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厚土上的文明密码

 ——庆阳农耕文明的历史纵深、当代实践与未来图景

              甘肃省科学院：路等学

在甘肃东部的陇东大地，万千黄土塬、梁、峁与沟壑川谷交织铺展。庆阳全境并非仅有闻名天下的董志塬，镇原、环县、华池、合水、正宁、宁县、庆城诸县区各有其塬面、河谷与山地，共同构成完整且多元的地域文明共同体。这片土地既封存着数百万年地质变迁的生命印记，也留存着五千年前古国都邑的文明遗存。

2026年4月29日，庆阳南佐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坐落于董志塬腹地、距今5100—47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都邑聚落，以约600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和严整的中轴线布局，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黄土高原的关键物证。纵观庆阳全域，从远古巨兽栖息的史前生态，到先民营建的城市公共工程；从周人扎根陇东、肇启农耕基业，到耕读礼乐文化代代赓续，一条连绵不绝、层次完整的文明发展链条在此清晰铺展。本文从远古地质遗存、地理基底、周人农耕奠基、史前都邑考古、岐黄医道、文脉礼俗、乡土非遗、当代循环农业、生态哲学、文明传承十个维度，系统解码庆阳农耕文明的厚重底蕴与时代价值。

一、远古地质遗存：黄河古象与史前陶质排水工程

庆阳黄土堆积深厚，第四纪地层发育完整，是解读中国西北古环境演变的天然地质档案。1973年，黄河古象（黄河剑齿象）出土于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马莲河畔，距今约250万年，为更新世早期老年雄性个体，是全球范围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剑齿象骨架化石之一。装架标本肩高4米，体长8米，门齿实测长度3.03米；除尾椎缺失外，舌骨、末端趾骨等细微骨骼均完整留存。标本主体收藏于北京自然博物馆，曾收录于全国小学语文通用教材，成为国人认知西北古生态的经典标本。古象化石充分证实，数百万年前的陇东并非如今干旱苍茫的黄土塬面，而是河湖密布、林木繁茂的温润疏林草原，适宜大型哺乳动物繁衍生息。历经漫长气候更迭与风沙堆积，远古沼泽森林逐步演变为广袤黄土台塬，为史前人类定居繁衍、农耕文明萌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地理基础。

镇原县庙渠镇老虎咀遗址，为距今约4900年的常山下层文化山城聚落，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253±104年。遗址出土37节篮纹红陶排水管，现为国家一级文物。陶管为泥质红陶烧制，采用标准化子母口套接工艺，管体大小交错、节节咬合；单节管体长约50厘米，母口直径13—14厘米，子口直径10—11厘米，外壁饰规整篮纹，整体铺设于碎石防渗垫层之上，残存铺设管道总长23米，可有序疏导聚落内部雨水与生活废水，将污水引流至外部沟壑，实现聚落排污排涝系统化治理。

该遗存是我国年代较早、成套完整、工艺规范的史前陶质地下排水设施实物，充分证明四千九百年前的陇东先民，已熟练掌握标准化制陶工艺、地下管网规划与土建施工技术。老虎咀史前排水工程与南佐遗址大型夯土宫殿建筑相互印证，共同佐证陇东史前社会已形成层级完善、具备大型公共工程组织动员能力的早期复杂文明形态。

二、地理基因：多元黄土地貌何以孕育古老文明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泾河上游，境内塬、梁、峁、沟壑、河谷多元地貌交错共生。除素有“天下黄土第一塬”美誉的董志塬外，镇原、环县、华池、正宁等县区分布十余处大小黄土塬，河谷川台散落全域，多样地形地貌协同滋养了独具特色的陇东地域文明。董志塬总面积910平方公里，黄土层普遍厚度超200米，局部最厚可达300米以上，土层疏松通透、有机质与钙、钾矿物养分富集，极其适配粟、黍等北方传统旱作农作物生长。区域平均海拔1200米左右，年均降水量500—600毫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完美适配上古时期“广种薄收”的原始农耕生产模式。

全域水系发达，马莲河、蒲河、茹河、环江等干流支流纵横交织，流水切割塑造出塬沟相间的独特地貌格局。充足的水源为史前聚落定居提供生存保障，纵深沟壑形成天然地理屏障，有效守护先民聚居安全，为远古人群长期定居、文明积淀创造了优越条件。庆阳境内已探明旧石器时代遗存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遗址分布密度位居黄土高原前列。1920年华池县出土中国第一块旧石器，正式拉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4]。镇原老虎咀陶质排水管网、西峰南佐大型史前都邑，均依托泾河水系支流布局建设，充足的水资源禀赋支撑了史前大型聚落营建与公共工程建设。

从文明地缘视角来看，陇东地处北方旱作农业核心起源区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过渡交融地带，双向吸纳关中平原先进农耕技术与北方游牧文化特质，形成兼容并蓄、坚韧务实的地域文明特质，为后世周部族迁徙定居、深耕兴业、崛起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发展环境[5]。

三、历史脉络：从不窋到公刘的农耕奠基

地理是文明孕育的载体，而周部族的深耕耕耘，为陇东厚土注入了正统华夏农耕文明的核心内核。夏朝末年，朝政衰败、农事废弛，周先祖不窋因“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失去农官之职，率部族“奔戎狄之间”[6]。经钱穆、许倬云等史学大家考证，典籍所载“戎狄之间”，即今庆阳全域地域[7]。

不窋定居陇东后，摒弃避世蛰伏的姿态，积极教化民众、兴业安邦。一方面全面推广中原成熟的农耕技艺，教民稼穑、开垦田地，重构区域农耕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改良上古穴居模式，首创“陶复陶穴”窑洞建筑，将原始地穴改造为半地穴式窑洞居所，兼具取材便捷、冬暖夏凉、适配黄土地貌的优势，这一民居形制代代传承，长期沿用至今[8]。

不窋之孙公刘，接续先祖基业，将陇东农耕文明推向制度化、规模化新阶段。《诗经·公刘》明确记载，公刘治国兴业、因地制宜，“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审慎勘察水土地势、研判气候水文，“度其隰原”，科学规划田地疆域[9]。其治理范围覆盖今庆城、宁县、合水、正宁、镇原全域台塬河谷地带，正式建立豳国，成为周部族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完备的早期邦国。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因地制宜发展精细化农耕生产，实现民生富足、仓廪充盈，使民众“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彻底推动周部族从游牧迁徙模式转型为稳定的定居农耕文明[6]。

周部族在庆阳历经十二代先祖耕耘，存续四百余年，直至古公亶父时期南迁岐山。数百年的深耕积淀，奠定了周王朝“以农立国、以礼治世”的立国根基，也让庆阳成为华夏早期农耕技术、农耕制度、农耕理念的核心孕育地与传播地。

立足陇东特殊地貌，周部族总结出本土化先进农事智慧，独创适配黄土台塬的“区田法”，在塬面高地浅坑集中播种，实现保墒抗旱、稳产增收；依托沟谷天然水源，修筑简易引水沟渠，开创陇东早期农田水利雏形。这套适配西北旱区的农耕技术体系，后被《齐民要术》等经典农书收录传承，成为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由此可见，庆阳不仅是中原农耕技术的承接落地之地，更是华夏传统农耕智慧迭代创新的核心孵化器。

四、考古实证：南佐遗址改写早期都邑认知

文献典籍承载文字记忆，史前考古遗存实证文明真实脉络。南佐遗址坐落于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董志塬腹地，1957年首次发现，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纳入国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与研究[1]。

考古勘探探明，南佐遗址总占地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由核心区、主体区、外围遗存区三层结构组成，是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完整的仰韶文化晚期超级都邑聚落。遗址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九座大型人工夯土台呈倒U形对称环绕布局，夯土采用分层细夯工艺，部分夯层厚度仅数厘米，建筑规制严谨、工艺精湛，彰显成熟的上古营造技术。

核心区内封闭式宫城院落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其中主殿F1单体建筑面积690平方米，含散水配套建筑总面积达824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5000年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级宫殿单体建筑遗存之一[1]。遗址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为贯穿宫城与夯土台群的南北中轴线规制，全域建筑、台基、道路沿中轴线对称排布、秩序井然。这是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都邑中轴线规划实例，比曹魏邺城中轴线礼制格局提早近三千年，印证华夏中轴线营国制度起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土高原[1]。

考古项目领队陈国科研究指出，南佐遗址中轴线并非简单的空间线条，而是上古社会权力秩序、礼制体系、等级制度的具象化表达，直接证明五千年前陇东地区已形成高度组织化、礼制完备、权力集中的早期古国文明[1]。

遗址出土遗存价值厚重：宫城东侧专属祭祀区出土数百万粒炭化稻米，是黄土高原史前遗址中罕见的规模化水稻遗存，实证该区域在五千年前已形成旱作、稻作并存的复合型农业体系，突破了北方旱作农业的传统认知[11]。遗址出土的成套白陶、黑陶礼器形制规整、工艺精湛，与普通生活陶器形成明确等级差异，印证当时社会分工细化、阶级分化显著；出土动物遗存中猪骨占绝对主体，证明家畜规模化饲养体系已然成熟。

镇原老虎咀史前排水公共工程与南佐高等级都邑建筑群双向印证，充分说明五千年前的陇东大地，已拥有成熟的人口集聚、城市营建、公共治理、礼制规范体系，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核心支点，与长江流域良渚文明南北呼应，共同构筑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完整版图。

五、岐黄故里：农耕土壤之上生长的中华医道

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模式，催生了先民对自然节律、人体健康、生命规律的系统认知，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华岐黄医道。庆阳为中华医祖岐伯故里，是岐黄文化的发源地[12]。皇甫谧《帝王世纪》明确记载：“岐伯，北地人也”[13]，汉代北地郡核心地域即今日庆阳全域。相传黄帝巡行陇东，与岐伯于此论道问医、问答释理，所论医理汇编为《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华中医学的理论根基，开创了华夏传统医学体系[13]。

农耕定居生活为医学探索提供了稳定条件：先民常年顺应四时劳作、依托本土草木生存，逐步积累草木药性、四时养生、疫病防治的实践经验。岐伯提出的“天人相应”“阴阳平衡”等核心医理，根植于陇东农耕生产、自然节律、四季更迭的生活实践，是黄土先民人与自然共生智慧的理论升华。《黄帝内经》倡导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准则，本质是适配农耕文明的生存规范与生活智慧[13]。

时至今日，庆阳持续深耕岐黄文化传承与产业转化，建成岐伯圣景文化景区，常态化举办岐黄医学论坛，传承古法医道、弘扬中医文化。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构建起中药材种植、精深加工、康养服务一体化全产业链[14]。古老农耕文明与传统岐黄医道深度融合，千年文化智慧持续赋能当代乡村产业发展与民生健康。

六、文脉礼俗：镇原“中国书法之乡”与黄土丧葬仪轨

耕读传家、礼乐育人，是陇东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内核。依托深厚的农耕沃土与人文积淀，镇原县获评“中国书法之乡”，成为陇东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在庆阳黄土塬区，耕读并行、崇文尚艺是全民风尚，民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余，潜心研习笔墨书法，书法艺术不再是文人专属，而是根植乡土、全民传承的大众文化。

民间岁时节庆、婚丧礼仪、宗族活动皆以笔墨为载体：新春书写春联祈福迎新，婚仪誊写礼簿记录人情，丧葬祭祀撰写祭文、醒灵文、墓志铭，形成完整的乡土笔墨礼仪体系。全域城乡书画社团普及，各乡镇均设老年书画协会，楷书、行书、篆书等书体代代传承；乡间遗存大量古碑碣、墓志铭，集文字叙事、书法艺术、石刻工艺、家族历史于一体，成为乡土文脉赓续的实物见证[15]。

庆阳礼俗文化溯源周人礼乐传统，完整保留古豳礼制规范，其中丧葬仪轨最能彰显黄土文明的孝道内核与宗族理念。当地丧葬礼仪流程严谨、规制完整，从临终陪护、守灵祭奠、醒灵诵文，到择吉卜葬、撰文立碑、书丹上石，孝子称谓、行文格式、落款礼制皆恪守古礼，代代口传心授、未曾中断。墓志铭严格遵循古制，详载逝者讳名、世系、生平、功德，行文典雅庄重，多以文言撰写，由本土书家誊写镌刻，将孝道伦理、宗族记忆、书法审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

黄土丧葬仪轨并非简单的送别仪式，而是教化后人慎终追远、崇德向善、敬亲守孝的乡土课堂，是维系宗族血脉、传承家风家训、稳固乡土伦理的重要载体。除丧葬礼制外，庆阳婚俗、岁时祭祀、庙会庆典等民俗活动，皆恪守传统礼法、延续上古规制。香包、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与书法礼俗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农耕滋养物质民生，书法涵养人文气质，礼制维系人伦秩序，三者共生共荣，构筑起陇东乡土文明稳固的精神内核[15]。

七、非遗民俗：活态传承的农耕记忆

数千年农耕生产生活，孕育了庆阳丰富多彩、活态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坐拥“中国香包之乡”“中国剪纸之乡”“中国道情皮影之乡”三大国字号文化名片，所有非遗技艺均根植黄土农耕、源于百姓生活[15]。

香包技艺依托农耕生活而生，民众以碎布精工缝制，填充本土草药香料，兼具驱虫康养、祈福纳祥的功能，纹样多取材五谷杂粮、花果瑞兽，寄托农耕民众岁岁丰收、四季平安的美好期许；剪纸艺术全景复刻农耕图景，牛耕、播种、碾场、秋收、冬藏等农事场景，皆为剪纸核心题材，是黄土农耕生活最直观的艺术定格；道情皮影戏曲内容多演绎四时劳作、善恶教化、家国孝义，传唱千年农耕伦理与乡土美德。

新时代以来，庆阳非遗摆脱小众传承模式，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2025年，全市香包、剪纸、皮影等非遗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带动3万余名农村妇女就地就业、增收致富[16]。周祖祭典、公刘庙会等传统民俗活动常态化举办，活化传承周人农耕礼乐文化，形成“文化保护—活态传承—产业转化—惠民富民”的良性发展闭环。

饮食文化同样镌刻深厚农耕印记，庆阳小米、荞麦、黄米等杂粮，均为本土千年传统旱作作物，适配黄土台塬种植特性。2024年“庆阳小米”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18亿元[17]。一碗地道陇东杂粮吃食，承载的是跨越千年的农耕烟火与乡土文脉。

八、当代转型：三元双向循环农业的庆阳实践

从古豳先民因地制宜的原始农耕，到当代科学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庆阳始终立足黄土禀赋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针对黄土高原干旱少雨、地力易衰退、资源利用率低的短板，庆阳创新构建种植业—养殖业—菌业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走出一条适配西北旱塬的绿色农耕振兴之路[18]。

该模式传承中国传统农业“无废循环、取用于地、回馈于田”的生态智慧，融合现代微生物技术与现代农业理念，构建闭环生态产业链：农作物秸秆用作畜禽饲料与食用菌培养基，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后转化为有机肥料还田培肥，食用菌采收后的废弃菌渣二次利用，改良土壤、滋养耕地，实现土地、作物、畜禽、菌业的双向循环、高效利用、零废低碳。

截至2025年末，庆阳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90万亩，粮食年产量达143万吨；肉牛、肉羊、生猪规模化养殖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食用菌年产量突破50万吨[18]。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3.5%，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连续稳定在98%以上，农产品绿色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18]。全域循环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265元，切实实现了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19]。

庆阳“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得到农业农村部高度认可，作为黄土高原旱作农业绿色发展典型范例向全国推广[20]。从周人上古“区田法”保墒抗旱，到当代三元双向循环生态农业，跨越三千年，庆阳农耕发展的核心逻辑一脉相承：立足黄土、顺应自然、高效利用、永续发展。

九、生态哲学：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双碳时代启示

庆阳数千年农耕文明积淀，凝练出“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朴素生态哲学，这是黄土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上古时期，不窋、公刘治国兴业，始终秉持“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的发展理念，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绝不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开垦；南佐遗址高等级建筑顺应塬面地势、依山就势、规整布局，契合上古礼制与自然地貌；老虎咀遗址史前排水工程，科学疏导水系、治理水土，实现人居与自然的平衡共生。从古至今，陇东先民始终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回馈自然，形成可持续的生存发展理念。

这套根植黄土的古老生态智慧，精准契合当代双碳战略与绿色发展理念。据生态科研测算，若在黄土高原全域规模化推广庆阳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可减少化肥施用量约30%，大幅降低农业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有效助力区域碳减排、碳固存[21]。试验观测表明，连续多年施用菌渣有机肥，耕地土壤有机质得到改善，土壤有机碳含量可提升15%‑20%[21]。从更新世古象时代的湿润森林，到黄土台塬农耕社会，再到今天蓬勃发展的生态农业，这片土地见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数次演变。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追求长久存续，正是黄土大地留给现代人最重要的启示。

十、未来图景：文物活化与乡土文明的当代赓续

丰厚的历史遗存，重在保护，更重在活化利用。南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获批，规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计划2028年前后逐步对外开放[22]。未来参观者可实地体悟五千年前早期都邑的格局风貌。

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周祖陵、公刘邑开展三维扫描，建立数字档案；庆阳农耕数字博物馆依托网络复原远古农耕场景[23]；民间墓志碑刻、祭文、书法文献逐步数字化采集，抢救保存乡土礼仪文献。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镇原书法民俗小镇、宁县公刘农耕文化村落等一批文旅节点正在打造，将考古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书法礼俗与循环农业融为一体。2025年全市旅游接待量突破1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5亿元[19]。古老文明不再封存于地下，转化为服务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

自黄河古象徜徉河湖沼泽，到老虎咀先民修筑排水设施，南佐古国夯筑高台宫室，周部族在此耕耘豳土，再到今天循环农业蓬勃兴起。庆阳大地留存一套完整连贯的文明序列：地质演化、早期古国、周人农耕、礼乐民俗、当代实践层层接续。陇东黄土启示世人，中华文明并非单一起源，而是多地起源、多元一体。立足黄土根基，敬畏自然节律，传承人文根脉，面向时代未来，庆阳正在书写属于黄土高原的文明新篇。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甘肃庆阳南佐遗址2023—2024年度发掘简报[J].考古,2026(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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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宏彦.泾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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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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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莉,陈国科,王辉,等.南佐遗址植物遗存分析[J].人类学学报,2025(2):205‑216.

[12] 皇甫谧.帝王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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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庆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庆阳民俗文化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

[16] 庆阳市商务局.庆阳非遗文创产业统计年报[R].庆阳,2025.

[1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地理标志农产品名录[Z].兰州,2024.

[18] 庆阳市人民政府.庆阳市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发展白皮书[R].庆阳市农业农村局,2025.

[19] 庆阳市统计局.2025年庆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庆阳,2025.

[20] 农业农村部.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发展会议纪要[Z].北京,2025‑10.

[21] 王效科,等.黄土高原循环农业碳减排潜力评估[J].生态农业学报,2025,33(6):1012‑1024.

[22] 国家文物局.南佐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批复[Z].文物保函〔2026〕45号,2026.

[23] 甘肃省文旅厅.陇东农耕文化数字保护实施方案[R].兰州,2025.

作者简介：路等学，中共党员，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农业区域经济研究，食用菌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发表论文和网络文章数百篇以上。获都市头条优秀作者表彰和《中国乡村》杂志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