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堕落及小说家的耻辱

   ——一篇关于小说社会使命的严肃考察

                               李千树

       一、小说的原初使命：劝善与载道

       欲考察小说之堕落，必先明其本源。无论东西方，小说的诞生与初衷，除了为娱情悦性，就是为了劝善，为了载道。

       中国小说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两汉。汉代小说观念本是政治教化的产物，因被认为是六经之流裔而承载着修身理家、治理天下的载道功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考证宋之话本时，以精辟之论断言：“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这一判断，道尽了中国小说自萌芽以降的本质禀赋。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便日益受到重视；至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作家们更有意识地加强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普遍表现出鲜明的教化劝诫特征，劝惩教化是此时期作者主要的创作动机。冯梦龙编纂“三言”，名曰《喻世》《警世》《醒世》，其命名本身即昭示了小说的教化旨归。小说中大量充斥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积善逢善，积恶逢恶”——这并非什么文学上的幼稚，而是小说与生俱来的社会担当。

       西方小说同样如此。西方小说的发生轨迹是神话——史诗——传奇——小说。无论是古希腊史诗还是中世纪的民间说唱，其核心功能无不是道德教诲与价值传递。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兴起之时，菲尔丁等作家自觉担负起移风易俗、匡正时弊、劝善惩恶的社会责任。即便到了十九世纪，雨果的《悲惨世界》仍然处处可见作者不可抑制的道德评判——他像全知全能的上帝洞察人物的一切心理，很直接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才是美的、什么才是丑的。在小说的主线剧情以外，雨果不断地插入自己的大段议论，对历史、宗教和哲学进行思考。他“不惜逾越作为作者的权限”，无非是想借小说提醒读者引人向善。

       这不是什么杂质或杂音，更不是异类。这本就是小说的常态，是小说与生俱来的天然模样和本质禀赋。小说的人物与情节，不过是为作家说教而服务的论据与“证明材料”罢了。

       二、转折：从“人学”到“自我学”

       然而，不知自何时起，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十九世纪是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黄金时代，巴尔扎克笔下的暴发户、司汤达笔下的凤凰男、福楼拜笔下的心机姨、杰克·伦敦笔下的冒险家——作家们鲜活、敏锐、广博地表现着世俗人间。文学的聚焦区是“人学”，是对人的全面关注与深刻书写。然而，进入二十世纪，这种“人学”发生了严重分化和异化。

       一种路线，是“人学”变成了“人民学”——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成为忧国亲民的文学旗手。

       另一种路线，却是“人学”变成了“自我学”。在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和“无意识”等理论的引导下，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投入了非理性、反社会的“原子化”和“向内转”，在作品中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名言，则彻底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

       现代派小说的人物由于无法摆脱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其形象不再是社会生活中有个性的、生动的、具体的人，不再具备人的崇高地位和历史作用，变得不完整，变得畸形，变得荒诞。这一转变，被某些理论家美其名曰“现代主义的成熟”与“小说的进步”。然而，剥去这层光鲜的理论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小说从公共领域退入私人领地，从社会广场撤入个人密室。小说不再关心万民的疾苦与社会的善恶，转而沉迷于个人的内心独白、扭曲的心理展示、炫技式的语言游戏。福楼拜那著名的“作者隐退”原则，在《包法利夫人》中几乎没有作者的直接道德评判，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细节铺陈和精准的行为描写。福楼拜认为“一个小说家没有权利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这一主张被奉为现代派艺术的圭臬。然而，当小说家放弃了对善恶是非发言的权利，他放弃的何尝不是小说的天职和历史使命？

       三、堕落的诸般面相

       小说的堕落，表现为多种形态。

       其一，是纯粹的炫技。小说成了小说家们个人用来炫技、炫酷的工具。叙事技巧的花样翻新、语言实验的走火入魔、结构游戏的繁复缠绕——这些原本应当是表达思想与关怀的手段，却被颠倒为目的本身。小说沦为一种高级的文字谜语，只有少数所谓“精英”能够破解，而广大人民群众则被拒之门外。

       其二，是病态的心理展示。某些小说家热衷于展示自己扭曲的甚至是肮脏的思想和心理，以暴露隐私为能事，以病态为深刻，以反常为创新。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弥漫的孤绝、迷惘、冷漠、焦虑，并非什么深刻的人生洞见，而恰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封闭与自我放逐。

       其三，是对某些意识形态的迎合。有评论家指出，综观近二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多数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话题的纠缠，使得某些作家为了获奖而刻意选择某些题材、迎合某些立场。小说不再是独立的思想表达，而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和工具。

       其四，是彻底的“向内转”。二十世纪的小说从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作家们不再关注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与人间疾苦，而是沉溺于个人的内心迷惘与精神呓语。格非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兼济天下、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而是一个个边缘人，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这些知识分子“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或“多余的人”。这何尝不是小说家们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

       四、自绝于人民：边缘化的必然结局

       上述转变的后果是什么？是小说和小说家们愈来愈远离人民群众，愈来愈失去人民群众的喜爱，甚至被人民所厌恶和唾弃。

       某些小说家或许会辩解说，这是“曲高和寡”，是人民群众欣赏水平不够，是“阳春白雪”不遇“下里巴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民群众不喜欢当下的小说，并非因为他们水平低，而是因为小说早已抛弃了他们。当小说不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再反映社会的真实、不再承担教化的使命，人民群众凭什么要对它抱有热情？

       鲁迅先生曾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小说如果只关心“香汗”而鄙弃“臭汗”，只迷恋精英的孤独而漠视大众的苦难，它又如何能不被边缘化？

       小说家们仿佛站在云端里，如同神仙般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貌似多么高大上，其实不过是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大众、脱离社会，自娱自乐，自高自大。他们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将自己套进套子里而不觉；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人，躲进山洞中而自娱自乐；就像竹林七贤，躲进竹林，放纵自己，也自我放逐了自我。他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社会实践，也便被自我边缘化。这并非什么文学的“进步”与“成熟”，而正是小说式微和衰落的表征。

       五、小结：回归之路

       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一切现代小说，也并非要回到简单说教的旧模式。小说作为艺术，当然需要有形式的探索与美学的追求。但是，形式的探索不能以放弃社会责任为代价，美学的追求不能以逃避现实关怀为前提。

       真正伟大的小说，从来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艺术与思想的统一、个人表达与社会关怀的统一。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鲁迅的《呐喊》，哪一部不是艺术上的杰作？哪一部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哪一部不是对善恶是非的鲜明态度？它们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们既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又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责任。

       小说和小说家们，是时候从自我封闭的套子里走出来了，是时候从自娱自乐的桃花源中走出来了，是时候从自我放逐的竹林中走出来了。回归大地，回归人民，回归社会，回归小说的初心与天职——劝善与载道。唯有如此，小说才能重获生机，小说家才能重获尊严并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否则，小说的堕落还将继续，小说家的耻辱还将延续。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2026年8月21日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