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黄河传》:
厚重、奇绝、大胆
李恒昌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与民族的灵魂。张中海历时三十余年,五上五下黄河行程15000公里,在2亿字资料与200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淬炼而成的56万字《黄河传》,以地质地理为独特切入点,融贯历史人文与生态哲思,既填补了黄河书写的诸多空白,更构建起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张力的大河史诗,堪称一部厚重、奇绝、大胆的文化丰碑。
历史厚重与沧桑:文明基因的时空镌刻
《黄河传》的厚重首先植根于其对黄河历史的纵深挖掘与立体呈现。作者摒弃了单一断代或局部叙事的局限,以“以历史考察地理,以历史求证地理”的治学方法,循着黄河的生命轨迹,勾勒出从地质生成到文明演进的完整脉络。书中不仅细数五次大改道、数千次决口的自然变迁,更将这些变迁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深度绑定,正如作者所言:“黄河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所有的骄傲与屈辱、辉煌与灾难、文明与蒙昧”。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理到长安盛唐的市井喧嚣,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精神溯源到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民族呐喊,无数历史人物与事件在黄河的时空坐标系中鲜活呈现,形成一部“民族的奋斗史”。
这种历史厚重性更体现在史料的严谨考证与空白填补上。作者对千年前徐淮古道、三千年前禹河古道及已消失济水的追溯,打破了以往黄河书写的地域局限,使历史叙事获得了跨时空的完整性。书中既引《考异邮》“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也”的古典记载,又纳现代水文地质的科学分析,将文献考据与实地勘察相结合,使历史叙述既有文献支撑的学术严谨,又有现场感知的生命温度。这种“史志发掘与民间传说互文”的书写方式,让黄河的历史不仅是冰冷的纪年与事件,更是蕴含着民族精神密码的鲜活传承。
地理广博与多变:大河肌理的全息呈现
如果说历史是黄河的灵魂,那么地理便是其筋骨。《黄河传》以地理空间的铺展为轴线,呈现出黄河“从泉眼到溪流再到河流”的生命全程,其地理叙事的广博与多变堪称“诗意的黄河小百科全书”。作者从海拔4500米的约古宗列盆地出发,以精准的地理笔触描摹了高山寒漠土上的两眼泉源,记录了垂穗披碱草等植被的生态特征,详解了“异重流”等特殊水文现象,使河源的静谧与神奇跃然纸上。沿河流而下,晋陕峡谷的雄奇、河套平原的开阔、壶口瀑布的咆哮、华北平原的壮阔、三角洲湿地的生机,不同流域的地理风貌与生态特征被逐一呈现,构成一幅完整的黄河地理长卷。
这种地理叙事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在于其突破了传统地理书写的工具性局限,将地理现象与自然规律、人文演进相结合。作者对黄河“揭河底”奇观的描写——“如房子一样巨大的泥块从平滑如镜的河面竖着挺起”,既展现了地理现象的震撼力,又暗合了黄河“任性自我”的性格特质。书中融合地理学、植物学、水文学等多学科知识,既精准阐释了黄河“携沙造地、浩荡涌流”的地理逻辑,又通过“手伸进河里被流沙打得生疼”的细节描写,让地理叙事充满感官质感。正如评论所言,这种以地质地理视角切入的书写,“使黄河形象更加温润、饱满和丰富”,实现了地理叙事的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精神茂盛与多义:民族灵魂的多维解码
《黄河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其超越了历史与地理的表层叙事,抵达了黄河精神与民族灵魂的核心地带,构建起多义共生的精神谱系。作者将黄河精神提炼为“走出巴颜喀拉的劈山开岭”“万折必东的千曲百折”“包容与开放的不拒细流”三重维度,既彰显了自然伟力,又暗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并非单向度的赞歌,而是包含着“混沌与清明、创造与毁灭、滋养与惩戒”的复杂内涵,正如书中所写:“你是母亲,比母亲慈悲为怀/又是父亲,比父亲专制粗暴/你雌雄一体/自己养育自己”。
黄河精神的多义性更体现在其时代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观照中。作者以现代意识观照大河,将河流伦理置于核心位置,呼吁“把河流乃至大自然的一切,都当作有生命的物种看待,回到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书中对羌、突厥、鲜卑、汉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书写,对“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干流、支流像一个人的血管蜿蜒”的喻说,更将黄河精神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彰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深度。而对恐龙墓地的描写与联合国环保理念的呼应,更使其精神内涵具备了跨越国界的普遍价值。
情感苦恋与绝恋:生命对话的深情告白
《黄河传》的字里行间,贯穿着作者对黄河“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这种情感呈现为苦恋与绝恋的双重维度,构成作品最动人的精神内核。苦恋不仅是对黄河母亲的虔敬与依恋,更饱含着对历史伤痛的深切悲悯与悲壮记忆的永恒铭记。作者“拿自己的生命在写黄河”,跋涉于高寒缺氧的河源,辗转于悬河上下,在行走中体悟“黄河的性格,就是向低向海而流,一切都阻拦不住”的生命张力,更见证了这条大河承载的千年苦难:信史以来至1949年,2600余次大决口、26次改道、5次大规模改道,“悬河”之下是无数家园的倾覆与流离,“黄水汤汤”中裹挟着百姓的哀嚎与血泪。书中对南宋以水代兵、花园口决堤等人为灾难的追溯,对“屋舍荡芦苇,平野迷田畴”的惨状描摹,字字句句都浸透着历史伤痛的沉重。
这份苦恋更凝结着对悲壮英雄史的深情礼赞。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鲧“窃息壤以堙洪水”的决绝——为救百姓于水患,他不惜违背天帝禁令,最终被殛于羽山,却以生命为大禹治水奠定基础;刻画了陈天一身陷狱神庙,仍以炭灰为墨、墙壁为纸,镌刻治河方略的赤诚,临终前唯一嘱托仍是将《河防述言》托付治河同道的悲壮。从贾让、王景到林则徐、刘鹗,无数治河先贤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在黄河两岸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史诗,而作者将这份悲壮融入苦恋之中,使情感既有“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虔诚,又有“沉重的兴衰之叹”的深沉,正如评论所言:“没有肤浅的赞歌,也没有怒气、怨气,有的只是过来人的宽容和悲悯”。
绝恋则是对黄河命运的清醒忧思与决绝守护:面对黄河的泛滥与断流,作者发出“悬河干河都是死河象征,这是民族的灵魂问题”的沉痛警示;面对1972年至1999年间22次断流、累计1079天的惨烈现实,他以“那暗夜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号,是一百万岁高龄的大河无家可归的幽灵在游荡”的冷峻笔触,表达对生态破坏的批判。这种绝恋不是消极的怨怼,而是“始于忧患,终于启蒙”的责任担当,是“河流养育了我们,今天我们给她一个反哺”的坚定信念,彰显了情感的厚度与思想的锐度。
风格大胆而犀利:跨文体书写的范式突破
作为诗人出身的作家,张中海在《黄河传》中展现了大胆而犀利的创作风格,这种“大胆”既体现在跨文体的融合创新,更蕴含着作者对历史、自然与文明的深度反思、尖锐追问与独特洞见。其跨文体之“大胆”,在于将诗歌的诗性灵光、散文的抒情质感、史志的严谨考据、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熔于一炉,构建起“时、空、我”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使时间流、空间流、意识流自然流淌,形成“不是诗歌却有浓重诗意,不是报告文学却有丰富真实信息”的独特文学张力。
更具价值的是风格背后的思想锋芒:作者以“打破以往黄河书写重人文轻水文”的胆识,提出“水文即文化”的独特见解,将被忽视的地质地理视角作为叙事核心,填补了徐淮古道、禹河古道、济水等书写空白,实现了对黄河叙事的解构与重构。在深度反思中,作者完成了从“经济至上主义者”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蜕变,直面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危机,忏悔“曾经的愚昧蛮干”,呼吁“人并非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应将河流视为同等生命共存共荣”。这种反思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手触流沙生疼”的现场体验与“2亿字资料考据”的学术沉淀,极具说服力。
作者的“大胆”更体现在一系列直击本质的追问:“为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治河终将支离破碎?”“当政者为何固守‘不许片板出海’,错失海运转型机遇?”“人类何时才能真正摆脱‘征服自然’的执念?”。这些追问打破了对黄河的传统认知迷思,而其独特洞见更令人耳目一新:提出黄河精神的三重维度,揭示“万折必东”的自然性格与民族品格的同构性;主张“以现代意识照亮历史人物与文化遗迹”,使古老黄河与当代生态文明对话;将“驯服黄河”的牌匾被送进博物馆的细节,升华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念革新象征。
风格之“犀利”,则源于语言的穿透力与叙事的精准度。作者以“从泉眼到溪流再到河流,生命才有了表达”等兼具哲思与诗意的句子,构建起雄浑而细腻的语言体系,其语言“斑斓与沉郁、悲壮与宏阔”,既有着“黄河咆哮了,沉雷一般”的气势,又有着“草被水流抚得摇摆”的细腻。叙事上“广角全景与特写细节结合”,既宏观呈现“左冲右突终成大水”的壮阔历程,又精准刻画泉眼溢出、异重流涌现等微观场景,使作品既具“专业学术性”,又有“思想穿透力”,成为跨文体写作的成功范例。
张中海的《黄河传》以生命践行书写,以思想照亮大河,在历史的厚重、地理的广博、精神的多义、情感的深沉与风格的创新中,构建起一部黄河文明的全景式史诗。这部作品不仅回应了“希望中国有一部真正的《黄河传》”的时代呼吁,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严谨的学术性、强烈的情感张力,为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提供了重要范本。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黄河传》所蕴含的河流伦理、共同体意识与文明自觉,更将为民族复兴之路提供不竭的精神滋养,彰显出一部伟大作品跨越时空的思想力量与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李恒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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