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在上海加入共青团，后因病回乡,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宜都支部书记、当阳县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襄西地委宣传部长、襄河地委常委、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襄西指挥部政委、江汉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行署专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兼宜昌市市长、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离职休养,2009年1月26日在武昌逝世。

从书生到战将：

洪湖岸边的淬火之路

——荐读《伏川流痕》之二

    李武兵

  《目标——洪湖》这节文字，藏着一个革命者在时代洪流里的成长轨迹，既有战略格局的宏大，又有个人抉择的细腻。它把个人成长嵌进战略棋局的革命记忆，质朴的文字里没有激情澎湃的渲染，却藏着最真实的烽火淬炼。

     文章以“洪湖”为锚点，串联起1943年至1945年的风云变幻：从受命星夜奔赴襄南，到主持中心县委巩固根据地，再到与贺炳炎、廖汉生并肩作战，一个曾流连武大校园的书生，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向战将的蜕变。最动人的细节藏在抉择里：面对惯匪朱炳坤，他不顾“失信”争议力主歼敌，用杜邦宪牺牲的前车之鉴，印证了革命者的清醒与果决；而廖汉生那句“该下决心时犹豫不决”的评语，又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导者自我审视的坦诚，这种清醒，比战场的胜利更有力量。

     更难得的是，刘真老前辈没有把革命写成冰冷的叙事——他会因贺炳炎一句“像指挥打仗的样子”欣喜不已，会记下与敏克结婚的温情时刻，也会反思解放后“走向固执”的性格转变。这些烟火气的文字，让洪湖的风不再只属于战场，更属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

     这段回忆录，既是对洪湖根据地恢复历程的复盘，也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自传：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人的选择与国家的命运交织，而那些在抉择中淬炼出的勇气与清醒，正是革命最宝贵的注脚。

 1945年，刘真与寥汉生、吴云鹏合影

目标 ——洪湖

刘真

（摘自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刘真回忆录《伏川流痕》）

      一九四三年春天，日寇出于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在中国大陆进行了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的战役。作为这个战役的一部分，日寇除连续扫荡大小悟山和鄂中地区的我军外，还进行了对洪湖地区国民党一二八师的战役。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武汉沦陷后，他就赖在洪湖地区，没有撤到江南，成了国民党军防线的一个突出部分，也成了和我军摩擦的对手。中央指示五师，王劲哉是中间力量，只能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我军没有打他。王劲哉也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家伙，在日寇进攻之下，一触即溃，丢失了洪湖地区，本人也成了俘虏。

     这时，襄西地委撤销，我调到三军分区（襄河分区）政治部工作，正在小悟山师政治部参加师的政治工作会议。洪湖地区突变后，师首长命我星夜赶回三分区，参加襄南的开辟工作。李人林同志已率一个营先我去了襄南，肃清了一些土匪，在潜江西部浩子口、洪家场等地建立了立足点。我带了一些地方干部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到了潜西，与李人林会合。根据地委指示，我们成立了中共襄南工作委员会，由我、李人林、李旭、李秉范等同志组成，我任工委书记。当时，日寇只占领了潜江、监利、新堤几个县城和大镇、洪湖广大地区，为国民党军溃退时投降日寇的伪军和土顽所盘踞，土匪多如牛毛，人民生活极苦。工委的任务是加强立足点和渡河点，调查研究敌情，准备我军主力渡河作战。

     我们这时还不知道中央对战争形势有一个大的战略部署。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贺炳炎、廖汉生来襄南后才向我们传达。为了把发展洪湖的重要意义先讲清楚，我把中央意图插在这里叙述一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贺炳炎、廖汉生两同志到襄南后，向三军分区的干部传达了振奋人心的中央指示，指示的大意是，在日寇进行平汉、粤汉战役，国民党军不战而溃的情况下，我军为了恢复和保卫国土，为了筑堤防水，防止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这股祸水从四川流下来，迫切需要把五师、广东纵队联合起来，建立强大的根据地。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打通和广东纵队的联系，并在原中央苏区罗霄山建立根据地。王树声同志的部队在桐柏与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贺炳炎、廖汉生同志来五师，依靠五师的力量恢复与建立洪湖根据地。他们带来的部队就是一个区党委的班子。

      多么令人振奋的中央指示啊！我们的目标是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

      也许五师首长早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就得知了中央这一指示，我有幸能参加这一工作，足见当时党对我的信任。

     恢复襄西，看来也是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一个内容。红军时代，作为洪湖的一个侧翼，也曾建立了荆当远独立团和荆当远游击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春，决定我去襄西执行这一任务，将在下章叙述。

     历史有时会出现有趣的重演，虽然重演，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我和襄西的战友多么荣幸，党在四十年代，又来担任黄光柏同志所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四二年夏天至秋天，襄南工委完成了我主力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在潜西、江陵东部建立了立足点，准备了粮食与被服在潜西、聂李家滩建立了渡河点，准备了渡河船只；初步确立了以潜江伪军李正乾部（属金亦吾部）和朱炳坤部（驻熊口）为第一个打击对象。这两部伪军合起来约人枪二千余。

     这年秋初，我五师十五旅来襄南，成立了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方正平同志（十五旅政委）任代表团书记，我任副书记。我军组织了对熊口朱炳坤部的战斗。我军四面包围了朱部，一面准备攻城作战，一面开展政治攻势。这时，驻在潜江县城的原国民党别动队李正乾部起义，我军声威大震。日寇驻在潜江县城的很少（不足一个大队），自顾不暇，无力救援朱部。朱炳坤眼看就要被歼，在我军政治攻势下，他也起义了。朱炳坤原定盘踞在长湖多年的老土匪，其骨干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匪徒。我军接受他起义后，命他在洪家场地区（江陵西部）集中待命。

     如何处置朱炳坤部成了地委代表团在洪家场附近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

     地委指示改编朱炳坤部为新四军襄南纵队，任命朱为纵队司令，我为纵队政治委员。

     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主张按地委指示办，另一些同志认为朱是长期惯匪，野不可驯，不如乘其不备，在野战中袭而歼之。我是主张后一种意见的。

     我还补充一条理由说： “即使派一个加强连到朱部去保护我军派来的干部，发生了事也无能为力。这种派遣，实际上等于把人质交给土匪。”

     主张按地委指示办的同志说，不可示人以无信。

     正讨论未决时，地委来了电报，钟祥收编的土匪周老八部叛变了，我军派去的政治主任杜邦宪被杀害了，政治委员谢威仅以身免。这个情况加强了击灭朱部的主张，代表团决定立即行动，击灭朱炳坤。行动很顺利，除朱本人带少数人脱逃外，绝大部分就歼，消除了我军东进洪湖的一大后患。

     在歼灭朱匪的声威影响下，金亦吾部的李正乾部起义。

     此后，我十五旅和分区部队向洪湖进军，击灭了监利、沔阳一带匪伪，在白露湖还歼灭日军一个中队。这些战斗我都没有参加，我被留在后方（潜西熊口）主持中心县委工作（一九四三年秋，区党委指示成立襄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襄南指挥部，吴林焕同志任书记兼指挥长、政委，我任副书记），配备地方干部，成立了江荆潜、天潜沔（总口）、监沔（新沟咀）、汉沔等县委，通过这些地方党政机关，开展了财政、税收、被服、医务等工作，发展到长江边，收入不仅自给，还可上缴边区，成为边区财政主要来源之一。

      到一九四三年底，我军已经在军事上基本上达到了恢复洪湖根据地的目标。和红军时代不同的是：一、襄南新四军不如红军时代强大，大约仅及红军的四分之一（一九四四年襄南新四军约五千人）。二、群众发动不充分，根据地不巩固。这个情况由于日寇投降来得太快，蒋军在不到两年就汹涌而下，始终没有改善，以致一九四五年底，我军不得不放弃襄南。三、和红军时代

     不同，我军后方在潜江，而不在洪湖。

     一九四四年元月，我在襄南杨家场附近（潜江西南）和敏克结婚。敏克是应城人，十三岁参加应城抗日游击队，“应抗”编入新四军后，她曾在洪山公学、洪山中学学习。一九四零年入党。和我结婚时是师文工团团员。

     这里，把贺炳炎、廖汉生两同志对我的评语（一九四五年夏）叙述一下。

     一九四五年春天，贺炳炎和我去江陵万城、马山一带进击伪军赵一之部。部队分头出发后，贺和我两人手中只剩下一个警卫排。突然，侦察员来报告：附近一个湾子发现敌情。我笑着对贺说：“我们两人今天要演‘空城计’了。” 贺回答说：“赵一之可不是司马懿啊。” 他命我带一挺重机枪，配了一个班，去守我们驻地旁边的高地，他带一个班去搜索，结果查明是敌人散兵，他抓住了一个。他查看了我的阵地，点头赞美说：“像指挥打仗的样子。初到襄南时，别人介绍你能打两下子，果就不假。”

     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指挥员称赞我会打仗，我听了的确是高兴的，比当年考上了武汉大学还高兴。

     一九四五年，我在去襄南地委开会事毕要返回襄西时，廖汉生拉着我和吴云鹏同志到熊口街上去照了相 ，在临别时廖对我说： “你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同志，但有一个你自己也许还不觉察的缺点：临到要下决心时，你往往犹豫不决。这在一个领导干部是一个大缺点。不能冒冒失失下决心，但也不能该下决心时犹豫不决。”

     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他没有讲，但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全国解放后，也许因为注意这缺点，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体学同志、敏克都说，刘真这人太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