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能动性方向”的主观性缺陷，决定了它与目标 “自有性方向”无法完全重合的必然。而作为“实践性努力”的主要内容，具体方案的执行和实施，则是检验、修正“能动性方向”、发现和逼近“自有性方向”的唯一途径。正确的方向是在不断努力的行动、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纠偏和修正而形成的。没有持续的努力（实践＋认识＋反思），就不可能获得足够信息来识别和修正“能动性方向”，更遑论触及“自有性方向”。 在充许“能动性方向”出现偏差，并肯定其存在偏差的前提下，修正“方向”比制定“方向”难得多。具体表现为：

   一、制定“能动性方向”，是战略性问题，是由人对自身的认识、对环境的了解等知识、视野来决定的。具备一定知识和视野的人，制定出一般水平的方案和“能动性方向”并非难事。

   二、受信息不全、经验不多、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人们在实施方案之前，往往不敢迈出第一步，造成“有想法，无行动”的尴尬局面。在对前途和结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知识和魄力，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三、对于有价值的重要目标，其实现的过程，往往是在失败中不断发现错误、汲取教训、反复纠偏的过程。由于失败的重复，人们要在身心受到反复摧残的同时形成信念、培育意志是十分艰难的。

   此外，认知失调与沉没成本、路径依赖与锁定反应、信息模糊与不确定性也是“修正‘方向’比制定‘方向’难”的重要原因：人们倾向于维护原有决策（能动性方向），否定负面反馈，因承认方向错误意味着自我否定和前期投入时间、资源、声誉的损失；一旦投入努力形成特定路径，转向新方向切换的物质、组织、心理成本极高；失败后，区分是“方向根本错误”还是“执行偏差或环境偶然因素”往往非常困难，增加修正的决策难度。

   在对“能动性方向”的修正过程中，“认知性努力”会根据事物发展在每个节点的结果与预设目标的比较，作出“缓调”或“急调”的决策。当某个节点的结果与预定目标的偏着过大时，就必须对现有路径作出重大调整，使其与“自有性方向”相贴近，形成“转折”。

   能动性“转折”是事物发展边程中重大纠偏的轨迹，其前提是对目标价值的坚信、对“自有性方向”的理解、对现实错误的确认，其表现形式为对新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行动、坚持。在上述案例中，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大挫折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现行军事路线、战略决策和战术方案均出现严重错误，及时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和军事路线，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这一转折，是对“方向”能动纠偏的典型事例。

    “努力”对“方向”作用的权重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动态变化的。通常来说，在初始探索阶段，方向试错成本高，努力聚焦于寻找方向，即“认知性努力”；而在方向明确后的中后期实施阶段，努力聚焦于高效执行和扩大战果。实例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和军事路线，并通过“四渡赤火”等一系列战役、完成“长征”，验证自己的军事路线正确后，便将全党力量集中于高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军事实践，通过“实践性努力”不断扩大战果，取得最后的胜利。（连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