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人景（连载024）

                      毋东汉

     （024）著名编辑家王丕祥

       我是1963年结婚的，结婚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开始了。进驻孟家村的社   教工作组是陜西文艺界调来的领导或名人。工作组组长是省作协副主席、《延河》主编王丕祥。  

       他1926年生，当时他37岁，头戴鸭舌帽，浓眉方脸，身穿滿襟便服，犹如鲁迅棉袍的上半截，高领，从胸前一侧到腋窝扣钮门儿的那种。他给群众讲话，层层递进，引经据典，绘声绘色，理趣盎然。他讲被打倒的地主老财拄着文明棍又神气起来时还比划了动作。我一边听他讲话，一边心想：原来作家就是这样的，心存效法奇想。那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诗，当作家成为模糊的理想。大作家能到咱村来当工作组长，也是缘分。

       社教工作组成员中还有画家、剧作家、教师及公安系统干部。当时的政策有一点“左”，打击面难免扩大。孟家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受到冲击，靠边站。上级规定的工作方法是：扎根串连，背靠背揭发，面对面落实，小会练兵，大会战斗。口号是“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于打击面大，牵连到干部家属，人数更多。活跃的积极分子就是除过干部及其家属，剩下的人。我当时当的队干部，受到冲击，经受洗礼，没有面临逼供信，下场还好，团内“警告”，没落实。社教后，职务未降反升。我的职务保管和记工员，又落在我的新婚妻身上，她太忙时由我代理，把猫叫咪，换汤不换药，说明二队群众对我的信任依旧。整个孟家村的干部阵势是比较稳健的。社教工作结束后，继续当干部的仍是绝大多数。这足以说明王丕祥组长当得不错。邻村就不一样了，例如江柳村的大队领导干部姚某志，在社教期间用剃头刀自刎而死，情景惨烈，影响恶劣。姚本人有难言之隐，走途无路而轻生，用小剃头刀自尽，不是割一下就能断喉的，那该有多大的决心，受多大的疼痛啊！姚某志的工作认真，在当地还是有口碑的，所以群众反映强烈。在群众看来，这件事与社教工作组的工作方法不无关系。人命关天非儿戏！

       反观王丕祥，态度和蔼，不发脾气，文质彬彬，说话不伤人，既是轰轰烈烈，又是扎扎实实，令人心悦诚服。他和我谈话，我说出我的委屈时，他心平气和地说：“社会是个染缸，你太年轻，你就当缴了学费。别加入翻案行列。”我很听话，避免再跌跤。

       王丕祥住在二队毋茂馨家，和群众关系融洽。孩子们称呼工作组三个人是“王伯、徐叔、小王姨”。“王伯”指王丕祥，“徐叔”是公安系统一位同志，“小王姨”指王安琪，是个教化学的女老师，先在我家住，后来我受冲击，她就搬走，我家连管饭的资格也沒有了。我家断了顿，我给王安琪写了个条子求助，由她批准、借了五斤小米。社教工作组对“四不清”干部还是宽容的。

       快过年了，新上任的干部见工作组辛苦，就商量慰问一下，备了一壶酒，四盘菜，用木制四方茶盘端上，进了毋茂馨家院子，往工作组住的厦屋走去。说：“快过年了，你们辛苦了，这是我们的！！心意！”王丕祥双手侧平举，撑住门框，严肃地说：“端回去、端回去！心意我们领了！不要搞特殊化嘛，端回去！”大家只好作罢，同时把王丕祥拒不吃请的佳话传播开来。

       社教工作组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把村北的河湾取直，增加土地面积好多亩，又把一处河滩垫了土，又增加土地数庙。

       社教运动结束后，县文化馆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我和樊耀亭等文友都参加了。会上，认识了省作协派来指导的高斌、余念、张沼清三位老师。带走了我20首诗，《延河》七、八月合刊上发表了两首。

      此后， 我和樊耀亭拿着作品去省作协做客。门房小伙比我俩大不了多少，喝问：“嗨！你俩干啥？找谁？”把我吓一跳，我说：“找王丕祥。”门房小伙领我们进院，高声喊道：“王丕祥！王丕祥！——有人找！”王丕祥正在主持会，会议室门大开着。王丕祥向门房小伙摆着手说了句什么，门房小伙就把我们带向后院，另有人招待我们。

     午饭吃的是米儿面，作家编辑们争论米儿面为啥叫米儿面。我和耀亭在灶房餐厅隔壁一个小房子就餐。菜是两个，其中一个是大炮辣子，我对耀亭说：“这种辣子当菜吃，可能不辣。”一尝果然。饭后，余念给作品谈意见，简评了耀亭的《天河水》，对我的《玉叶》未评论，我知道写得太差，可以忽略。晚上，余念领我俩去看戏，看的《红嫂》，剧团的人很惊讶，省作协竟有这么年轻的农村客人。听余念介绍俺俩的话是：“长安县来了两个娃娃。”我和耀亭第二天走的时候，门房小伙仍是高喉咙大嗓：“你俩走呀！进来喝口水么！”我俩说“不”，挥手离去。

       回来后，咋思量不妥当，我和耀亭合伙给王丕祥写信，表示感谢招待，估摸伙食费金额，因信中不准夾带现金，就买成邮票，夾在信中寄往省作协，王丕祥很快回信，说招待客人应该的，把邮票又退回来了。    

       文化革命中，我曾去省作协，见了王丕祥，他问我：“村北平整的那片地，后来被河水冲过吗？现在还扩大来没有？”他还问了几个人情况，有的是干部，有的是社员。

     一  2016年元月，王丕祥逝世，享年90岁，他是著名的作家、编辑家，担任过省作协和《延河》的主要党政领导。作品有散文评论数十篇，参与创作话剧《保卫村政权》《双报仇》。他是绥德人，中共党员。他曾对我说，在长安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好多同学。

     “四不清干部”和工作组组长本来是对立关系，我和王丕祥却结为忘年交。我不知道称呼他为“叔叔”好还是“老师”好。反正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温柔和蔼的长辈。文  革后期，作协造反队每月给我寄胳膊粗一卷《文学战线》，乡党见了我就说：“王丕祥又给你寄来了一把儿挂面！”对于社教运动，我受过疼，像打针一样疼，但增加了我的免疫力，给我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埋下伏笔。社教运动冤枉人不少，同时挽救了一批干部，包括我。我们常把党比做母亲，母亲打孩子屁股，也有打错的时候。

             2026.8.12.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