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砟到粉笔灰，七十岁这年我把日子过松了

我1955年生在鹤岗，今年整七十。2016年从外事口退下来，一眨眼快十年了。人家问我这辈子干过啥，我掰着指头数：修过铁道，当过教师，最后在机关做外事工作。听起来挺杂，可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平时写几个字，笔名墨涵，自个儿叫着玩的。

1974年春天，我进了运输处工务段，干了三个月。北大荒的春天来得晚，地还冻着，风硬得割脸。那年头修铁道的女工不多，我被分在铁姑娘班。班长周姐，外号周铁锹，喊起号子来嗓子震天响：“一、二、三，起！”那声音到现在还往耳朵里钻。那阵子正赶上春季线路整修会战，怕耽误了通车，我两天两夜没合眼，最后人趴在道砟上起不来。周姐把我背回工棚，灌了两碗热水才缓过来。那会儿觉得天快塌了，路要是修不好，火车就通不了。现在回头看，路照样通了，日子照样过，只是把自己逼得太狠。

后来去当了教师，站了几年讲台，粉笔灰把袖口都染白了。那会儿总想把每个孩子都教成材，一个也不能掉队。有个女学生叫李红梅，家里穷，冬天穿单鞋来上课，我把自己新做的棉鞋脱给她，自己穿着她的单鞋，脚冻得够呛。孩子后来考上了师范，现在也是一名老师。前几年她来看我，提了一兜子冻梨，进屋就说：“老师，那年那双鞋，我至今留着。”当教师那几年才明白，人人都有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能拉一把是一把，别强求人人都一样。那会儿为了给学生多争几吨取暖煤，我还跟后勤主任红过脸，拍过桌子。现在想想，都不算个事。

再后来调到机关，做外事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看着体面，其实身不由己的时候更多。1998年冬天去俄罗斯远东，零下三十五度，谈判桌上伏特加杯子摆了一排，对方拍桌子，我端着茶杯，一口一口抿，就是不松口。护照换了好几本，飞机坐得腿发麻。那时候才真咂摸出味来：这世上的事，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多半是顺着势走，能争取多少是多少。如今退休了，那些风光场面都散了，倒是落个清净。

前些天翻旧木箱，抖出一堆旧物：运输处工务段的工牌，教师证，几本盖满章的外事护照，还有一张1978年的旧火车票，纸角都碎了。票上的字还认得出：鹤岗。那一刻心里翻了一下，原来这辈子绕来绕去，根还在这。倒是明白过来：心里干净了，日子就松快；待人实在些，夜里睡得安稳。这世道有凉薄的时候，不必件件都去较真，也不必要求别人都和自己一样实心眼。能守住自己的那点善，就不算白活。待人宽一点，遇事装点糊涂，陈年旧账不翻了，心就静了。争争吵吵一辈子，到老才明白：原谅别人，其实是把自己从旧事里放出来；放下那些个非要不可的念头，人也就自在了。

我这一辈子，像一本旧书，封皮磨得起毛边。翻开来，有铁道上的石砟子，有粉笔灰，有护照上的蓝色印章，有鹤岗黑土地上的麦香，还有灶台边的油烟。合上书，纸页软塌塌的，满手老茧和洗不掉的泥土气。这世上没有完人，也没有无憾的日子。不必眼热旁人住上大房子、孩子出了国，也不用羡慕谁家饭桌上顿顿有肉。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日子紧点慢点，自己觉得合适，就是好光景。

过了七十，少年那股子轻狂早褪净了。不羡慕谁，也不攀扯谁，争更是懒得争了。不再为虚名浮利费神，也不愿看谁的脸色过日子。只想做个知足的凡人，安稳吃一碗饭，睡一宿觉。上午十点钟，阳光斜进屋里，我还能慢悠悠剥一小把花生，不用看钟点。前天早晨，我在阳台上看见一只麻雀，蹲在晾衣绳上，歪着脑袋看我。我看了它好一会儿，它也看了我一会儿。七十岁了，才觉得这样的早晨，比什么外事活动都值钱。偶尔铺开纸，用墨涵这个名儿写几行字，不为给人看，就图心里静。这一辈子，对得起鹤岗这片黑土地，对得起教过的学生，对得起手上那本护照，余下的路，慢慢走，不必再赶。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半生深耕黑土，古稀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乡音旧事、经年冷暖，慢行于散文与诗词之间。系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文风质朴，不事雕琢；诗语清浅，落笔见情。常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光斑，落纸成篇，自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