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海边日记》之二
7月29日，晴
晨起，继续阅读《米德尔马契》。
饭后，陪老师散步，他谈起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那时，老师是柳州铁路局局长，任前线铁路军事运输领导小组组长。他说，当年越南当局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在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反华、排华行动，不断挑起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侵犯中国领土，枪击中国边民，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到1978年12月底，共有20余万华侨被驱逐出境，越方制造的边境流血事件上升至1108起。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方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最后，越方发展到谈判不成，劝告不听的地步，迫不得已，中国政府不得不用一种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和越南当局对话，那就是自卫还击。
广西属于对越还击战的东部战场，是我军著名战将指挥的。前线总指挥设在南宁的一个地下室里，自卫还击战之前，将军来到柳州铁路局，看望铁路职工，边和职工握手，边说：“打仗了！打仗了！”尔后，喊摄影记者：“来，给我与铁路职工照个相。”老师说，我派乘公务车，送将军至凭祥边境视察。
老师说，对越自卫还击战，铁道兵参加的是铁道兵二师。因为铁道兵参加，所以铁道兵副司令员刘居英来到前线。刘居英是我的领导，1946年，在哈尔滨我入人民铁路时，他是哈尔滨铁路局第一任局长，我见过他。没想到30多年后，我和老局长竟重逢于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我用公务车将老局长送至凭祥，因为战事紧张，未能请老局长吃饭，对此我一直感到愧疚。
战斗打响之后，我的指挥所设在凭祥铁路公寓内，常到车站指挥军事运输。向前线补充兵员时，战士从火车下来，指挥员不是点名，而是点数字，或20人或30人，人数够了，拉起就走，没有婆婆妈妈。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战事的紧张与迫切。一次，我在车站，发现一个医院到了，他们埋怨车站简陋，装卸磨蹭，耽误其他军列到发。我严肃地说：“不抓紧卸车，我把你甩到其他车站去！”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有人对他说，是前线铁路军事运输领导小组组长。那位领导没再说话，指挥医护人员立即卸车。我看他们人手不够，便叫铁路职工上去帮忙。
还击战期间，白天忙，夜间忙，很少有休息的时候，疲惫得很。有时抽一点空闲睡一会，刚睡着，一声炮响便震醒了，一合眼，又睡着了。大炮声似乎是催眠曲，并不影响睡觉。
柳州铁路局的军事运输，受到东线指挥部及铁道部与全国总工会的表扬。战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秘书长李颉伯到柳州铁路局，对支前的铁路职工表示慰问。李颉伯上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建国后任铁路总工会主席，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长期执掌全国总工会，致力于新中国工会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李颉伯到柳州后，老师陪他去凭祥祭奠牺牲的烈士。距墓地很远，李颉伯让车停下来，他下车缓缓走向墓地，向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的将士三鞠躬。老师说，从这一点，便可见李老对烈士的敬佩与尊重。
散完步，上海铁路局原书记、局长刘涟清及夫人，与钱疗张鑫等人来看老师，我陪刘局在客厅聊天。我与刘局是老乡，他家在界首，我家在利县，县挨县。我们相识多年，且一度时间，他还在部工管中心任副主任，与我同一个单位，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中午同桌进餐，我与刘局相挨，他说他母亲活到111岁，令一桌人大吃一惊，于是，众人道贺、祝福。111岁，这是罕见的长寿老人啊！怎能不令人欣佩。刘局说，母亲的长寿奇迹，在安徽省已进入前十。当老人107岁那年，有人祝福她长寿百岁，老人笑曰：“我早过百岁了，107岁啦。”刘局说：“百岁以后，老人依然自食其力。晚辈要照顾她，她说：“现在你们照顾我，到我老的时候怎么办？”从老人的话语中，她感到百岁才是她壮年之时，才是她的青春之际。
我与涟清虽是老乡、老朋友，过去只知道他是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7月28日，他在山海关写了一首七律登山海关城楼，乃是一首绝妙的古体诗，现抄录如下：
胸怀有感独登楼，
渤海燕山放眼收。
万里长垣屏朔漠，
千年铁骑扰幽州。
由来殉布酬家国，
不齿献关封列候。
盛世鉴观前代事，
青岑绕水总东流。
7月30日，晴
在室内读书，刘主任打电话让我下去陪老师散步。老师说，你忙你的，不必陪我散步。我说，这也是休息啊。
我问他与一位老部长的关系，是何时认识的？他说，是1975年。1975年初，上面派他来铁道部。那时铁路乱得一塌糊涂，火车想跑就跑，想停就停，根本就没有个正点。中央要他整顿这混乱的秩序。老部长的名字有特点，本身就是一个火车头！就是一条远征的大路！你想，铁路到他手里，焉有不恢复正常秩序的道理。他先抓徐州分局，因为徐州在京沪线上，徐州不通，京沪不通。京沪不通，会影响北京与上海的交通。
我说，我家距徐州二百多里，附近有个东城集车站，公社组织人到车站维护秩序，我也常去，听车站职工讲徐州铁路分局搞整顿的事。铁路上有个造反派，就是老部长下令把他抓了起来。
老师说，徐州的问题解决后，老部长便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郑州铁路局有一个造反派头头，不仅是路局革委会领导，还是河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小平的支持下，老部长也把他拿下了。没多久，老部长去了柳州。别看柳州铁路局是个边缘局，全局也有七万多人呢。那10年闹的很凶，问题成堆，是铁路的重灾区。我从党办、行办主任，刚提到路局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部长去了，我到柳州车站接他。
我问，这是与他第一次见面吗？老师说，是。我问，与他单独谈话没有？老师说，没有。那时，我43岁，在局领导中是最年轻的，班子里有老红军，大部分是老八路。两位正职领导跟老部长接触多一些，开会也都是正职汇报。
第二次与老部长接触是1986年。上世纪80年代铁路会战有个口号，叫：“北战大秦，南攻衡广，中取华东。”开始并不是中取华东，而是“突破徐州”。徐州是京沪与陇海铁路的卡脖子地段，用铁路行话说，是限制口，是瓶颈。这个决策出台时，我是上海局局长。我看了文件后，感觉这样不行。徐州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限制口，大批客流、货物南下，上海局受不了。上海局铁路少，运量大，嘴巴张开了，肠胃消化不了怎么能行。我主持召开上海局领导会议，用数据、事实说话，提出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即：“中取华东”方案。报给铁道部，铁道部认为有道理，便在山海关开论证会。我派几位谈判高手，参加会议，他们以铁的事实，雄辩的口才，在论证会上占了上风。但是，丁部长说，此事事关重大，还要报国务院定夺。那时老部长已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他亲赴华东考察，在杭州开了著名的“杭州会议”，拍板定下中取华东的战略大计。我参加了杭州会议，这是第二次与老部长近距离的接触。
我主政铁道部后，曾到老部长家看望过他。另外，有两件事，一次你参加，一次你没有参加。两件事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一件是老部长的京九之行。我说，是1995年9月25日。他说，由于我当时参加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不能陪老部长，就请孙永福副部长陪同。
老部长一路慰问了十八局、铁三局、大桥局的建设者，先后视察了霸州、衡水、聊城、渮泽、商丘、阜阳、麻城、九江等站，考察了沿线部分城市、乡村、工厂、学校、商贸市场。9月29日，到达河南潢川。这天，也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我赶到潢川，参加京九铁路阜阳至九江段的铺通典礼。
当老部长拧紧轨排最后一个螺栓，2536公里的京九铁路距全线铺通只剩下广东的8公里了。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之时，京九铁路中段提前铺通，是京九铁路建设大会战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老部长在列车上与我谈了京九之行的感受。他说，京九铁路其中的一段是商阜线，是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取华东”会议上定下来的，1992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京九铁路一修，能力大大显现出来了。现在北京至阜阳开始分流，阜阳站正抓紧改扩修，将建成京九线上最大的枢纽。
老师说，老部长对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了如指掌，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铁路不行。“八五”期间，铁路建设成绩很大，用3年时间铺通京九，两年时间建成兰新复线，很了不起。
老师说，另一次我和老部长接触你不在场。那是大秦复线开通时，我陪老部长站在火车驾驶室里，从北京去大同，另外还有陈璞如部长、李森茂部长。我与老部长之间隔着陈璞如，老部长年龄大，耳背，加上火车的声音大，我汇报他听不清楚。陈部长说：“来，我们换换位置，你和领导站一起。”这样，从北京到大同，我向老部长高声喊着汇报一路。
2015年7月15日，老部长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9岁。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15年7月22日举行，我闻讯后，特意外地返京，与他告别。
7月31日，晴
早晨，老师说，在柳州他都当局长了，不少人还喊他“小韩”。从他十七八岁被人喊，一直喊到40多岁。那时，老师是年轻的“老干部”，50年代初，定工资级别时，他被定为行政13级，他才二十一二岁。县委书记的级别大都是14级，他比县委书记还高一级。按当时的级别看，他属于“高干”行列的人。
我问老师，1975年，你为路局革委员副主任，1978年，你为路局局长，在全路是最年轻的局长吗？他说，有两个年轻的局长，一个是我，一个是广州局的杨其华，我46岁，杨48岁。其他局长、书记，不是老红军，就是老八路。那时铁路干部普遍老，如沈阳局局长王光文，他是护路军第一任唯一的副司令员，即铁道纵队的前身，行政8级；如陈大凡，做过热河省的省长，东北铁路总局的副局长，后来在铁道部做了局长。
我说，王光文是吕正操手下的旅长，尚志功是王光文的警卫员。一次，王光文对我说：你跟小尚说，给我送点牛肉来。我问王老：小尚是谁？他说，是尚志功。当时我吓了一跳，一个堂堂的铁道兵参谋长，铁道部副部长，居然被他称之为“小尚”。老师哈哈一笑：“那没办法。国林部长70多岁了，吕老不是喊他小伙子吗？”
我问老师：“人们不叫你小韩，是什么时候？”他说：“到上海任局长，上海的同志再不喊我小韩了。”
老师今天和我谈的是京九铁路。他说，京九铁路在吉安至泰和40公里的线路上为什么两跨赣江？京九铁路最初在选线问题上，有两种方案：一是兴国方案；一是万安方案。
按兴国方案走，铁路不入吉安市，从吉安县至兴国往赣州；按万安方案走，铁路经吉安、遂川、万安，而不入兴国。这样线路可缩短18公里，但赣州地区东部就没有铁路。
赣州地区坚持兴国方案，理由也有几条，条条让人口服心服。赣州地区与吉安地区的领导，为铁路选线问题，不知进行过多少次面对面的争论与较量。最有意思的是，吉安地区的一位计委领导，家是赣州的，他一次次跑北京，坚持铁路走向一定选择万安。赣州人骂他不为家乡说话。后来他调回赣州，仍任计委主任。因为之前争铁路，有了经验，地区领导指派他负责争铁路项目工作，他又一次次跑北京，坚持铁路一定选择兴国方案。于是吉安人又骂他对不起吉安。
实在难为他和那些争铁路项目的各级领导了，为官一任，不能不造福一方啊，在他们的背后都有几百万双盼铁路的眼睛。他们说：我们看待铁路要比自己的官帽子重要得多，如果争不来铁路，就是死了埋进红土地里，父老乡亲也要骂你。
吉安地区的领导对老师说：“过去傻得不行，吉安是余秋里同志的故乡，秋里同志任国家计委主任时，征求吉安的意见，把二汽建在吉安如何？那时，吉安的领导怕占地，建了一个汽车城，来了几万职工，会抬高当地的物价，蔬菜、粮油会贵起来，争了当地人的利益。于是，不让二汽落户吉安。国家就把二汽放到了湖北十堰。余秋里说，你们犯傻好了，总有一天会有后悔的时候。现在我们想明白了，无工不富，无路不富，争不来铁路，就对不起吉安人民。”
老师说：“要想富，修铁路。铁路的走向举足轻重，决定着未来，决定着市场，决定着小康生活，他们怎能不争呢？”
在争走向问题上，他们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他们有着共同的贫困，他们拥有共同的富有。吉安与赣州，都是革命老区，都是迫切需要铁路振兴的贫困区。为争取兴国方案，赣州地区的领导说话很硬：赣南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红都”瑞金，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兴国。”为争取万安方案，吉安地区领导的话一点不软：吉安有革命摇篮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从我们这里点燃，才有了后来的燎原之势。最后，铁道部表态：我们会为国家的交通事业，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时代发展的未来，安排好铁路走向的。铁道部决定：为了老区，决定采取“适应地形，迂回展线”的办法，采用兴国方案，但线路进入吉安市，以最近的距离逼近万安，然后二跨赣江，绕一个大弯，经泰和再进兴国。虽是一举两得，但铁路却增加了投入。
江西的词作家为此写了一首歌词：
哎呀来，北流的赣江映蓝天，
南去的铁路绕了一个弯，
西边挽起井冈山，
东边抱着兴国县。
哎呀来，共产党不忘俺老区人，
驱赶贫困换新颜……
8月1日，阴转晴
8月1日，是建军节。老师说：“今天是自己的节日，喝一点红酒。”我举杯给老师敬酒，我说：“1976年新兵给1949年入伍的铁道兵老战士敬酒。”老师听了哈哈大笑：“应该算是铁道兵老战士吧。不过，我这个铁道兵兵龄不长，还不到半年呢。”孙秘说：“当一天也是兵，当兵一天，是一辈子的情。”
老师讲他当兵抢修津浦线的故事。他们部队抢修的那段铁路，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几百里，为抢修那段铁路，路上跑着汽车、马车、驴车、小板车、独轮车，加之春天无雨，狂风又大，尘土半尺多深。老师连队的任务，是维护道路的交通秩序。一天下来，浑身是土，洗过脸，留下半盆泥浆水。第二天上班时，值班员整理队伍，喊口令喊的很是惊人：“立正。向后转。咳嗽！”
我们大笑。老师说：“这是真的。呼吸一天的灰尘，只有咳嗽，才能把呼吸到肺里的灰尘咳出来，”在铁道兵吃苦受累的创业生活中，这幽默的口令，应该是令人难忘的一段往事。
老师讲铁道兵乃至后来中国铁建人的生活。他说，这支队伍吃再大的苦，都保持着幽默与风趣。老师回忆1994年7月20日，第二次赴京九铁路现场办公的事。那天他与孙永福登上吉安赣江大桥，为这里发生的一切所感动。十六局指挥长刘再华对他说，吉赣定段捷报频传，第一个漂亮仗谓之“开北门”。吉赣定段的北大门就是吉安赣江大桥，大桥建成，顺利铺轨南下。如果北大门打不开，就无法实现预定的铺轨计划。
吉安赣江大桥的战斗，是一场攻坚之战。每天建设者的双手托起月亮，双脚又踩落太阳，他们的号子声震醒每一个夜晚。职工每天干十七八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没有人因苦、累、脏而畏缩不前。吉安赣江大桥的建成，为吉安至定南打开了北大门。
多少激战，多少汗水，多少白天与黑夜连成的日子，被刘再华风趣地说成是“开北门”。把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缚江降龙之战，化作一缕轻风，这是何等的豪迈。
这时，老师在吉安赣江大桥桥头，见到十一局三处处长卢春房。卢春房对他说，赣南段的第二个漂亮攻坚战谓之“灌香肠”，此仗由我们主打。老师一听便明白，卢春房把顺利向南铺轨谓之“灌香肠”。老师对卢春房说：“你这根香肠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肠，几百里长，谁也吃不了。更准确地说，它是赣南这块红土地上的经济大通道，它所承运的物资，会使这块土地步入一个幸福的时代。”
这天，老师向卢春房下达了“开始铺架，向赣粤省界挺进”的命令。后来，春房同志调至铁道部工作，曾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后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老师从吉安赣江大桥来到泰和赣江大桥。在这里他遇到十七局局长丁原臣。丁原臣说：十六局来个“开北门”，十一局来个“灌香肠”，部长，我们十七局摆一桌“送客酒”。
老师说：“泰和赣江大桥从1993年4月开工，到1994年7月主体工程竣工，总工期为16个月。原工期为54个月，缩短了38个月。他们在洪水期进行大桥基础施工，这在建桥史上是不多见的。尤其是1994年6月中旬的一次洪峰，把施工的栈桥都冲走了，是赣江上百年不遇的洪峰。但终究他们战胜了洪峰，确保大桥的胜利竣工，没有为铺轨挡道。”所以，丁原臣说他们的攻坚战是“送客酒”。谁挡道谁丢人，谁不挡道谁光荣。铺轨铺到泰和大桥，请铺轨的喝杯酒，从这里顺利南下。
一场攻坚战，在他们眼里变成一场酒场上的戏言，这是一种英雄的气概！老师正在感慨之时，吉赣定段工程总指挥陈嘉珍对老师说：“部长，他们这一帮混小子，什么时候说过苦，喊过累。有事没事，就是在一起凑段子。”老师说：“这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
8月2月，晴
早餐时，老师语我：“今天上午9点半，孙永福部长携夫人来看我，我要参加，都是老熟人了。”
孙永福是铁道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也是中央下令的正部级副部长，这在铁道部历史上，是鲜为少见的。
9点20分，孙部长与夫人到，我到楼下迎接。孙部长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我说：“7月24日。”他说：“我也到一个星期了。”
他向夫人介绍：“海燕，你知道吧？记者，作家，为铁路写过很多文章。”我对大姐说：“我们通过电话，你说，我比你还了解永福。”她想起来了，说：“是的，我说过这话。永福工作上的事我不管，看了你的《从青藏公路到青藏铁路——慕生忠和孙永福的故事》后，我们通过电话。
这时，老师与师母从楼上下来，两位老战友互致问候。老师问孙部长：“身体如何？”孙部长答：“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经常要吃点药，打些针。”老师说：“要经常走路，走小步，慢转弯，注意不要跌倒了。”孙说：“是的，年纪大啦，要注意两点，一是走路不要跌倒，二是吃饭不要呛着。”孙说，一位部领导因为在家摔一跤，目前在医院不醒人事。又说一位领导因吃饭快了，米粒呛到气管里，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孙部长对老师说：“当年一位领导，领导铁道部做了很多工作，作风扎实，能力很强，人也好，可他年龄不大却去世了。”老师说，“我知道，他走的实在太早了。”
老师常对我说：“永福做副部长比我和志寰同志都早，他是1984年下半年当副部长的，比我进铁道部班子整整早了6年，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党组交给他什么工作，都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永福部长对老师，总称老部长、老领导，话语像一把纯金的钥匙，打开那段岁月之门，倒出心灵的真言真语。他说：老领导政治坚定，思路开通，有战略思维，敢干大事，一班子人在他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吹响一把号，瞄准一个目标。”
老师问：“前不久的院士大会你参加了吗？”孙说：“参加了。我去了，志寰部长也去了。是同步召开的四场科技盛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二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共同主旨是动员科技界锚定2035年科技强国目标，聚焦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引导院士践行四个表率，做前沿的开拓者，任务的担纲者，青年的引领者，精神的示范者。实施科技界推动原创突破，加速人工智能、量子、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与民族复兴。”老师连说：“这很好！这很好！”
我问孙部长：“6月30日至7月1日，青海省在西宁召开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庆祝大会您去了没有？”孙说：“我没去，铁一院在西安召开庆祝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的大会，因时间冲突，我参加了铁一院的这次大会。不过，我为青海省委召开的大会写了几句感言。”
我说：“铁一院在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方面立下大功，没有他们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设计储备，青藏铁路不可能5年建成。另外，它对整个大西北铁路的勘察设计，作出重大贡献。”孙永福说：“是这样的。”
孙永福为青海庆祝青藏铁路运营20年的感言这样写道：“我在花甲之年，受命负责组织指挥青藏铁路建设，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机遇难得。”
孙永福1941年2月生于陕西长安县，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时，他已近入61岁，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他出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感言高度概括了他参与青藏铁路建设的心路历程与推动时代前进的责任感。作为青藏铁路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临危受命，面对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等世界性工程难题，带领建设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最终建成这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天路。感言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更是对青藏铁路精神——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生动诠释，体现了老一辈铁路专家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的忠诚奉献与深厚情怀。
青藏铁路建设的5年中，孙永福到底上了多少次高原，很难说得清楚。开始人们记得，后来去得多了，记不住了。有一次他去西藏，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说：“谁说不记得，你上56次了。你为西藏修铁路，你的脚印刻在了西藏人民的心里。西藏人民不会忘。”
之后，孙永福又去几次。一位有心人对我说：“孙部长60岁时修青藏铁路，他60次上高原。”
我跟随孙永福的脚步，走了很多铁路建设工地，使我最难忘的还是青藏铁路。我每次赴高原采访，总能接到他的电话，他根据我的出行日期，能猜出我是到了风火山，还是到了唐古拉。总是叮嘱我要保重身体。一个正部级高官，对一个企业报的记者如此关心，怎能不让我十分感动。
青藏铁路通车前夕，香港卫视要做一个五集的电视纪录片《云中铁路》。他们在北京采访众多单位，众多专家，终不理想，最后他们找到孙永福，让这位青藏铁路建设的掌舵人给推荐一位能讲透青藏铁路的人。孙永福推荐了我，使得香港卫视成功制作出一部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
青藏铁路首次列车运营时，一个工程局分配一个名额，孙永福部长要求有关部门：“一定安排海燕作为首趟列车的乘客。”
我对这份感情的敬畏与珍视，超越逻辑。极致的感情是一种直觉与本能，它往往存在于无言与内心之中。因为爱意过于厚重，超越了词汇的承载力，只好把老首长对我的关爱埋在心头。
老师与孙部长的会面结束了。两位老战友互致问候，约定明年北戴河再见。明年见。明年见。一年一句的祝贺，压实了向未来延长的岁月。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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