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海边日记》之四

8月8日，晴

早餐时，老师边吃饭，边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他说：“当年他在学习班学习时，一个路局的局长，早晨吃12根油条，边吃油条边喝豆浆，若三根油条一碗豆浆，那就是四碗豆浆。”我们听了咋舌，不约而同的说：“不得了！不得了！”

他又说另外一位领导，一顿可以吃一只大烤鸭，觉得似乎还没有吃饱。

之后，讲他的入党介绍人王芳的故事。老师到广西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老师做团总支书记，王芳是党总支书记。王芳的个子不高，可她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与精神境界很不一般。她在国立唐山工学院读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后来在河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关了几年，遭到残酷的迫害。但她宁死不屈，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出狱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斗争之中。

王芳向他讲桂林地下党员的故事，解放前夕，他们到机务段和火车站组织解放联合会，发动职工阻止国民党军运，保护铁路设施。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陈光，被捕后关在桂林绥靖公署，特务对他严刑拷打，手段用尽，从他嘴里未得到一点信息。1949年11月11日下午，他被敌人枪杀在桂林火车北站前的一片草地上，年仅31岁。这一天距桂林解放还有11天。

王芳说，很多烈士都是倒下黎明之前，你这个团总支书记要教育年轻团员，让他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这鲜血换来的江山。

1950年4月12日，是老师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他入党的，一位是军管会铁道处处长董万元，一位是桂林公安段段长高永武，批准人是总支部书记王芳。这天批准他入党，就是让他牢记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大屠杀的历史教训，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老师做团支部书记时，不善于讲话。王芳说，你不善讲话，怎么做团员的思想工作？怎么去总结工作经验？怎么去领着大家开会？于是大姐手把手地教他，开什么会，应该讲些什么。大姐怕他讲不到点子上，有时把他带到一块白菜地头，对他说：“你把这些白菜当成你的听众，我给你设定一个问题，第一讲什么，第二讲什么。就这样，老师学会了讲话，学会了作报告。

王芳不知道，她手把手教会工作的小韩在42年后，会主政铁道部的工作，更没有想到48后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之中。

后来王芳担任柳州铁路局政治部秘书长，路局工务处处长，继而调到铁道部工作。老师到铁道部后，王芳从人事司处长的位置上已经离休，老师常去看她。王芳依然一句一句“小韩”地叫他。王芳说：“小韩，抗美援朝时你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入朝作战，我没有批准。战场需要战士，但铁路运输，也需要人。没有铁路运输怎么支援前线？前线得不到支援，怎么能够打胜仗？”

王芳把他留下了下来，他以应有的身份，肩负起党与人民赋予的另一种使命。

8月9日，晴

上午看孙部长，他与我谈了两个小时，谈的全是铁路问题。关于青藏铁路他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我们约定，待回京后，就此问题仔细再聊。

孙部长先说“七五”期间的铁路三大战役。1984年他43岁当副部长，负责铁路基建，是铁路建设的掌舵人。那时因国力不足，对铁路的投资有限，必须把钱用在刀刃上。

他说，诚如韩部长所说，“七五”会战，先提出的口号是“北战大秦，南攻衡广，突破徐州”。对这一决策分歧很大，首先是“突破徐州”问题，韩部长提出疑义。那时他是上海局局长，认为徐州这个限制口突破之后，上海局所管理的华东地区受不了。当然，徐州是华东，但它属于济南局管。华东地区是全国的经济高地，进出货流、客流为全国之最，徐州突破，华东的铁路如果没有改善，物货进入不了华东地区。所以，他提出“中取华东”这一建议。后来，国务院领导在杭州召开会议，我参加了，一位副总理拍板定下“中取华东”的战略大计。

他说：对“南攻衡广”这一战役没有疑义，上下形成共识。为什么呢？因为由于改革开放，广州、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热起来了，外商来投资，内地人跑去做买卖。那时，衡阳以北是复线，衡阳以南是单线，不适应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必须建设复线，解决衡阳以南的“肠梗阻”问题。

可是对“北战大秦”，意见并不一致。你知道，大秦铁路是一条运煤专用线，把大同的煤，运到秦皇岛，从秦皇岛装船，把煤运到华东和华南等工业城市去。提出“北战大秦”时，不少人反对，说“有现成的铁路，可运煤南下，为何还要修一条运煤专用线？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为此，铁道部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当时，南下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京沪线，一条是京广线，但这两条线运能已经饱和，而且运能负荷超过50%以上。现成的运力十分吃力，怎么再运大同的煤炭南下呢？只有修大秦铁路，借海分流。大秦铁路的年运量约4.2至4.5亿吨，占全国铁路煤炭用量的25%左右，辐射26个省份。这是什么概念呢？算一笔账你就会知道，以2025年为例，全国货运量约42亿吨，即一条大秦线的货运量占全国货运量的十分之一。

孙永福说，建设铁路不仅要注重当下，更主要的是要有战略性思维与前瞻性目光，立在当下，看着明天，想着长远。大秦铁路就是一条具有战略性的铁路。

他接着说西安至延安的铁路。延安是革命老区，解放后几十年不通铁路。这条线1970年开始勘测，1973年动工。在建设过程中上马下马，反复多次。1980年全线停建，1985年复工，1986年再次停建，1987年又复工北上，直至1991年全线铺通。1986年，西延铁路在距延安几十公里的地方停建了，我专程去西安与陕西省的领导谈建设西延线的问题。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攻坚时期，铁道部拿不出更多钱投入西延铁路。我让省里投入一部分，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他们同意投资。在这次省部建设铁路的座谈会上，我说一句话：“一定要把火车开到宝塔山下。”而那天参加会议的，有一位《陕西日报》的记者，他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了一则头条新闻，标题就是我说的那句话：《一定把火车开到宝塔山下》。这在陕西省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延安反响更为强烈。既然省领导参加了会议，报纸又报道了，陕西省修路的积极性也上来了，他们投了一些钱，使这条前后修了20年的铁路，终于抵达宝塔山下。

孙永福说，开始人们对修建西延铁路有疑虑，认为货运不足，修了会亏本。事实并非如此，陕北有煤田，有石油，铁路修好后，一车车拉的都是真金白银。西延线修好后，又修了包头至延安铁路。从西安向南，修了西康铁路。好家伙，这下又一条贯穿中国的南北大动脉形成了。从安康南下可达重庆，从重庆南下可抵贵阳，从贵阳南下可达南宁。它的战略意义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当年，修了延安以南那几十公里的断头路，拉通了一条纵贯祖国南北的钢道大道。

接着孙永福谈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那段铁路。这条铁路1958年动工，1961年停建，1985年复工，1990年9月通车，全线长476公里，并与哈萨克斯坦的铁路接轨。这条路未修之前，中国去苏联的列车多是从满洲里与二连浩特出境，走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线路长，且运费贵。随着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的开展，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这段铁路，唱出时代最响亮的歌。首先，它贯通了亚欧大陆桥，是连接连云港至鹿特丹的国际通道，使中国拥有直达中亚、欧洲的铁路干线，结束了新疆无边境铁路的历史。其次，它发挥出贸易枢纽的功能，阿拉山口口岸成为中国最大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2025年经此通行的中欧班列约8000列，占全国半数以上，承载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关键物流。其三，它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带动天山北坡经济带资源开发，促进新疆与中亚互联互通，服务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战略。其四，运输能力升级，经复线及电气化改造后，货运能力大幅度提升，实现客货分流，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与国际贸易供应链的稳定。

孙永福在西安见到一位青岛商人，他要把自己的货物，利用中欧班列运到欧洲去。孙永福有些不解，问他：“你可以在青岛装船，从海上走啊，为何从青岛用汽车拉到西安，再从西安装火车去欧洲呢？”这位商人为孙永福算一笔账：若从青岛装船，货到欧洲需40多天；而从青岛拉货到西安只需1天，从西安装车去欧洲需13天。就是说，货到欧洲14天的时间就够了。时间就是金钱，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孙永福说，既然青岛人会算这笔账，其他地方的人当然也会这样去算账，去算一笔时间账与金钱账。

他接着说道，他与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过一段谈话。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许多外商以及广东的大老板纷纷在重庆投资。开始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办工厂，说，出口不方便，不如广东与香港方便。黄奇帆说：“你们从广州、香港用船出海到欧洲需40多天？若从重庆用中欧班列出境到欧洲只需15天。轮船运输便宜，铁路运输略贵，但时间节约了20多天。”这些商人一算账，在重庆投资利大于弊。他们纷纷把工厂设在了重庆。2025年，重庆始发中欧班列约5800至6000列。

孙永福说，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由国家与地方合资修建的路网性干线铁路，当初我代表铁道部与新疆自治区谈判，有人认为阿拉山口处于区角国尾的地理环境，修了铁路收益不大。其结果恰恰相反，这段铁路照亮了一带一路的开放事业，它的轮轨声，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赐福的祝福声。

8月10日，晴

老师是1948年12月25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康占鳌，他是列车段人事主任，另一位介绍人是王玉琢，她是青年干校负责建团的工作人员。那时老师16岁，是列车段的运转车长。

康占鳌的事他没有细说，今天他说的是王玉琢的事。王玉琢是哈尔滨二中的高一学生，被抽出来参加土改。1948年4月，被调到哈尔滨青年干校。当时东北解放刚两年，缺少团员，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后任东北局青委书记的蒋南翔，提出“为东北新解放地区建团培养领导骨干”的方案。这个方案立即被东北局批准了。

王玉琢在三棵树铁路地区进行建团试点。1948年11月，东北铁路第一个团支部——三棵树电务段团支部诞生了。随后她又到哈尔滨铁路地区开展建团工作。12月25日，列车段几位青年入团后，迅速成立了列车段团支部，老师就在这个团支部里。

老师离休之后，有一次回到哈尔滨，托铁路上的老同志，多方打听王玉琢的下落。一位老人说，王玉琢还在，退休前是铁二中的校长。老师说，我想和她见见面。

去请王玉琢的同志到她家后，没说老师要见她，只说一位从事铁路工作的老同志是她介绍入团的，想和她叙叙旧。那天，王玉琢在女儿的搀扶下，来到哈尔滨铁路招待所。她和老师相视良久，也没认出来。老师报出自己的名字说，我是你发展入团的，1948年在哈尔滨列车段。她握着老师的手说：“我知道当部长的是这个人，后来去了高检，哪敢想我是你的入团介绍人呢？那时，需要成千上万个青年干部，我到底发展了多少团员，自己也记不清了。”

1948年，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不知不觉间，时间已染白了他们满头青丝。回想那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怎能不让他们心生感慨啊！

老师又说起他的入党批准人王芳。老师调铁道部工作时，王芳已从部人事司处长任上退休，住在铁路四区，距老师的家不远。尽管老师日理万机，他总要抽时间携夫人常去看她。老师在外地出差，逢年过节，师母代表老师也去看她。师母说：“没有王芳大姐，就没有老韩的今天。”老师说：“她是手把手教我学会工作的人。”

我对老师说：“作为王芳也为您而感到骄傲，部里这么多的老红军、老八路，谁为共和国培养出一个部长来？而她做到了。”

我问老师，“您身处要职时，王芳大姐求过您办事吗？”

他说：“一次没有。这是她做人的一贯风格。”

王芳去世时，老师在外地出差，他得知后，立即中断行程，返京去王芳家悼念，并参加王芳的遗体告别仪式。我问老师：“您怎么得知王芳去世的消息的？”师母说：“王芳的女儿打电话给我，是我告诉他的。”谈到此处，老师的眼眶有些潮湿。

接着老师向我谈起孙湘。孙湘是开国上将赖传珠的夫人，1915年出生于河北定县，1934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随赖传珠调往东北，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历任统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人事局局长，政治部副主任，部党组成员，为副部级。她病重时，老师去看她。她告诉老师，她患的是不治之症，不必为抢救她再花国家的钱了。说到这里，老师哀叹一声：“这是一位老革命的高风亮节啊！”

昨天，台风白海豚侵入上海。孙秘回上海处理一些事情。老师嘱咐小罗，给孙秘打电话，注意安全。又说，什么时候台风过去了，才回来了，不必抢时间。小罗说：“孙哥发微信，没大事。”老师说：“我看看他怎么说，不看，我不放心。”

8月11日，晴

上午陪老师散步，他问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你还记得吗？”我答：“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那是1990年5月1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建校10周年纪念大会，您作为上海局局长前去祝贺。您说，您代表上海局28万职工对苏铁师建校10周年表示祝贺。会场一下子议论开了。好家伙，28万职工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中等县的人口啊！会后，我对您说，我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您说，“走，跟我到上海去。”我说：“听说您要当部政治部主任了。”您没有回答是或不是。哈哈大笑一声，笑得十分爽朗。

老师说：“是的。1990年4月初，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王守几和中组部经济干部局的一位处长，没打招呼来到上海，找我谈话，找班子的领导谈话，找机关的处长们谈话，找各分局的领导谈话。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一句也不透露。我也不曾想过，因为我已经过了58周岁，当局长快13年了，从最年轻的局长，干成最老的局长之一。没想到一个月后，下令我做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屠由瑞同志来宣布的，那时他是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其实，我和屠由瑞相识很早，我在柳州局时，他是哈局的副总工程师，到柳州调研，我到招待所看过他。”

我说：“您当政治部主任时，社会上传闻甚多。说开始报的是政治部主任，一位领导看了提拔您的报告，加上一句“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并批示一段长语，说您在上海局长任上一贯政治立场坚定云云。”

老师哈哈一笑，“我不知道此事，是社会上的那些业余组织部的人瞎咧咧吧。”

他说：“离开上海市，我与市委的领导话别。市委正在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副市长出来接我，他说，书记让你到会议室去，与大家见见面。我说，那不是把你们的常委会干扰了。他说，没事，大家都是老熟人，再说，开会也要休息嘛。这样，我就走进了常委会议室。我对他们说，我要到部里工作去了。感谢市委领导这些年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书记说，上海的发展，离不开铁路的支持，希望你到部里之后，继续关注上海的发展。”

我问：“部党组副书记的任命需要最高层拍板才可吧？”老师说：“应该是这样的。”

不久，这位书记也调到北京工作。老师去看他，他说：“我也从上海调来了，以后在工作上多沟通。”老师说：“您多帮助指导。”

老师问我：“1990年5月1日，我去苏铁师干吗？”我答：“那是我的母校。1984年入校，1986年毕业，学的是新闻专业。建校10周年时，请我们参加校庆。”

这时，孙秘打电话给小罗，说一位老同志病危。小罗问：“首长怎么办？”老师说：“继续等待，或有转危为安的可能。”老师说：“这位老同志很支持铁路事业，干事果断干脆，雷厉风行。”老师讲起他的一件件往事，为铁路解决许多难题。当铁路发展缓慢，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时，他向全路发出断喝：“国民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于是铁路有了“八五”、“九五”的大发展。

我说，1993年4月18日，他在珠洲主持召开京九铁路全线的建设会议，京九沿线九省市的领导全部参加。那时定下的标准是，京九全线，从北到南，铁路用地6000元一亩，有些省市嫌费用太低，要求提高地价。会前，您召集九省市的领导开一个小型座谈会。您说，6000元一亩，如果有不同意的省市请说话，马上开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领导解决。由于他们怕挨这位领导的批评，有意见的省市纷纷表态：6000元一亩就6000元一亩，我们没意见。

老师说：“不是他坐阵，问题不会迎刃而解的。”老师又说：“他支持铁路，但铁路做得不好时，他批评得也十分厉害。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他批评铁路的路风不好，把一位铁道部领导批得坐不住。回来跟我汇报。我说：落实领导的指示，整顿路风。经过几个月的整顿，路风有了根本好转。”

“这位领导年轻时也受过委屈，下放到石景山的一个企业劳动改造。后来做北京市检察部门的一位同志，那时是这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负责管理他。这位同志对我说，现在对领导我都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对他说，这不怪你，是那个时代的错误。”

这位领导的老师XX，当时在东北局工作，是他的领导。某某100大寿时，他还去祝寿呢？但愿领导能够转危为安。

老师又说，某领导走时，我专程回京送行。某领导走时，我又专程回京送行。他屈指数来，一位，二位，三位。他有些心痛。送别一位领导时，有关部门准备两把椅子，有我的，有另外一个领导的，我没坐，整整站了一个多小时……

8月12日，晴转阴

上午陪老师散步，10点40分结束，我问孙秘，有新的情况吗？”孙秘说：“目前还没有消息。”我们所说的是，昨天传来一位老同志病危的事。他是人们熟知的老领导，我们希望他转危为安。

12点，刘主任喊我下楼用餐。老师沉痛语我：“领导走了。上午11点零6分。”老师准备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前几天，我拜访孙永福副部长，他说起这位领导对铁路及他本人的关心。孙说，京九铁路运行一年之际，领导要视察京九，部长让傳志寰陪他走北段，即北京到麻城，让我陪他走南段，即麻城到深圳。傅与我在麻城交接。那时，上面已决定让傅做部党组书记。在麻城见面时，领导非常风趣地指着傅对我说：“负负得正。他姓傳，是副部长，马上要扶正了。”于是三人哈哈大笑。他又指着孙永福对傅说：“不介绍你比我清楚，京九铁路建设的大功臣。”

这位领导有一次出差，孙永福陪同。他跟孙说，我要抓四条铁路的建设，京九、南昆、珠六、兰新复线，要抓住不放。

孙永福难忘，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在格尔木南山口开工，领导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出席开工典礼大会。在讲话过程中，他脱开讲稿，讲了一大段环境保护问题，要求在建设过程中，要爱护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离开会场，领导对孙说，在格尔木都有高原反应，那么到昆仑山、唐古拉高反会更加严重。他嘱咐孙永福一定解决好以人为本问题，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

青藏铁路通车时，这位领导已经离休，正在贵阳，他打电话让孙永福到贵阳去，向他介绍青藏铁路的建设及通车的情况。听完汇报，他对青藏铁路给予高度赞扬，对孙永福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下午，新华社关于这位领导去世的消息发了通稿。通稿中指出，他调到国务院后，负责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铁路交通工作。他分管铁道部，一次去铁道部作报告，那天老师发烧38度多，正在住院，还是坚持出院，抱病主持会议。老师说，那天他的讲话鼓舞人心，铁路的大会战，是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那是小平南巡谈话之后。

老师说；“京九上马后，我向他汇报：我最近要到京九去，看有什么问题需要部里解决。他对我说，你先走，我随后就到。铁道部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来解决。我要当你们铁路建设的顾问。不久，他到珠洲，主持召开了九省市京九铁路建设会议。”

“八五”期间，铁路建设资金不足。老师说，铁道部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与国务院反映，要政策，要资金。一次，这位领导去北戴河，老师添乘，向他反映资金不足问题。他问：需要多少？老师说：需要30亿。领导说：太多了，给你16亿。老师对我说：当时16亿也能解决很多问题。领导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说到，必须做到。

说起一些领导，老师十分心痛地说，“他们一个个走了，离开了热爱并奋斗过的土地。2015年七八月间，20多天里送走两位领导。我在外地，闻讯之后便匆匆进京，与他们作最后告别。”一次老师进京时，在站台上遇到另外一位领导，他也是回京送别去世的老同志的。他握着老师的手说：“我们是老朋友啦，回北京去送别我们的老领导啊。他说话十分伤痛。”

的确他与老师算得上老朋友，京九建设时，他是南方某省的省长，他号召全省人民，举全省之力支持京九铁路建设。老师在吉安赣江大桥、泰和赣江大桥现场办公，他均陪同。此人身居高位，没有官架子，不打官腔。党的十四大期间，他约我到京西宾馆采访，坐在一楼的沙发上，他谈了一个小时。1995年6月，我陪同开国上将走京九，在省城，他出面接待。而后他到另一个省做省委书记，再后，到中央主持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

晚上，读徐成忠与赵同济的文章，题为《3005次军火列车和特殊包乘组》。徐成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昂昂溪机务段擦车工、司炉、副司机、司机。建国后任昂昂溪机务段党委副书记、代段长，荣立东北铁路总局特等功两次，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一等英雄。赵同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昂昂溪机务段司机、运转指导员。他们的文章，讲的是3005列车向辽沈战役前线运输军火的事。文中所讲故事，和老师向我讲的一样。

不了解历史的人会认为，火车是从昂昂溪开出的。实际是从哈尔滨发出的。因为昂昂溪没有军火，军火都在哈尔滨。

老师几年前对我说：1948年9月下旬，锦州战事正酣，部队急需补充弹药。东野总部和铁路总局决定组织一列秘密列车，抢在国民党援军赶到之前，把军火运到阜新。这趟由穆成斌带队、范永担任司机长，并配有一个班战士护送的3005列车，是9月28日从昂昂溪出发的。但它的故事要延伸到哈尔滨去。

列车是9月27日在哈尔滨仓库里秘密装车的。装车人是哈尔滨列车段的职工和一部分士兵。老师是列车段的职工。老师说，那时，哈尔滨并不安定，有国民党特务活动，所以参加装车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32节车厢不完全是武器弹药，还有其他物资。为防止意外，车厢进行易地编组，先从哈尔滨发到昂昂溪，再从昂昂溪开往前线。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做法，为的是迷惑敌人，防止敌人破坏。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