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平台推出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张攀峰原创《台上是古今 台下聚人心——故乡禅定七月初十“齐客会”散记》散文，以飨读者。在编辑该文时，作者写故乡禅定的“齐客会”，从七月初十这个日子起笔，从戏台底下的馋嘴孩童写到写对联的中年，写赤峪河改道，写故乡禅定的来处，也写父亲四十多年前的小说《过会》。这些事散散地铺开，却都落在同一个根上——人聚齐了，心才安。最动人的，是作者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学里的故乡和乡亲们过着的故乡，终究是两回事。真正的好散文，不是把旧日子描得好看，而是写出日子本身的样子——有聚有散，有新有旧，台上唱着别人的离合，台下过着自己的日子，都搅在一处。总之，这篇散文写得平实，不煽情、懂克制；不拔高，有温情，作者将“齐客会”说给读者听!

台上演古今  台下聚人心

——故乡禅定七月初十“齐客会”散记

◎潘  枫

一

每年农历七月初十，是故乡禅定雷打不动的日子，叫“齐客会”、“庄罢会”，或是“忙罢会”——忙过了，闲下了，该聚了。

这是农耕岁月里长出来的记忆，也是农耕时候攒下来、传下来的规矩——农历七月，地里的麦子入了仓，秋苗也扎稳了根，庄稼人不会绕弯子，日子要实打实地过，亲戚也要实打实地见，从过会的名字里便透着实诚。

说到底也是农人的素朴生活哲学：亲戚们一年到头各忙各的，逢了这过会日子，便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聚齐所有亲戚，问问你家今年打了多少麦，看看他家的秋庄稼长势可旺。若是不来，只怕逢集逛会时，对面碰上，也认不得是一家子的亲戚。

这份聚，起初是关乎庄稼的，是日子与日子的对望，后来，便成了关乎人心的念想。

小时候戏台搭在村中间空地上。过会前两日，大人们便忙开了，厚木板铺就，黄帆布罩顶，高高踞着，像一句即将说出口的响亮话，俯视着底下空落落的场院。那会儿，我们孩子最爱的，是钻到台板底下去。从木板缝里能瞥见一角天空，是那种被框住了的、瓦蓝的天。悬空的木板底下，藏着一种即将被锣鼓填满的期待，那滋味，竟比台上真正演起戏来，还要叫人心里痒丝丝的。

如今戏台挪到了村广场，从初八晚唱到十一，三天四晚的秦腔，一直是禅定村过会的“标配”。七年前，也就是2019年，村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村里古会撰几副对联。我应下了，夜里却翻来覆去地想。古会是年年过的，戏也是年年唱的，台上演的，依旧是那些才子佳人、忠臣良将的故事；可台下坐着的，却早已是一茬又一茬的人了。

于是，我想起小时候趴在戏台边，只看得懂红脸是忠，白脸是奸，却怎么也看不懂戏文里的离合悲欢。那时候，最让我们这些孩子惦记的，其实不是戏。从启会到正会那几日，戏台下最闹腾的，是吃食摊。攥着大人给的毛票，我们汗津津地钻进人缝里，炸油糕的锅咕嘟着金黄，捞出来在铁丝架子上沥油，那外皮脆得能听见声响。用“刮刮”刮出的红凉粉，雪白瓷碗里浇上醋和油辣子、拌上黄豆芽，勾得人走不动道。卖面皮的妇人将白瓷碗排成一溜，辣子油红得透亮，醋香能勾出半条巷子的馋虫。

有时挤在人群里仰头看戏，武生翻跟头时，孩子们的叫好声比锣鼓还响。但我最盼的，却是“白眼窝”出场。那丑角眼睛周围抹一圈白，嘴角画得歪斜，一登台，台下的笑便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念白故意拖着腔，动作夸张得恰到好处，偶尔冲台下挤挤眼，仿佛跟我们这些孩子共享着某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便也跟着更卖力地拍手。那种快乐是纯粹的，像戏台边老槐树上筛下的阳光，碎碎的、暖暖的，落在每个人的肩头，不分彼此。

周围的村子都来了人，车铃声此起彼伏，大姑娘小媳妇穿着压箱底的花衣裳，老汉们蹲在墙根树下抽着旱烟。戏台上的秦腔还没吼起来，底下的吃食便是开场的锣鼓，热腾腾的，先把人的心暖透了。

二

我忽然明白，那戏文里唱的，不过是千百年来人间的同一个念想——聚散离合。台上演着别人的聚散，台下过着自己的离合，戏台把这两样东西叠在一处，咿咿呀呀地唱了千年，竟也没唱完。

随着对儿时过会的再回忆，自己对创作舞台两侧对联慢慢有了思路。

想起了小时候，听大人说，渭河以北的地方过会是一天“两开箱”，白天和晚上。故乡禅定却是一天“三开箱”，禅定人偏要多出一场，好像是故意要让日子过得比别人厚实些。十点锣鼓一响，四出折子戏便轮番登台，忠臣良将，才子佳人，演的是古今家国事、人间儿女情。

四个折子戏要唱到下午一点。台底下，我见过这样的场景：台上的薛平贵正唱得慷慨，台下的姑婆却拽着儿子的袖子，低声催他先把走亲戚的“礼当”给舅家送去。送完了，回来站定，眯着眼继续看她的《五典坡》。戏里是忠君爱国的大天地，戏外是柴米油盐的小日子。两种念想在同一片尘土上搅在一起，谁也不碍着谁。

午饭时分戏台上下便热闹了——台上锣鼓正“厮杀”着，须生一声高腔拔到顶处；台下卖甑糕的、卖凉皮的吆喝声又压在唱腔上；此刻，村里各家各户便扯着嗓子招呼亲戚：“回来吃饭——”一声高过一声，声音混绞在一处，分不清哪是戏里的词，哪是戏外的话。其他邻村看戏的人听了皱眉，说这哪是看戏，分明是集市。

可禅定人觉着，戏就该这么看——像一锅稠粥，什么声音都有，什么味道都全，什么都在里头煮着，煮出浑厚的滋味。如今，看来这些声音搅在一起，成了禅定村过会独有的调子。

晚上那场本戏散得晚。幕布一落，人们拿着自己的板凳慢悠悠往家走。好多邻村人临走时还在感叹：“到底是禅定，一年一年，戏从没断过。”

瞬间，我写那副对联时，起笔就有了“劲演古今事”，便想起这茬：戏里戏外，忠孝两全，戏台上说的是戏里忠孝节义，也有台上人那股子不惜力的劲头。于是，就有了——

舞台两侧上联“舞台小天地锣鼓铿锵劲演古今事”。下联对“禅定大剧场秦声悦耳独享天下乐”。

下联我写“独享天下乐”，不是自夸，是实情。这独享，是别的村子想享也享不来的——别处不是没有戏，但别处的戏是请来的，锣鼓一歇，剧团就走了。只有故乡禅定，戏就长在村里，锣鼓响完了，人还在村里，在地里干农活。

那“独享”，不是独占了什么好处——是独独守住了这份绵长——禅定剧团。

禅定剧团像母亲纳鞋底，一针下去，线要慢慢拽出来，再一针，再拽，慢得让人心安。

三

故乡禅定有自己的剧团，年年自己搭台，自己唱，场场都满，唱的人尽心，听的人领情，唱完散场，各回各家，心里头都揣着一句词儿，够品到明年。

我小时候听这些事，只当是故事——禅定剧团是老根子了，一九五一年，由村中张珍、武尚连几个人起的头，为凑戏装，村里人跑去楼观台种树，挣了钱置办家当。最难的时候，几个老人把蟒袍、官衣、髯口、朝靴，一件件裹进油布，塞进在老人预备好的棺材里，上面再铺一层旧棉絮，平日里空着，倒成了最安全的所在，等到风声过去，打开棺材盖，行头完好，连压出的褶子都没有，就这样躲过了那十年。

这些人忙时是庄稼人，一启会锄头一撂，便成了戏台上的君臣将相。演了九十多出，《赵氏孤儿》《五典坡》，也演《白毛女》。他们去户县演，原说两天，硬让观众留了八天。

那时候故乡禅定只是三百户的村子，五百多人在剧团里待过。村里男女老少，谁都能哼两句。你走在巷子里，听见墙头有人唱“耳听得樵楼上起了更点”，声音细细的、嫩嫩的，一瞧是个扎羊角辫的邻家小妹。

剧团里的人，种田是把式，上台是角儿。我见过张忠义老人，按辈分，我叫爷。他是编剧，也是导演，编导过《奇袭奶头山》，最拿手的是帽翅功。那帽翅在他头上，能左边颤右边不颤，右边颤左边纹丝不动，还能单摇双晃，能随心所欲。村里人都说，看他摇帽翅，比看戏还有意思。张西凤跟着广播学戏，学成了“周至的苏蕊娥”，后来进了铜川剧团。张智斌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后成为陕西师大音乐教授。

人走了，村里也不拦，反倒觉得光彩。因为年年有新苗子冒出来，后头有人。

写戏台两侧这一副时，我想的是那方寸之地，确实装得下天地。锣鼓一响，古今事都涌上来，秦腔一吼，人心就跟着走远了。可我知道，看戏的人乐在戏里，真正的乐，却是散戏后三三两两往家走时，讨论今晚的戏唱得如何，明日还来不来，那才是天底下最朴素的快乐。

禅定是村名，老家没有戏楼，每年过会戏台是临时搭的，钢架撑起。大剧场是心里想的，可真正的大剧场，是这满巷子的人，这满耳朵的乡音。

自古留下不成文的规矩，禅定村家家户户在七月初九下午去祖先坟茔送纸钱，要“请先人”，邀请回家一起过会、看戏。一个“请”字，比“祭”要轻，也比“拜”要亲。自己的先人在另一端看我们，我们在院子里忙活，先贤们用青石砌的赤峪河堤岸生了厚厚一层苔，水声却是多年前的那个声调，不急不缓的，像老者哄孙入睡时哼的歌谣。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请先人回来，不是为了念叨过去的苦，是要让他们瞧瞧，这个家，添人了。日子还在往下走，这是一种默然的交代，像对地里的庄稼说，你看，都长起来了。

这种仪式里承载着传统，也是淳朴的民风，这里有一种沉甸甸的静——活着的人把日子过结实了，请那些沉默地劳作过、把汗水渗进泥土、让后代能站在这里的人。

这叫相月——《尔雅》上说的，七月属金，金凝而为相。草木的果实垂下来，凉意凝在草尖上，万物都收了张扬，只剩些静默的轮廓。人和收成，便在这份微凉里头，默默地交汇，各归各的仓。

我想，故乡禅定全村人“请先人”是对各自家族血缘记忆的唤醒与确认。

此刻，我又写了“庆古会弘扬传统文化不忘相月盛事，贺今世承继淳朴民风铭记禅定先贤。”

这一副是写给全村人的。   

四

铭记禅定先贤——是世世代代禅定人，留在人生长河里的血脉。此刻，我想到了老一辈人常说的赤峪河改道。

赤峪河改道那年，我还未出生。须臾间，我想到了一个词叫“温故而知新”。温故的人指着赤峪河说故事，知新的人却在石缝里摸到前几天的雨——原来传承就是这条河，先改道，再润泽。  

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断流，只有水认出了另一条水。赤峪河从秦岭赤峪沟出来，一路向北，过核桃湾，经头道桥，冲出山谷便是郑家滩，再经野鸡岭，过集贤镇新寨村，从严家堡村西边那片洼地走。周家沟是河床冲击形成的，水便顺着沟一路流向东北，到了东禅定村东边。下游地势高，水又折回西北，漫过庄稼地，年年如此。解放后，五十年代河道改了。新赤峪河是人工挖的，笔直一条，直接从集贤镇新寨村引下来，不再绕着村子东边走，直接从禅定村西边汇进黑河去。  

我当年做了一些田野调查，遍访村中老人:西禅定村有城墙，夯土的，墙上长了酸枣树，俗称“西堡”——村大人多；东禅定村没有城墙。俗称“东堡”——村小人少。原先两个村，各过各的日子。

我在村里走，遇见的人还习惯说“我们西堡”、“你们东堡”。前些年才合到一块，名字还叫禅定村。村支书说，地盘大了，人心还得慢慢拢。

顺着这个思路，我便写下了第三副对联：“昔日赤峪河改道潺潺清水依旧归大海，今朝禅定村合并猎猎雄风再呈誉四方。”  

“归大海”三个字落笔时，我想着赤峪河的河水汇进黑河，黑河进渭河，渭河进黄河，黄河终究归海，这也像是村里人各自的路，终究是要汇在一处的。出门打工的，嫁到外县的，考上大学留在城里的，还有守着老屋种地的，各有各的去处，但逢年过节过会一年年往回走，也是合。合到一处，才算完整。

在创作对联时，我又看见了那个趴在戏台边的自己，手心汗津津地攥着毛票，在炸油糕的香气里仰着头，等着“白眼窝”给他一个只有孩子才懂的眼神。

我写的是故乡禅定的旧时光景，知道了村子赤峪河改道的来历。

有了写对联的缘由，我便去了解禅定过古会的一些“前世”。

我在内心追问，禅定村的根到底扎在哪里？是户口簿上那几个字，还是除夕祭祖的祖先堂？后来翻《西安通览》，才知道元天历三年（1330年）有山西逃荒的难民，先住在这仰天池边的禅定寺，守着三清殿的香火。后又读到“禅定里已是大村，清初为县十大铺驿之一”，雍正年间碑记作“禅定铺”。那些文字躺在纸上，冷冰冰的，可我知道，每个字底下都藏着无数个七月十一，村里人“寻根问祖”的日子。

又看到，周至县城有名的“火神庙”矗立着一通碑石，上边刻着全县四十铺的名，就有“禅定铺”。在周至地面上，“禅定铺”也曾是一个显赫的所在。如今念起来，倒像隔着赤峪河岸听人说话，影影绰绰的。碑是冷的，那点余温，全留在名字里了。

七百年光阴，每年七月十一，村里人总要踩着一道陡坡上山，去老寺旧址站一站。说不上是祭拜还是探望，仿佛不这样走一遭，山上是祖、山下是孙之间那条脐带就断了——那是村里的集体记忆，活在每一次呼吸里。

据村中老一辈人讲，古会叫“齐客会”。关中道上，麦子进了仓，玉米也蹿了老高，人心里才踏实下来。过会，不为别的，家家户户请客，老规矩雷打不动，出门在外的，能回的都回；嫁出去的闺女要回来，这天还要带着女婿孩子回来；远处的亲戚也要来。我琢磨着，这“齐客会”“齐”字用得好，有齐全，齐整、齐人、齐心，齐唰唰，人齐了，心也就齐了的意思。

沾着水汽的炊烟还没散净，碗碟的碰撞声就从老家禅定各家灶台里传出来。那声音细细碎碎的，像谁在耐心地拣拾着什么。院子里饭桌早支开了，桌腿挨着地面，发出闷闷的一声响。天刚亮，就有脚步声从巷子口那边响过来，一声跟着一声的。

中午照例是要吃臊子面的。大铁锅里滚着汤，豆腐、木耳、黄花菜、肉丁在里面翻腾，撒一把韭菜，香味飘出院子，和邻居家的混在一起，各有各得香。孩子们端着碗在巷子里跑来跑去，碗里的面常常洒出来一些，也没人真的在意。大人们坐在树荫下，说着这一年的收成，说着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说着在外面的日子好不好过。有些话去年说过，前年也说过，可还是说。

农耕时代留下的东西，说到底就是这点念想：一年到头，总得有个由头让大家聚在一起，认认亲，叙叙旧，看看戏，把日子过出点声响来。

我在想：我们过的不是会，其实是这一年里，唯一一个让所有人都想着要回来的由头。其实细想，人要的不是那顿饭，要的是那个“齐”字。齐了，心就安了。

乡愁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就是这些碎片：秦腔吼了千百年还是那个调，古会的日子一天没变过，还有每年这一天，人从各处回来，坐在一处，说说话——让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根扎在什么地方。

五

说到过会，我便想起了父亲当年，也就是1983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过会》，发表在周至县文化馆主办的《二曲文艺》第2期上，写的就是这个日子。

重读《过会》，是在一个阳光温润的下午，也像老家禅定秋天午后摊在场院里的半簸箕玉米，干爽而安静。我便找来有些泛黄、字是铅印的杂志，现在只剩下一种旧物特有的、干燥而温驯的气息。

从目录里看到“过会”列2题。

从我记事起，父亲是那伏案半生的新闻人，退休后，父亲才转向故事和纪实，感觉到终于从新闻“前线”退到叙事“后方”，换一种方式与“虚构与纪实”周旋。

我写过许多书评画评，却从未替父亲落过一个字。如今想来，这是某种亲人间的心照不宣：越近的，越难下笔。

父亲写下这篇——短篇小说《过会》时，正是“伤痕文学”退潮、改革文学兴起之时。重读旧文，最为动容处，是亲情在贫瘠土壤里艰难存活的样子。它受过伤，蒙过尘，却终究未被扼杀，而是在共同承受苦难又共同迎来希望中，获得了某种静水深流的力量。

那么《过会》究竟算不算伤痕文学？从题材看，它当然承载着时代之痛；但从气韵看，它更接近一篇深情的田野观察——以热闹写悲伤，热闹是集体的，而伤痛是家庭的；以团圆写裂痕，节日是全村的，而歉疚是私密的。

我个人认为，父亲这篇《过会》最动人的地方，是把个人创伤放在全村集体欢庆里写。满村人巴不得看大戏，“我”却站在槐树下失神。秦腔锣鼓越响，“我”心里的棉花越堵。这种复调不是技巧，而是“伤痕文学”的年代记忆：全村与个人、丰收与匮乏、欢笑与泪水在同一时间并存，谁也不覆盖谁。

这种热闹里的孤寒，恰是伤痕文学最本分的写法：不写宏大控诉，只写一个人被节日的伦理分量压得靠住树干。

我感到父亲《过会》动人的笔触，是妹妹出走后的细节。哥哥追上去，看见妹妹“就和当年母亲去世时的情形一模一样”——伤痕文学惯于书写宏大苦难，用现在流行话说，我们不要消费苦难。那时的父亲却把笔触对准个体悲伤的代际遗传：失去母亲的创痛，在缺粮的岁月里被重新激活，变成了妹妹再次被命运抛弃的孤绝。贫穷让人无法体面地悲伤，芳芳连哭都不敢哭得太大声，因为哭声需要粮食来养活。

通过阅读，感觉到父亲的创作轨迹是在温厚的前提下，没有让故事停在绝望处。当妹妹骑着自行车、抱着孩子重新出现在村口，当那件粉红色的确良布衫、那叠硬铮铮的人民币一一呈现，小说悄然完成了从“伤痕”到“解冻”的叙事转轨。

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一百四十八斤皮棉，不仅是粮食数字的跃升，更是尊严的回归。淑英抱起孩子的瞬间，时间被温柔缝合了。

这出《过会》大戏，真正唱的不是台上的秦腔，而是台下亲情的和解。父亲以平实到近乎平淡的笔法，让个体命运的起伏归于一场过会的喧闹，那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中国式情感，被他准确地留在了机械的招呼、本能地扶住车把之间。

伤痕文学需要的不仅是愤怒，更是这样的记忆：它记得伤有多深，也知道愈合有多难。

当妹妹说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全家笑着去看戏，我们终于明白，那“五年来压在心上的一块巨石”落地，不仅是某个家庭的幸事，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历史的伤口，终究要在寻常日子里慢慢结痂。秦腔锣鼓还在响，但这一次，它不再催人泪下，而是召唤团圆。

年轻时，我曾翻看过父亲这篇小说，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但随着岁月的沉淀、自己的阅历，现在人到中年，作为儿子的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小说叙事放在“过会”的背景下。过会是乡村社会一年一度的仪式，是亲情重新确认的时刻，是离散者回家的理由。妹妹选择在过会这天回来，不只是为了看戏，更是为了在一个公开的、庆典式的场合里，把五年的隔阂当着全村人的面轻轻抹去。

小说《过会》结尾超出了伤痕文学惯常的泪痕。父亲没有让仇恨发酵，也没有让和解变成生硬的政策汇报。他让“过会”重新成为一场仪式：戏台上的秦腔，是苦难的余音；台下的喧闹，是日子重新开张的声音。人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原谅；只有重新像人一样走亲戚，过去那把无形的刀才能慢慢变成一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无法回到那个年代，但能体会父亲当年创作《过会》时的缘起，恰好站在两道潮水之间：一道是伤痕，一道是改革。他把伤痕写进一粥一饭，又把出路写在庄稼丰收里。今天重读，我仍觉得这篇小说在叙事有真情感，在情感处理上有分寸，没有停留在“哭诉”和“控诉”的层面，而是写出了“伤痕”如何被“愈合”——没有把农村苦难浪漫化，也没有把政策转变简单化，让土地重新长出了粮食，让勤劳过上好日子，人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厚道，让妹妹有底气推着自行车回来，让嫂子有勇气当众认错。

父亲的短篇小说《过会》像一帧定格的底片，把一代人的辛酸、愧疚、和解，都洗印出来了。

这是我重读父亲短篇小说《过会》的真实感受。

父亲下笔克制，《过会》的语言是紧贴着土地的。没有多余的形容词，所有情感都藏在动作和物象中：母亲在水库工地上“硬撑着站在冷水入骨的排水渠底”，妹妹临别时“大滴大滴的泪水洒在了我的手背上”，嫂子最后“一下子扑到妹妹胸前，呜呜地哭开了”。这种叙述的俭省，反而让情感获得了更结实的质地。

父亲的语言是素朴的。父亲写贫穷，“囤底朝天，米净面干”，八个字，写尽一个家庭的绝境；写妹妹哭，“眼泪跟断了线的雨水一样”，不新，却准确；后来说“咱两家从此一刀两断”，听来决绝，其实是替哥哥嫂子减负，这种牺牲里有一种残酷的懂事；写小宝宝，“睫毛忽闪忽闪的”，让五年的断裂忽然接上，写和解，写得克制到只让妹妹用一句“咱们谁也别怪”来结束五年的隔阂。

这句话是小说的文眼。宽恕不是谁原谅谁，而是把苦难从个体身上卸下来，还给时代。这种“不溢出”的写法，比任何声嘶力竭都更接近那个年代真实的情感逻辑——最重的伤往往发生在亲人之间，因为贫困总是先吞噬最亲密的关系。  

这篇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没有将任何一方塑造为恶人。嫂子的“薄情”不过是饥饿催生的本能，妹妹的“志气”是被逼出来的尊严防御，这不是在丰年里忘了伤疤，而是在伤痕处重新学会“过会”，重新学会做亲人。

这也是乡土中国特有的宽恕方式：人和人要重新过下去，就不能把账记在彼此头上。和解需要物质基础，但物质之上，还要有这句“不怪你”。这是一种民间哲学，素朴，却比许多控诉更深刻。

六

行文至此，我想我究竟在写什么呢？

在写儿时过会的心境、还是写戏里戏外的人间烟火；

或者写的是赤峪河改道、禅定村古会和故乡禅定村来历的“前世今生”；

又或者写的是父亲对故乡的情愫——用四十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过会》，为亲情留声，为时代留痕……

我一直在冷静思考，这写的是不是现在真实的故乡？或者说，是不是依旧在禅定村生活的邻里乡党，认可的故乡；又或者说，只有离开故乡的人才能看到的故乡？

那些还在村里的人，他们依旧按自己的活法过着各自的日子。我想，他们首先要的是手里有钱花，其次是无病无灾，随后是风调雨顺和家里的和和睦睦，而不是我文学里的故乡。

有次回老家，碰见从地里回来的邻居伯，他蹲下抽烟，烟圈在暮色里淡下去。我说，伯，你觉不觉得咱村跟从前不一样了？他眯眼看远处，说，是不一样了？房子都新了，都成三间两层了，村里的路都是水泥路，但现在村子人少了，地还在。他说完，弓身进屋，电视里放着新闻，声音开得很大。

其实他说的对。乡土社会的变化就是这样——房子新了但地基还在，年轻人去城里打工，为孩子上学买房，可户口本上名字还在，老年人守着那几亩地。

在我看来，文学若是只写炊烟和麦浪，就显得轻了。该写的是邻居伯那半句话里“现在村子人少了，地还在”的东西，是他在抽烟时，眼睛望向的空处。

潘枫，本名张攀峰，现为陕西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兼任陕西秦乐团编剧兼文案总监、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系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第四期全国戏剧导演研修班学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在全国主流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小小说、散文、歌词、诗歌、楹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800篇（首），获奖多次。曾担任0702工程纪念馆核心创意兼总撰稿、陕西音画颂歌《孝行三秦・感动中华》总编剧兼执行总导演。

歌曲代表作有《家风》《天下》《乡恋》《重任》《绽放》《方向》《旗帜》《冷暖在心》《邻里乡亲》《星韵之歌》《爱的歌谣》《剑扫长空》《孝行天下》《光荣与梦想》《醉了一个秋》《守护大秦岭》《美丽的沙沙河》《东街小学校歌》《城东社区之歌》《父母恩情比天大》《孝敬老人代代传》等50首，其中有3首歌曲收录沙莎《孝行天下》MV专辑，1首歌曲收录巨敏《周山至水》音乐MV专辑，有6首歌曲入选全国KTV歌库，原创歌曲《守护大秦岭》曾被《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刊播。曾以“策划创意总监兼总撰稿”身份介入策划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宣传片多达百余部；以“总导演兼创意总监、总撰稿”身份执导的各类晚会、诗会、颁奖典礼多达百余场；以“独立策展人兼即兴书画学术主持”活动多达百余场。曾应邀为百余位书画家撰写百余篇书画评论，创作《天下》《黑河颂》《猕境·周至》《月下问道》《白居易·仙游寺》等多部舞剧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