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双璧，各耀其辉——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

                              李千树

                                引言

       在世界戏剧的浩渺星空中，有两颗璀璨的巨星遥遥相望：东方的关汉卿与西方的莎士比亚。他们生于不同的国度，相隔数百年，却各自以如椽巨笔，为人类戏剧史写下了最为辉煌的篇章。关汉卿是中国元杂剧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莎士比亚则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其作品被视为英语文学的巅峰。

       将两位剧作家并置比较，并非简单的优劣评判，而是试图在差异中探寻共通，在共通中辨识差异，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东西方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与人类精神的普遍追求。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关汉卿与莎士比亚“都是时代的灵魂，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

       一、时代与境遇：天各一方的生命轨迹

       关汉卿（约1234年前—约1300年），字汉卿，号已斋叟，汉族，解州（今山西运城）人，另有籍贯大都（今北京）之说。他生活的时代，正值金末元初——金朝覆灭、蒙古铁骑南下，中原大地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冲突。关汉卿一生跨金元两朝，户籍属太医院户，曾为太医院尹。他流寓大都，与著名演员珠帘秀等相交往，在勾栏瓦舍间创作杂剧，一生所作杂剧多达六十余种，现存十八种，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拜月亭》等。

       莎士比亚（1564—1616），生于英国沃里克郡斯特拉特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1585年左右离乡赴伦敦谋生，1590年参加剧团，开始舞台与创作生涯。1599年与人合建环球剧院。他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两部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590—1600）以历史剧和喜剧为主，如《亨利四世》《仲夏夜之梦》等；中期（1601—1608）以悲剧为主，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四大悲剧；晚期（1609—1613）以传奇剧为主，如《暴风雨》。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之间，横亘着三百余年的光阴与万里之遥的空间。关汉卿活跃于十三世纪的中国元代，彼时欧洲尚处于中世纪；莎士比亚则活跃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其时欧洲文艺复兴已近尾声。一个身处东方封建社会的底层民间，以杂剧写市井悲欢、家国兴亡；一个身处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都市，以诗剧写宫廷恩怨、人性幽微。然而，正是这看似无法交汇的生命轨迹，却因对戏剧艺术的共同热爱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而在精神深处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二、同工而异曲：戏剧世界的多维比较

       （一）题材与内容：市井悲欢与宫廷风云

       关汉卿的剧作题材广泛，尤以反映下层民众生活见长。《窦娥冤》写的是童养媳窦娥被诬陷致死的故事，主人公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救风尘》写妓女赵盼儿机智解救同伴；《望江亭》写寡妇谭记儿勇敢捍卫婚姻；《单刀会》则取材于三国历史，写关羽单刀赴会的英雄故事。关汉卿的目光始终投向下层——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他让他们成为舞台的主角。

       莎士比亚的剧作则多取材于历史传说、古代典籍与意大利故事，主人公多为王公贵族。《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李尔王》是不列颠国王的悲剧；《麦克白》是苏格兰大将的野心与毁灭；《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意大利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这一差异深刻反映了东西方戏剧传统的不同——中国戏曲从一开始就面向大众，而西方古典悲剧则根植于贵族传统。

       （二）人物塑造：善恶分明与人性复杂

       关汉卿笔下的人物，善恶分明、正邪明晰。窦娥是集善良、正直、勇敢、坚贞于一身的正面形象，张驴儿、桃杌太守则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典型。赵盼儿机智勇敢，谭记儿聪慧果断，皆是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与中国戏曲的角色脸谱化传统密不可分。

       莎士比亚的人物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哈姆雷特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奥赛罗有嫉妒冲动的弱点，麦克白有好胜野心的缺陷。莎士比亚“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他的英雄们“都有其自身不可消弭的缺陷”，“都是人类性格共有的缺憾”。这使得莎剧人物更显丰满、真实、富有心理深度。

       然而，两位剧作家在人物设置上亦有惊人的相似：他们的悲剧中“都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窦娥冤》的中心是窦娥，《哈姆雷特》的中心是哈姆雷特，《麦克白》的中心是麦克白。他们都采用了“较为保守的戏剧人物设置手法，符合单一戏剧线索的要求”。

       （三）结构与形式：四折一楔与五幕诗剧

       关汉卿的杂剧采用“四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全剧通常由四套曲子组成，每一套曲子由一个主要角色演唱，楔子则用于交代背景或过渡情节。这种形式简洁紧凑，节奏明快，适合在勾栏瓦舍中演出。

       莎士比亚的戏剧多采用五幕结构，以无韵诗体为主，杂以散文。他的剧作情节线索往往不止一条，常有副线穿插其间。莎剧的语言“绚丽精妙”，“让性格不同、身份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语”。关汉卿的语言则“言言曲尽人情，字字当行本色”，既通俗直白又典雅凝练。

       在戏剧冲突的处理上，“关汉卿和莎士比亚都采取了小高潮铺陈带动大高潮的手法，冲突非常集中”。他们都善于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象。

       （四）悲剧精神：团圆与毁灭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悲剧的最大差异，或许在于结局的处理方式。

       关汉卿的悲剧往往以“大团圆”收场。《窦娥冤》中，窦娥含冤而死，但最终父亲窦天章为她昭雪冤案，恶人得到惩罚。这种“团圆”并非简单的喜剧结尾，而是体现了中国文化“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悲剧的冲突“倾向于节制、折中、调和”。关汉卿通过“隐忍和保持人格尊严来实现道德的升华”。

       莎士比亚的悲剧则“全以英雄人物的死亡为结束”。哈姆雷特死了，奥赛罗死了，李尔王死了，麦克白死了。莎翁的悲剧“通过英雄人物的死亡达到精神的再生”，展现的是西方悲剧传统中“卡塔西斯”——通过恐惧与怜悯净化灵魂的审美理想。

       然而，两者亦有相通之处。关汉卿的悲剧“给观众的感受不完全是眼泪，更多地传达了被压迫者血泪的控诉、愤怒的抗议”；莎士比亚的悲剧则让人在震撼中思考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它们都超越了单纯的哀伤，抵达了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

       三、双峰并峙：共同的艺术成就

       尽管关汉卿与莎士比亚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在各自戏剧传统中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却同样令人叹服。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是中国戏剧史上作品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关汉卿剧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他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诸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他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关目情节，安排精当严谨，每个人物都刻画得真实深刻”，“全剧风格，既朴实细腻又悲壮感人”。

       莎士比亚则是英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从1590年开始，至1612年结束”，其悲剧时期（1601—1608）被认为是“创作的高峰期”。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操，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其作品“被认为属于英语最佳范例”。他善于“运用内心独白的艺术手段，将人物内心冲突外化”，“使戏剧人物语言个性化和形象化”。

       两位剧作家都拥有数量惊人的作品——关汉卿作杂剧六十余种，莎翁传世戏剧三十七部——且都达到了各自时代戏剧艺术的最高水准。他们都以卓越的才华拓展了戏剧的表现领域，深化了戏剧的思想内涵，提升了戏剧的艺术品格。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超越了各自的时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关汉卿的《窦娥冤》被列入中国“四大悲剧”；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则被公认为世界戏剧的巅峰之作。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不断上演，持续焕发着艺术的生命力。

       四、各自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

       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可谓“元曲四大家”之首。他奠定了元杂剧的基本范式，开创了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他的剧作深刻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下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有冤死的寡妇、义气的妓女、被辜负的侍女、多情的官妓”——使其作品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

       然而，关汉卿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戏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长期以来远不及莎士比亚。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微，西方文化强势涌入，“崇洋媚外之风甚炽”，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戏剧在国际文化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历史的曲折，使得我们的老祖宗也跟着“名誉受损，被严重低估”。

       莎士比亚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则如日中天。他是英语文学的象征，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所谓“日不落”全球扩张态势，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几乎所有主要语言，在全球范围内被研究和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字，几乎成了“伟大戏剧家”的代名词——印度古代戏剧家迦梨陀娑、德国的席勒、法国的雨果、美国的奥尼尔等，都曾被誉为自己国家的“莎士比亚”。

       但这种地位的差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艺术成就的高低。关汉卿比莎士比亚早了数百年，其开创之功与艺术成就，较之莎士比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文化话语权的边缘——关汉卿的价值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认知与评价。

       五、综合比较评价：正本清源，回归本来

       纵观关汉卿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虽然“天各一方，但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擅长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人物的命运，都善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都拥有卓越的语言才华，都对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处有着深刻的洞察。

       然而，他们的差异也同样富有启示意义。关汉卿的戏剧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面向大众，关注底层，善恶分明，结局团圆——体现了中国文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理想与“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莎士比亚的戏剧则根植于西方贵族传统与人文主义思潮，关注个体内心的复杂性与命运的不可抗拒——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人性深度与悲剧精神的执着探索。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审美心理以及戏剧艺术实践等方面的区别”。

       中国戏剧，独树一帜，历史悠久，辉煌灿烂。从先秦的优伶到宋元的杂剧，从关汉卿到汤显祖，中国古典戏剧走过了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与艺术传统。关汉卿作为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其成就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位戏剧大师比肩而立。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是世界戏剧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理应正本清源，让关汉卿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戏剧在世界文化殿堂中回归其应有的位置——不是作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而是作为独一无二的关汉卿，作为世界戏剧史上与莎士比亚东西辉映的另一座珠峰。

       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珍视，对每一位伟大艺术家独特价值的公正评价。关汉卿与莎士比亚，一个在东方的舞台上唱尽人间的悲欢离合，一个在西方的剧场里写透人性的光明与幽暗。他们共同证明了：伟大的艺术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直抵人类心灵最深处；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恰恰孕育了人类精神世界最为绚丽多彩的风景。

       六、小结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这两位戏剧巨匠的生命从未交汇，他们的作品却在人类精神的星空下交相辉映。一个以杂剧写市井悲欢，一个以诗剧写宫廷恩怨；一个让窦娥的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一个让哈姆雷特的疑问穿越四百年的时光；一个在勾栏瓦舍间赢得满堂喝彩，一个在环球剧场里让伦敦为之倾倒。他们是不同的，却同样伟大；他们是遥远的，却同样永恒。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种戏剧传统的差异与特色，更是人类精神在不同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同样绚烂的花朵。关汉卿的价值，不需要借助莎士比亚来证明；莎士比亚的光辉，也不因关汉卿的存在而黯淡。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可替代的瑰宝。

       在世界戏剧的殿堂中，关汉卿与莎士比亚——东西双璧，各耀其辉。

              2026年8月20日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