；再请木匠上门，把提前备下的檩、柱子、梁木、椽子一一丈量打磨，靠钢卡、榫卯拼装成套屋架。立木那天，得请亲友乡邻搭手把整副屋架竖立起来，再用胡基砌墙，抹上掺了米糠的黄泥墙面，之后才钉椽、铺压杆、铺瓦封顶。立木上梁要拣黄道吉日，安神放炮，还要管饭招待出力的亲友邻里，油饼烩菜或是臊子面管够吃。只有手里有家底的人家，才盖得起这种房。

无论盖哪一种房子，都不像喜鹊搭窝、燕子筑巢，随性而为；乡里人盖房，穿衣看家当。家境宽裕，自然起屋架瓦房，不光木料扎实，屋子阔大体面，大雨也不怕浸墙漏雨；家境贫寒，便只能盖草房或是土驮木房。这两种屋子省工省料，看着局促些，遇上连阴雨久泡，日子一长就容易渗水漏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家住的就是土驮木瓦房，每逢下霖雨，父亲夜里总睡不踏实，生怕雨水泡软墙根，又怕屋顶漏水浸湿炕褥。

全村最好的房子只有一处，是地主杜家的老宅院。那宅子造得高大坚固，光是地基砌石就有一米多高，是前带厢房、后有正房的格局，屋脊上的兽头衬着蓝天，亮闪闪的。黑漆大门配着锃亮的铜环铜锁，门墩旁一对小青石狮子威风凛凛，石砌台阶一路直通外头的打麦场。夏天杜家麦收打场，来帮忙的乡亲络绎不绝，不少小孩子在场院里追着嬉闹，盼着吃上别家难得置办、只有他家能端出来待客，管大人小孩放开肚皮吃的胡辣汤与油饼。只是这高宅大院留给后辈的记忆并不光彩，父辈们文革时挨整受批斗的窘迫，久久压在人心头。七十年代末，这座象征封建保垒的老宅终究化作瓦碴堆，村里独一份像样的老宅，就此踪迹全无。

而今虽说世道变了，房子依旧是一户人家最要紧的家底，是乡里人前向外人撑体面的招牌。可老话讲“房是招牌地是累”，这话自有道理。现如今，家家户户住楼房，为给儿女在城里买房，不知压弯了多少父母的脊梁，困住了多少年轻人的梦想。“和尚纵然没有家，也还有一座庙栖身。”说到底，一辈又一辈人，终究还是要为房子奔波操劳。人活一世，若是没有一间体面屋舍安身，总觉得腰杆子挺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