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公子”后传
严 民
光阴似箭。济南解放后，“四大名教”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不料在十年动乱中先被污蔑为 “四大公子”，后又被扣上了“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
王峻岑伯伯和我父亲是山东师范学院的创始者，分别担任了数学系和中文系主任，因此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父亲还因为研究《聊斋志异》《老残游记》，被视为“鬼怪专家”“为汉奸刘鹗翻案的资产阶级政客”。他们都被关进不同的“牛棚”，又先后被下放到博兴、聊城去劳动改造。
许衍梁伯伯于1952年离开齐鲁大学代校长的岗位，被调至济南市政府，担任副市长，负责城市建设和文教工作。
在他主政城建工作期间，推出了突出泉城特色的方案：保护名泉、建设泉水景观，把山、泉、湖、河景点相连；主持修建了大明湖遐园以北的辛弃疾纪念祠、趵突泉漱玉泉畔的李清照纪念馆，以及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场馆；被冠以 “大搞封资修的罪魁祸首”“为封建阶级树碑立传”的“党内走资派”。
吴鸣岗伯伯在解放初期，曾先后出任济南铁路中学校长、民政局副局长、济南市文化局长，兼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由于他待人热情，结交面广，后被调至济南市政协，任专职副主席，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此时说他“网罗牛鬼蛇神”、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被关押批斗。
1973年底，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政治空气稍微宽松，“四大公子”结束了被关押的日子，被允许回济南与家人团聚。
此时，王伯伯的夫人、山师外文系教师方铮已经去世。吴伯伯在西郊“五七干校”劳动，夫人在泰安的山东农学院工作，于是周末放假常来我家吃饭。
当年，我兄姊都已结婚，只有我和父母一起生活。山师按家中人头发放每人15元的生活费，每月45元。我的母亲为人宽厚善良，虽说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票、二两肉票，三口人共70多斤粮票，但她还是热情待客，星期天晚上常常邀请吴伯伯和王伯伯来家吃饭。倒是弄得吴伯伯过意不去，连声道谢：“嫂子，我每个星期都来吃饭，也没交钱和粮票……”
那年月，常来我家的还有余修伯伯——他与我父亲是小学同学，曾任山东省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他被批斗赶出省府大院，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南新街，晚间也常来走动。
于是，我家便成了老友们在惊涛骇浪中的停靠港湾，是慰藉他们心灵的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互相取暖，是患难之中少有的快乐时光。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75年11月，社会上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山师的一位老教授来我家，正碰上吴伯伯在这儿吃饭，于是这人在遭批斗时为了“戴罪立功”，竟然举报我父亲与吴伯伯“私下串连，定期聚会”。幸好这人来我家时只遇见了吴伯伯，否则其他人也在劫难逃！
山师造反派闻讯后如获至宝，立刻给我家定名为“裴多菲俱乐部”，把吴伯伯揪到山师批斗。这罪名我父亲当然不会承认，吴伯伯也不肯出卖照料自己的老友。造反派们决定 “以毒攻毒”，押来举报者当面对证。吴伯伯一向伶牙俐齿，驳得举证者哑口无言。造反派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恼羞成怒，对他拳打脚踢，连扇几个耳光……
1976 年粉碎“四人帮”，老友们终于又欢聚一堂！那天王伯伯带来一瓶白兰地，我母亲特地煮了螃蟹，四公一母。当“四大公子”举杯庆贺时，他们的眼睛里都泛起了泪花…… 蓦然回首，当年风度翩翩的“四大名教”都已鬓发飞霜，垂垂老矣！
然而，年过花甲的父辈们依然为可爱的家乡济南而默默奉献。
王峻岑伯伯退休后，任山东省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1年他把动乱中被扣又补发的2000元工资（当年的两千元可不是小数目，足可比如今的两万元甚至更多），以他和夫人方铮的名义，捐赠给山东省科协，设立“山东省优秀科普创作奖金”，以扶持科普创作。
我父亲因连续三届担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延迟退休至82岁。1992年我家因三代人从亊教育工作，荣获“山东省优秀教育世家”称号。父亲一生执教60余年，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坚持学术研究，出版了全注《老残游记》《聊斋志异选》等书籍，又因撰写《济南掌故》《济南地名漫话》《济南琐话》等文史专著，被聘为济南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委员会顾问。
执教六十年，桃李满天下
许衍梁伯伯平反之后，出任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却仍然关注着地方的城市建设。1984年泰安市要修建盘山公路，因为可能会有损泰山风貌，引起省市建筑专家的反对。专家们把情况上报，国务院谷牧副总理批示道：“我看你们还是去找许衍梁同志吧，听听他的意见，让他出出主意。”许伯伯赴泰安实地考察，与专家们反复论证，拿出了修建泰山索道的方案，保护了泰山的自然风貌，使它今日依旧苍松翠柏，巍然屹立。
吴鸣岗伯伯还是担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为落实政策，纠正错案，他东奔西跑，不顾年迈，仍认真负责。此后，他还兼任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虽已过古稀之年，却依旧待人热情似火，谈笑风生。
如今，四位父辈驾鹤西去30载。他们在天堂相聚，不知会以早年的“四大名教”之誉而引以为傲？还是会把 “四大公子”的称谓作为笑谈呢？
鼎阅齐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