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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文/张印周
农历1958年腊月28日,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也是陕西关中
农村喜迎新年发面蒸馍的日子。村村户户炊烟袅袅,人民公社的大锅灶旁热气腾腾,浓浓的麦香味在空中飘浮,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黎明时分,秦岭脚下的周至县城永丰巷里的一间土坯草屋内,随着一阵此起彼伏的呻吟之后,哇的一声,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我,张家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这可高兴坏了我的爷爷奶奶,为图吉利,我父亲参考同巷子大户人家子女之名,为我起名印周。寓意:印为诚信,周为周全。渴望沾沾大户人家的喜气。
(一)
我出生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头年,此时人
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少人流离失所,四处乞讨,人们常常以稀汤和野菜充饥,因为饿着肚子,浮肿病众多。许许多多的家庭在困苦中煎熬。我家和大多数关中农民家庭一样,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穷生活。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几年,我的弟弟妹妹相继出生。那时,关中农村的生活虽略有好转,但每年二三月份仍青黄不接,不少家庭还是在挨饿。父母下地干活,日出日落,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在困苦中养活着全家,孩子们在忍饥挨饿中成长。我从记事起,母亲黎明就起床烧火做饭,早饭玉米稀珍子,珍子里有几块红薯,拌一盘自酿浆水菜,我们几个圪蹴着,捧着碗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 ;中午玉米面搅团,加野菜,肚胀水饱;晚饭几乎都是米汤及玉米渣黄黄馍。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顿肉面及炒菜米饭。偶尔老人生日及亲戚家来访,母亲也会割几毛钱肉,放入面锅,我们喜滋滋围着灶台,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面锅,然而面碗里翻来覆去也见不到几块肉丁。几毛钱的肉,母亲常常会存在罐子里舍不得吃而霉变。这段时期,虽然能填饱肚子,但生活还是非常艰难。孩子们的穿着更是捉襟见肘,大哥大姐能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服,我们几个都是穿哥姐淘汰后、补丁打补丁的旧衣服,哥哥的一件黑色半长棉大衣,虽有多处缝补,我仍爱不释手,穿了好几个冬天,这种生活坚持了很多年。
在我家永丰巷西头,住着一户以宰牛为生的王姓人家,每到傍晚,他家的柴禾铁锅灶就会点起炉火炖煮牛肉,肉香四溢,格外诱人。我和印通、宝通、民周等邻家小伙伴玩耍时闻到了肉香,知道王叔家炖肉了,便跑到他家院大锅灶旁,香味扑鼻,馋得口水直流。王叔见我们几个馋猫不愿离开,告之大锅牛肉要炖四五个小时,你们闻闻味就行,别等了。在那个年代,家家生活艰难,多数家庭常年吃不到肉,能闻到炖肉之香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几个伙伴谁也不肯回家,直玩到临近凌晨,估摸着肉该出锅了,又跑进王叔家院,围在热气腾腾的肉锅旁,兴奋而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大人捞肉,王叔心疼我们,从炖好的肉里找了几块没有扒净肉的骨头,分我们一人一块,,我们几个拿着骨头跑出院,围在巷子西头啃起来,太香了,吮了又吮,啃了又啃,过完肉瘾,心满意足地各回各家了。
(二)
生活的不易,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居住条件更令人头疼。记忆中我家住在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土坯毛草房里,六七口人挤在四五米长的土炕上,每逢雨天,房内滴答滴答地漏雨,为接雨水,屋里摆了很多盆盆罐罐,常常半夜被雨滴打在被子上把我们惊醒,父母总是匆忙起床,点上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手忙脚乱地找盆盆罐罐,放在多处漏雨的地方,我们挤在未漏雨的炕上一端,在雨击盆罐的滴答声中,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父亲总是一夜未眠守护着我们。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帮着家里干活:用架子车拉土垫后院猪圈、挑水、割猪草、捡西瓜皮。我清楚记得,我家巷子以北,坡底下就是老城墙残垣。残垣洞里住着一位五保户老翁,人很好,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村里人都在此处挖墙取土。由于坡陡,架子车拉土非常吃力,父亲架车,我和弟弟帮忙使劲推才能拉上坡。永丰巷北边坡底下有口泉水井,供全村人饮用,井水常年流动,流入北侧河中。河两边铺了多块大小不一的石板,供全村人洗衣。这口井是我家巷子几十户人家的生命井,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小,挑不动两桶水,就和弟弟抬,坡陡,一高一低,人小力气小,水桶常会滑向低处摔倒,多次在雨雪天滑倒摔伤流血。每每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是背上筐笼,手拿镰刀走三四里地,在河岸边、水渠旁、田埂间打猪草。一不小心,镰刀会碰到草丛中石子,下意识一蹦,常常割伤左手指,瞬间鲜血涌出。那时孩子们都皮实,忍痛拔止血草,揉成黏糊状,先用小便喷在伤口处消毒,然后敷在伤口处,继续割草,直到装满一筐,傍晚时分才回家。每年夏天西瓜成熟季节,放学后我就到县城西大街卖西瓜的摊位捡西瓜皮喂猪。由于捡西瓜皮的孩子们太多,大孩子总能抢先一步。摊前常常会有一个大人站着吃西瓜,七八个孩子围在旁边仰头等着抢瓜皮,一般大孩子个儿高占优势。有的吃西瓜大人不地道,快吃完时突然把瓜皮扔出八丈远,孩子们蜂拥跑向瓜皮抢夺。家里穷,每年西瓜成熟期,父母几乎没有买过整个西瓜。记得几多年,父亲只花二三分钱买过的两三牙西瓜给我们吃,有时嘴馋,我们也会把捡来没吃干净的西瓜皮啃几口。有年夏忙后走亲戚,我去楼观台附近的喜喜舅与安智舅家,中午饭后安智舅问我想吃西瓜吗?我说想,他便带着我去了瓜地。正当他摘下一个西瓜向我走来时,瓜棚中有人喊:“小孩干嘛呢,放下瓜!”听到喊声,安智舅抱着西瓜撒腿就往反方向跑。我返回小舅家不一会儿,他便一瘸一拐光脚抱着西瓜回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从脚跟拨出了一个长钉子,顿时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他却不在乎,和我坐在地上,大口地吃起瓜来。我们过足了西瓜瘾,由于吃得太饱,我竟然站不起来了。傍晚舅爷知道了此事,狠狠揍了小舅一顿。
还有件事也令人难忘,关中农村春节非常热闹,敲锣鼓、耍社火、看大戏、走亲戚。有次去楼观台附近的新安村忠槐舅家拜年,母亲当天就返回了,我很想留下来与舅舅家孩子玩,疯跑打闹。那几天正好村里唱大戏,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去看戏,因为年纪小,不懂秦腔,看不进去,但对戏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感兴趣,特别眼馋糖葫芦、甘蔗、凉粉凉皮、麻花、棉花糖等小吃。我们围着摊位转圈圈,但谁也没有钱,只能流口水。第二天忠槐舅出门,在院中看见我蔫头耷脑的,从口袋里拿出五毛钱给我:“去戏台下买吃的吧!”我高兴极了,去戏场逛了一圈,不过啥也没舍得买。新安村的舅爷对我们几个孩子可疼爱了,我们都非常爱他。舅爷家房前屋后,种有核桃树和枣树,每年果子成熟,舅爷都会肩扛一二十斤果子,步行20余里地,蹚过黑河水,送来我家。每年果香季节,期盼舅爷送核桃、枣已成为我们兄弟姐妹最开心的事。
在生活极度困难时期,为了生存,父母做起了小生意,炸麻花卖。白天出工干农活,晚上炸麻花。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把麻花装上架子车去乡下赶集赶戏。在集市或戏台子下卖,卖的好还行,若卖不出去还得拉回来,碰到雨天就更艰难了。一次周日,渭河桥南河滩有个村子庙会唱大戏,我和父亲拉着架子车,赴会去卖麻花。雨后乡村土路泥泞不堪,车轮缠着泥土行进很吃力。父亲架车,我从后面推,累得满头大汗,十多公里的艰难跋涉,临近中午才到戏场,戏台下人很多,很热闹。摆上摊位后,父亲让我吃了根麻花,在邻摊买了碗豆腐脑,他老人家却舍不得吃麻花,只啃了两个干馍。还不错,傍晚时分,麻花卖完了。我们往回赶,走到半道天就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天又不随人愿,下起了雨。坑坑洼洼泥路摸黑,父亲拉车,我使劲推,衣服湿透了,满脸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由于不常走远路,我的鞋磨破了脚趾,雨水浸湿更疼了。父亲看到后,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我娃累了,再坚持一会,这段泥路就走出来了,上了沙石路就轻松了。”到沙石路后,父亲看我实在走不动,便让我坐上车,半小时后,我们到了家,雨也停了。母亲见我们全身湿透,拿毛巾帮我和父亲擦了擦雨水,催我俩换了衣服,端上了热腾腾的玉米渣粥、玉米面馍和红薯,我狼吞虎咽,吃饱了肚子。
有段时期,周至的食盐供应全靠人工从武功普集镇运过来。父亲经常天不亮就出发,拉着架子车,行程二三十里路,去普集镇火车站货场拉盐袋。每麻袋盐有200斤,一车装四袋到五袋,壮劳力一天能跑一趟,运到县食品厂大约只挣五块钱,太累太苦。有年暑假,我心疼父亲,随他去拉了几趟,深感父辈的艰辛与不易。我们清晨出发前,母亲早早就做好饭,让我们吃饱肚子。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到火车站货场,因为拉盐的人多,去晚了抢不到货就得空跑一趟,装上盐袋后心才会踏实。普集镇通往周至县城的路是沙石路,坑洼不平,加之有坡路段,架子车运输非常吃力。父亲用力拉,我使劲推,顶着骄阳,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背心短裤都湿透了,肩膀上的白毛巾一拧一股水,下午四五点才到达目的地。后来我又与康武叔去普集镇火车站货场运过水泥电线杆,电线杆长且太重,需要两辆架子车,一前一后,运输路上就更难了。坑洼路面最怕水泥电线杆因颠簸有裂痕,累是累,更提心吊胆,我们很后怕,所以只运过两次。父亲觉得我假期跑运输太累太辛苦,就塞给我五块钱,我高兴坏了。于是,约了两个同学,晚上去县西南方向的一个村庄看大戏,然而,装在短裤口袋的五块钱被人偷了,此事没敢告诉父母,自己伤心了好多天。
(三)
小时候淘气,八岁上小学,在县城西街小学。记得班主任叫高彩文,中等身材,长得清秀文雅,讲话轻言细语,很是亲切,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当时的班长是任胜利,他学习好,聪明、严肃、自律、课堂专注,作业很少有错题,团结同学,处处以身作则。老师不在时,同学们都乐意听他的,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同学荣益哲(小名屁娃)身体瘦弱,学习好,乐于帮助人。但在上体育课跑步比赛中,我俩一胖一瘦,我倒数第二,他准倒数第一。同学郑永智(小名球球)学习成绩一般,但心灵手巧,聪明过人。他熟悉多种乐器,特别是扬琴弹奏悦耳动听。在他的熏陶下,县城西关的姑父把他心爱的笛子和二胡送我练习了多年,后来,我还学会了吹口琴。同学刘美凤,物探队子女,穿衣整洁,漂亮清傲,学习好,善于帮助同学。我在班上不算学习好的,连加入红小兵、红卫兵都是班级最后一批。但语文成绩还行,常常能在语文课上举手分析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我长相胖嘟嘟的,老实巴交,在班上人缘好。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南征北战》,冬日,我常穿哥哥淘汰的黑色中长棉大衣,与电影里的张军长有几分相似,同学们总爱拿我取乐。由于我村有个五保户老爷爷,有阅历,记性好。我父亲是生产队长对他照顾有加,他便在农闲时常来我家,坐炕上讲故事,绘声绘色、情节跌宕起伏。我们八九个孩子,包括父亲干儿子家姐弟都爱听。我记性好,每听一段,能清晰记住全部,包括故事情节。现学现卖讲给同学们,非常吸引人。后来班里庆祝‘六一’出节目,大家推荐我上台讲故事。班长靳俊义(小名金生)曾在学校南侧的护城河边帮助我背诵素材,指导我讲故事时的几个动作,虽然僵硬,但很真诚认真。
我上小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受其影响,学校老师人文素质参差不齐,不少老师都是从村生产队临时调来代课的。我们有个班主任,没上过几天学,文化知识有限,上课不是教学生铁锨、镢头的使用要素,就是讲些农业基本常识。他上文化课不行,但背诵农村谚语、歇后语、讲战斗故事、策划节庆节目却有一套。如“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厕所的石头,又臭又硬”“丑人多作怪,黑馍多夹莱”等。至今都记忆犹新。这位班主任上课讲故事真是生动有趣,令人钦佩。记得有次他一进教室,手握粉笔,刷----刷----刷,《潘家峪大屠杀》赫然黑板,虽然字形略显别扭,但肢体语言很是潇洒。声调震撼:“今天不上正课,这堂课给同学们讲抗日战斗故事。”此言一出,同学们群情沸腾,兴奋之极。他绘声绘色,同学们端坐认真聆听,完全触入了故事情节中,同悲同喜,直到下课铃响了,大家仍意犹未尽。虽然未上正课,但同学们很认可,这是一堂生动的抗日爱国主义教育课。
班主任老师课本知识及文化内涵虽然欠佳,但在讲故事及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却走在前列,凡是重要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庆祝。有年十一,学校要求每班出节目参加汇演,班主任选定了《收租院》剧本,我们停课排练了多日,我和郑永智饰演狗腿子,刘美凤等同学饰演苦大仇深的老太太。在昏暗的灯光下,首先出场的是两个狗腿子,手握皮鞭直行舞台中央,然后分开站在左右。伴随着《不忘阶级苦》的凄惨歌曲,饰演老太太的刘美凤及饰演老爷爷的七八位男同学一一出场,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背着背篓、肩扛粮袋、手提鸡鸭,步履艰难地一晃一拐排队交租,狗腿子却在两侧狂妄地用皮鞭抽打着他们,不时恐吓:快走。为了逼真,加之心存私心,当时我对在舞台上饰演老太太的同学有意无意地轻轻抽了两鞭,现在想起是多么的狭隘和不妥。此剧真实反映了旧社会贫苦农民受压迫的凄惨生活。同学们表演活灵活现,获得了校领导肯定。
那个年代,是学校要求背诵“老三篇”的年代,并要求每个学生监督其家长及亲戚朋友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下课,我们班每三人一组走向街头、田间路口拦人背诵。我和靳俊义等三位同学站在“八云塔”西侧的土路上值勤,下工路过此处多数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几乎都能背诵几句,背诵不了的我们也放行。
(四)
小时候调皮捣蛋,与小伙伴们嬉戏打闹,常惹事生非。因此,时不时挨父母揍。有次逃课被告知家长,母亲很生气,举着笤帚在院中追着我打,几圈下来气喘吁吁追不着更生气了。于是坐在前屋门口的石墩上,与邻居梅姨扣婶子纳鞋底做针线活。我怕出门被母亲抓住挨揍,于是,就让同在院中玩耍的小伙伴民周,趁母亲低头纳鞋底时先冲出去。当民周飞跑到门口时,被母亲一把抓住,在民周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顿时他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哎哟……大妈,你掐错人了!”此刻我趁机冲出了门。唉,本来是我犯的错,却让小伙伴挨了惩罚。傍晚我不敢回家,在村里的麦秸垛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回家,母亲气消了一半,虽没挨打,却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逃学得到了母亲的教育与谅解,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父母恼羞成怒。关中秋季雨水多,每到雨天土路泥泞不堪。我家巷子门前土路是巷子东头人家的必行之道,行走的人多了,中间自然硬而好走,两边却是架子车轮压出的淤泥。巷东头有几位邻家大叔,看我胖乎乎的,憨傻可爱,爱逗我玩,经常会掐疼我的脸,我挺烦的。于是,便和几个小伙伴在泥泞路中间,挖了一个小坑,路中间泥水与坑平行,看不清有坑。姓唐的叔叔下工回家,途经此处时一只脚陷了进去,摔倒在泥里,狼狈不堪。我和小伙伴躲在一旁偷偷看着,笑出了声。母亲知道后,狠狠地用扫把揍了我一顿,惩罚我不让吃饭。
在人生中,每个人都会有段难以忘怀的童年。周至这座千年秦风古韵的小城,充满了我童年温暖而青涩的底色。我的童年是在贫穷、饥荒中度过的,虽然苦涩,但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文脉绵长。这里有质朴的乡土烟火、醇厚的家风民俗;有父辈忠厚勤勉、崇文尚德的品格;有情、有爱、有欢乐,虽苦而幸福。
感恩周至,感恩童年!
张印周,笔名:应舟,资深媒体人。籍贯:陕西周至,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