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无奈”当“福利”——评刘远举及《新京报》的立场偏差

                        周忠

      北大副教授张丹丹“灵活就业是福利”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之后，评论员刘远举在《新京报》刊发文章为之辩解。这已经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学术观点交锋，背后折射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精英叙事：用一套精致的市场话语，淡化普通劳动者的现实困境，替资本转嫁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刘远举试图把张丹丹口中的“福利”，置换为经济学范畴里的“效用”与“主观满足感”。这套说辞看上去逻辑严谨，实则刻意绕开最朴素的现实。数千万灵活就业群体，直面的是社保缺位、工伤无保障、收入起伏不定的生存难题。把生存重压之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包装成一种可供享受的“福利”，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生存诉求的轻慢。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应当用来剖析现实、补齐民生短板，而不是拿来给并不合理的现实做合理化修饰。

      文中提出公众对灵活就业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舆论片面将灵活就业等同于被动谋生。这其实是巧妙转移讨论重心。大众从来不是全盘否定灵活就业这种就业形态，真正批评的，是依附在灵活就业之上劳动保障的大面积缺失。把民众对体面劳动、完善社会保障的正当期待，贴上刻板、过时的标签，近乎一种道德绑架，目的不是直面问题推动改良，而是消解公众的质疑声音。

      文章拿月嫂、货车司机月入七千以上的个案，佐证灵活就业收入可观，这是典型的以局部掩盖整体的统计诡辩。只截取行业头部样本，却闭口不谈超长工时、透支身体的劳动代价，更回避绝大多数底层从业者收入微薄、没有年假、遭遇职业伤害求助无门的普遍处境。少数人的高收入，并不能掩盖整个群体普遍面临的抗风险短板。

     这也并非刘远举偶然的观点输出。他曾提出灵活就业社保政策不宜被舆论裹挟，甚至认为强化社保义务会挤压就业容量。这套论述把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扩大就业人为对立，优先考量资本层面的效率诉求，却把劳动者的基本保障放在次要位置。社会保障关乎普通人的生存尊严，不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新京报》在市场经济议题上一直有着自己的表达立场，客观探讨市场发展本身无可厚非。但当评论的天平不断向平台资本倾斜，对劳动者的切身处境选择性忽略，就背离了公共媒体应当恪守的社会责任。更耐人寻味的是，该报此前不少报道，也曾呼吁织密灵活就业人员保障网络、降低参保门槛。可面对这场舆论风波，却刊发文章为争议言论辩护，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叙事姿态：舆论情绪高涨时强调劳工权益，涉及资本利益的讨论中，又转而站到效率一边，立场带有明显的功利摇摆。

      这类论调最大的危害，在于消解社会改革的紧迫感。当现实生活里的生存无奈，被修辞美化成社会馈赠的福利；当没有保障的动荡处境，被包装成个体选择的自由；制度层面亟待修补的漏洞，就在概念游戏之中被遮掩过去。

      真正的福利，应当是劳动者既有选择稳定岗位的机会，即便选择灵活的工作方式，也不必担忧老无所依、伤无所靠。把灵活就业本身渲染成一种福利，本质上是为尚有缺陷的劳动制度开脱，借用学者的理论外壳与媒体的公共话语权，减轻资本责任，延缓制度改革。越是披着理性客观的外衣，这种误导就越隐蔽。

     公共讨论不需要对灵活就业进行浪漫化美化，而是要敢于直面现存的制度短板，推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每一位劳动者，不论有没有一纸正式劳动合同。这才是公共舆论应当奔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