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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上的生命书写
——读岳晋峰《家在三门》
牛智贤
《家在三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出品）是平陆籍乡土作家岳晋峰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女作家刘锁爱在序言中将该书比作“黄土地长出的庄稼”，这个比喻恰切地道出了这本集子的特质。它不是书斋里的精雕细琢，而是从泥土里拱出来的文字，带着黄河岸边的风霜，带着三门峡库区人家的烟火气，也带着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汉子半生辗转的生命体温。
人心与人性的双重凝视
刘锁爱在序文中提及一个关于作家分级的议论——“一级作家写人心，二级作家写人性，三级作家写生存”。她认为岳晋峰的写作“还是写人心和人性的多”。通读《家在三门》的重点篇目，此言不虚。岳晋峰的笔触始终贴着人物走，他写的是身边人、身边事，却能在寻常的生存挣扎中掘出人心的暖意与人性的韧性。
《大小伙结婚记》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篇。岳晋峰写王平一家为儿子娶亲的经历，几乎是以白描的手法记录了一场当代乡村婚事的全貌：从相亲、见面、谈彩礼，到买房、买车、办酒席，每一步都关乎钱，每一步也都关乎脸面。王平在烟台有海景房，在老家盖了三层小楼，却仍被女方要求再买新车、再添新房。为了凑齐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开销，他不得不亏本转让海景房，一进一出损失四五十万，心疼得要吃救心丸。小说式的叙事中，作者没有跳出来议论是非，只是让事实说话，读者却能在那些具体的数字和细节里，感受到一个普通农家的负重前行，也感受到时代变迁中婚嫁习俗对人的裹挟。这不仅是写生存，更是在写人心——那种为了儿女甘愿掏空家底的决绝，那种“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的辛酸。
《走出大山》则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回顾了二哥的求学与挣扎。二哥初中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却因“富农出身”不准再上高中。母亲搂着儿子的头，一个在怀里哭，一个在头上哭，这一场景写出了特定年代里个体命运的无奈。而作者自身的经历更为曲折：从部队学车到太原开车，从借钱买旧车到带着妻子和六个月大的儿子住进荒山野岭的废窑洞，从大年三十冒雪跑车到建石料厂再到举家迁往青岛——这些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个体的奋斗史。作者写自己大热天跑车中暑，“两眼直冒金星，身子轻飘飘的，脚一着地，像是踩在棉花包上”，写大年三十还在雪地里推车，“两手冻得生疼，身上却直冒热汗”。这些文字没有自怜自艾，有的只是一个农家子弟“齐家过日子”的本分与韧劲。刘锁爱说岳晋峰的文章里“隐含了诸多的劝善成分”，其实这种劝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人在困境中不放弃，不怨天尤人，在苦难中仍怀善意，隐忍前行。
历史记忆的俯拾与打捞
岳晋峰的家乡平陆县是革命老区，抗日故事数不胜数。序言特别提到了《掌泉烽火》《不能忘却的掌泉》《浴血太原城》等篇目，“（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被岳晋峰都一一俯拾了起来”。这种“俯拾”不是猎奇，而是一种自觉的抢救性书写。
《世纪之约进行时》写的是两位九十多岁的南下干部——王宽忠与岳凯——时隔七十九年后通过手机视频重逢的故事。王宽忠1928年生于平陆冯家洼，1943年成为地下党联络员，1944年入党，参加过杜马战役，后南下湖北，曾任恩施地委副书记。文章通过一段跨越近八十年的友谊，带出了平陆抗战史、南下干部史等一系列宏大叙事。作者没有正面书写战火，而是通过两位老人的重逢，让历史自然呈现。当王宽忠回到平陆，面对杜马战役英烈纪念馆满墙牺牲者的名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时，历史的重量便落在了读者心上。这种写法，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力量。
《宰相村与裴氏家训》一文则从地方文化入手，梳理了闻喜裴柏村“天下无二裴”的家族传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3000余名七品以上官员。这篇看似在写历史，实则暗含了作者对“耕读传家”这一文化传统的敬意，也与全书许多篇目中“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形成了呼应。
方言土语里的乡愁
岳晋峰的写作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对方言土语的自觉运用。刘锁爱序言中可能未及详论，但细读文本便能发现，这其实是构成其作品独特韵味的重要元素。
《你车太掉了》以方言误会开篇：平陆人把“长”说成“掉”，江苏司机把“你车太长了”听成“你车轮胎掉了”，险些引发一场武斗。这篇千字短文，既是趣事分享，也是对乡音的深情告白。作者说“虽然走出家乡许多年了，可总也难忘老家平陆的乡音土话”。在《爷爷的帽子》中，“顶脑”（脑袋）、“一岸”（那边）、“爬一岸”（一边去）等方言词汇俯拾皆是。这些土得掉渣的语言，在普通话写作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反而成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文学语言。它们不只是修辞工具，更是情感的载体，是作者与故乡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脐带。
《爷爷的帽子》是一篇在情感上极具冲击力的作品。作者写爷爷因被划为“富农”，戴了三十年“四类分子”的帽子，被批斗、被扣工分、被剥夺评模范的资格。但作者的笔触冷静克制，他没有沉溺于控诉，而是通过具体事件——爷爷喂养的牛死了被诬为“勒死”，请队长作证却因队长要入党而装病躲闪——来呈现那个时代的荒诞。更令人动容的是，帽子摘掉后，八十岁的爷爷说：“我才不恓惶哩……那么多厉害人都死完了，就我还活着。”这种在苦难中淬炼出的达观，正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命哲学。
岳晋峰的个人经历颇为特殊：少时失学，闯荡江湖，半生辗转于行伍、商贾、市井之间，唯与诗书为伴。这种经历决定了《家在三门》的写作姿态——它不是专业作家的技巧展示，而是一个“黄土地上的庄稼汉”“伺弄着他文学的一亩三分地”的真诚表达。书中那些关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天伦之乐的文章，或许在技巧上并非无懈可击，但那份来自生活深处的质感与体温，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
刘锁爱在序言结尾说：“他不糊弄土地，当然土地也不会糊弄他。”这句话既可以用来评价岳晋峰对待写作的态度，也可以用来概括他笔下那些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当下文学写作日益精致化、技巧化的潮流中，岳晋峰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反而有一种难得的质朴与真诚。
《家在三门》以“家”为题，写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的家，而是一方水土上的人间烟火，一个时代里的众生相。它让我们看到，在黄河岸边那个叫“三门”的地方，有一群人和他们的故事，正在被一个叫岳晋峰的游子认真地记录着。这记录本身，便是一种还乡。
2026.08.16于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