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海边日记》之五

8月13日，落雨

今晨读爱尔兰诗人希尼的《开垦地》，深受启发。他在写诗时，用到“挖寻”这一词，他说，他便回到自己身上那个最初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英语词语，也不是爱尔兰词语，却不可移除地存在于那里，埋藏在自己的言语的根基中。就在他脚下，如同他在其中成长的那座屋子的地板上。可以说，是值得一提的东西。这个词的意思是到处拱、刨、搜、挖，而这也正是一首诗要做的事情。一首诗把鼻子探向地面，追踪一条足迹，一路凭直觉搜寻，朝着它关注的东西的真正中心走去。

这对我启发很大。当脑子中蹦出一个词的时候，能不能形成意象？这种意象能不能逼着诗人去拱、去挖、去创、去搜？我想若做到这样，肯定会创作出一首好诗来，而不是凭口号拼凑诗，凭概念与发红的想象去生拉硬拽出一行行分行的文字。

希尼创作了一首《山楂灯笼》。他说，山楂对他有一种永远奇怪的吸引力。他喜欢一种小东西，作为大地的一种小水果或小石头。他把山楂看成“为小人物点的小灯盏”。这是一种看待诗歌功能真正的中年视线。这话令人思考，既然有中年视线，肯定也有少年视线与老年视线。如果以少年与老年视线去看山楂，诗又该怎么去写，这对诗人当然也是一个考验。

希尼说，人们对自己的期待不应多于合适性，不应把诗歌的行动，不要把诗歌的行动，看作是最高状态情况下的视域性行动，与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性相混淆，因为我们的生活充其量也只适合我们较小的尺寸。这显然是对贩卖口号，搞抽象扩大的诗人的批评。

美国诗人麦克利什说，一首诗应该等于，不等于，而不是真实。这话听起来矛盾，作为一个道出诗歌那种讲出真理，但斜斜地讲的能力的挑战性的声明，这是既有说服力又具有矫正作用的。然而有时候一种更深刻的需要会进入，这时候我们希望诗歌，不只是令人愉快的正确，而且是引人入胜的智慧，不只是一支在世界表面上弹出的令人吃惊的变奏曲，而是对世界本身进行的重新调音。什么才算是“重新调音”，需要实践，需要思考。

上午，老师理了发，我也借机理了发。我对老师说：“您理了发，95岁变成59岁了。”他哈哈大笑，说：“你也一样，理了发，变成33岁了。”又引起一阵笑声。

老师最近要参加一项活动。活动的主办方征寻意见：活动过程中要唱《国际歌》、《国歌》，参加活动者两次起立，两次坐下。问老师身体如何？老师笑曰：“我在室内锻练，三起三坐都可以。”大家又笑。

晚餐时，老师说起宝中铁路的事。他说，这条铁路1990年开工，是国家“八五”重点工程，横跨陕甘宁三省区，终结了宁夏南部及西海固地区无铁路的历史，既是新亚欧大陆桥辅助通道，也是革命老区脱贫与民族团结的战略性动脉。此线途经六盘山，因是夜间通过，也没有看看六盘山。

我说：“那次我在。从新疆到武威，从武威插白银，转包兰线，从中卫转宝中线。宝中铁路刚铺通，还没有通车，一路咣咣当当。我一夜都在写稿。到宝鸡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会场上我打呼噜。您说：谁在会场睡觉？用呼噜作报告是不是！您抬头一看是我，笑了，说：这几夜他没有好好睡觉。”

老师听了，说道：“那时，你也的确辛苦。”

8月14日，晴

老师今天说，青年时期对他教育最大的一件事，是李兆麟的事迹。李兆麟是辽宁灯塔县人，原名李超兰，家庭出身富农，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州省军委负责人、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

日本投降后，中共、苏军和国民党共同管理哈尔滨。1946年3月9日，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诡称有重要事情请李兆麟去水道街9号商谈。李兆麟一进门，特务就把他装有手枪的大衣脱掉，领进会议室，骗他喝下投放氰化钾的茶水，当即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趁李兆麟昏迷将他杀害。

李兆麟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人民的觉醒，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李兆麟将军被害的噩耗传来，广大群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哈尔滨市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中共东北局机关报发表了社论与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并召开了李兆麟同志的追悼大会。送葬那天，有近20万人为之送行。

老师说：那时我在顾乡屯车站，和数万哈尔滨人一样，对李兆麟将军的不幸遇难十分悲痛。公祭的时候，我去瞻仰英雄的遗容。后来，哈尔滨人民把他安葬在道里的一座公园里，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并为他树起一座纪念碑。我觉得，李兆麟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老师说：2016年夏天，适逢哈尔滨解放70周年，我回到故乡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在党的领导下，经过70年的建设，日益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充满勃勃生机。为缅怀革命先烈，我来到兆麟公园附近的街道上，寻找当年公祭李兆麟将军的灵堂旧址。由于年深日久，询问多人，都说不知道。在森林街，我发现一个挂着“哈尔滨冰灯艺术博览中心”牌子的小楼。我说，就是这里！当年，李兆麟将军的公祭礼堂就设在这里！可是，问起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一点儿也不清楚。这时，兆麟公园一位叫朱晓东的职工走过来，对我说，你说的没错，那时，李兆麟的公祭礼堂就设在这儿的一个小剧场内。后来，小剧场拆了，建起现在这座小楼。不过，小剧场门前的两棵老榆树依然还在。那时，朱晓东56岁，在兆麟公园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十分熟悉这里的一切。他带我走到小楼的西侧，我看见两棵蓬勃着生命力的老榆树。我说，终于找到了！我就是在这儿瞻仰了英雄的遗容。我抚摸着那两棵榆树，当年公祭英雄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之后，我来到兆麟街88号，参观了李兆麟将军的纪念馆，重温他的英雄事迹，使我对他的革命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告别时，我向英雄的雕像三鞠躬，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与仰慕。

8月15日，晴

今天和国铁集团的朋友通话，他对铁路的形势非常乐观。2019年底，国铁负债5.48万亿，负债率65.98%。经过6年奋斗，负债率从高点持续回落，到2025年末降至61.98%，降4个百分点。2026年的形势继续向好。

2025年国铁全国运输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02万亿。集团总收入1.2987万亿元，净利润43.4亿元。

过去，铁路给人的印象是大规模建设铺天盖地，花钱如流水，光投入不赚钱。如今不一样了，每一笔钱投下去，都要回答产出问题，能不能拉来更多旅客？能不能多运几吨货物？

西部大开发，不是“大跃进”，是补西部的缺板，不是把钱扔到西部晒太阳。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宜，要有轻重缓急。大开发是为了更多的收益。

东部铁路发展，城际要连断点，疏港铁路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有限的钱，精准投到刀刃上。投刀刃上的钱与投刀背上的钱，收益就有了天地之别。投入为了产出，开店为了赚钱。

2025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45.88亿人次，同比增长6.4%，平均每天超过1250万人坐火车，单日最高达到2313.2万人次，相当于可以一天搬空整个上海。预计2026年要超过去年，今年5月1日，客运达2480多万人次，按此推算，2026年客运至少达到47亿人次。

从货运来看，市场更为广阔，铁路货运量虽然很大，但目前仅占全国货运量的10%左右。如果改进货运形式，哪怕占全国货运15%的份额，那就等于把铁路的货运量提高到50%。

3年疫情，铁路净利润累计亏损1700亿元。这几年填上了这么一个大窟窿，2025年还创下43.4亿新高。2026年呢？肯定又上一层楼。

祝贺中国铁路。

下午，我到老师房间，他正在看电脑。对我说：“河南周口发水了，沙颍河破堤了，水害严重地区降雨550毫米，这怎么受得了。”问我：“你家距周口多远？”我说：“不远，周口在上游，阜阳在下游。”

接着他跟我谈党的三代领导人江同志的事。他说：“他很有智慧，英语说得很流利，当年留学苏联，俄语不在话下。但是，他还会说西班牙语，访问古巴时，他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说。他会弹钢琴，用外语唱外国歌曲。到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十分关心铁路事业的发展，我每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都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记下来。有些问题反复询问，直到把问题弄得一清二楚为止。”

我问：“您做部长时，他是四次视察铁路吧？”“不！是5次，有一次你没有去，那是1990年的9月1日，他到新疆视察，为铁路从乌鲁木齐铺到阿拉山口剪彩。那时，我还不是部长，是部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根据老师提供的线索，我查了资料。1990年8月22月至9月1日，总书记在新疆考察，9月1日为兰新铁路西段建成通车剪彩，新的亚欧大陆桥诞生。因此，拉动了新疆国民经济有较大增长，当年，疆内生产总值达到2740056万元，比“六五”计划时期增长144.13%。平均每年增长28.83%。疆内生产总值人均占有量1799元。

老师1992年9月做部长之后，对新疆铁路的介入体现为顶层设计、资源倾斜与现场督导。1992年至1998年，他的核心贡献是推动兰新复线建设并提前通车，确立“艰苦创业”的精神导向，支持阿拉山口口岸铁路运营配套。兰新复线作为“八五”重点工程，原计划3年建成，结果两年建成通车。在建设过程，老师曾9次深入兰新，协调“运输保施工，施工保安全”机制。1994年9月主持全线铺通剪彩，使新疆至内地运能由年运量1200万吨跃升至5000万吨。

另外，老师统筹西北路网资源配置，保障兰新线西端阿拉山口口岸铁路通道运营条件，为后续中欧班列通道奠定了基础。目前，中欧班列年通过阿拉山口口岸的货物量约3000万吨。试想，如果没有兰新复线的建成，这么大的货物运辅量，怎么能通过口岸出境？

8月16日，晴

早晨起来后，与老师一道进餐厅，老师说：“上面安排好了，是18日上午9点20分与朱总理遗体告别，时间排出来了。”他问孙秘：“会议怎么安排的，坐几排？”孙秘与小罗答：“主席台第三排，靠右边，出进方便。”他问的是纪念前总书记诞辰100周年大会的安排。

老师对我说：“因有活动，你与我一同回京，11点25分的火车，11点出发，下午1点半到京。”

早餐时，他又和我谈起前总理的事，这几天由于前总理的不幸去世，他说了不少过去与领导交集中的往事。老师说，上世纪80年代，他是上海市人大代表，领导是1988年1月到上海工作的。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国家机关人民，选举领导作为市长候选人，同市人大代表见面。老师参加那次会议。领导在会上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与施政纲领。他的讲话激起无数次掌声。

在会上，他说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他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在湖南读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主任，处长是柴树藩，后是袁宝华。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他随马洪、安志文到国家计委工作，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后任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

1957年反右时，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提党组织的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他讲了3分钟。在10月份之前，都说他提的意见好，10月份以后，就说他的意见不对，到1958年1月，就把他划为右派了，撤销处长，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继续留下计委工作，给老干部当业余教员，教数理化。

那十年中，他在农场劳动五年，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回到北京，分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带徒工，安装变电站等等。1978年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右派问题，同时恢复党籍和职务。1982年回到经委，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直到1988年初到上海工作。

老师说，领导很有特点，独立思考问题，不人云亦云，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自我评价，只有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的经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自己性情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严，批评过严。他说，这一点要向江泽民同志学习。他还说，来上海之前，一位中央领导找他谈话，对他说，严格不是缺点，但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要学习周总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改掉自己的本性不容易啊。但是，他表示一定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老师说，他的施政纲领，谈的很全面：上海对外开放问题，教育问题，菜篮子问题，百姓的住房问题等等。

老师说，他支持铁道部的工作力度大，批评也十分严厉。关于路风问题，批得一位部领导坐不住，脸像火烤一样。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是批评你。”老师笑了，“我是部的一把手，铁道部出了问题，我有责任，怎么不是批评我呢？”我告诉领导：“严肃整顿路风，坚决改正，给社会一个满意的回答。”

老师说，领导说话，从不拐弯抹角，总是直来直去。他退下来之后，去上海，住西郊宾馆。我去看他，我说起自己的身体转危为安了。他说：“你捡回一条命！”

上午11点25分，列车像箭一般驶向北京。老师对我说，今年上半年铁路客运量达到23.48亿人次，全年说不定能冲到48亿人次呢？按这个比例算，中国人平均一年大约坐3.2次火车。”我说，一位经济学家说，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每年应坐10次火车。按此比例算，中国每年的客运量应该在130至140亿人次之间。

老师让孙秘查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人均一年坐火车的次数。日本人均每年坐74次，其他一些国家30多次、40多次不等。

我说，一份资料称，现在我国铁路的货运量仅占全国货运量的9.8%，其他是公路、海运河运加航空运的。

老师说，这说明货运仍有很大的空间，做得好了，年货运达到60亿吨的可能是有的。

列车像风一般扑向北京，对于铁路，我们仍有说不尽的话题。

8月17日，北京晴

24天的北戴河生活结束了，按说《北戴河日记》也应画上句号。此刻，人民大会堂里正召开着纪念江总书记的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我想起在北戴河的日子里，老师跟我讲关于江总书记的往事种种，不妨作为今天的日记记录下去。

8月14日，老师说起1996年9月16日，总书记视察京九铁路的事。老师向他汇报，京九铁路途经冀中老区、冀鲁豫边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区、赣南、粤北，都是革命老区。改变这些地区长期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局面，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是党中央决定修建京九铁路的一个战略决策。

总书记说，是这样的，京九铁路就是中央的最大的扶贫项目。

他走到京九铁路的挂图前用手比划着说，为了使革命老区尽快脱贫，铁路在选线问题上，拐了这么几道弯，靠着革命老区走。

他对老师说，铁路建设中的几个事例，在扶贫问题上是非常典型的。铁路这个财富的臂膀，把这些贫困地区紧紧地搂起来了。

老师汇报说，因修京九铁路，沿线农村的交通业发展了，过去许多乡镇？村庄没有像样的道路，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我们永临结合，修了很多施工便道，形成了乡村公路。这些，如果靠过去地方的财力是做不到的。

江总书记说，是的，修完铁路你们走了，铁路国家用了，但你们修的公路是搬不走的，留给了当地人民，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永久的作用。他高度赞扬京九铁路建设，是历史上速度最快、工程最艰巨、难度最大的工程。这条铁路的建成，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中国有个特点，只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他说，要大力宣传京九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要有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把经济搞上去。

老师对我说，1996年9月20日下午，江总书记在赣州发表讲话：京九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宏伟工程，是中国几代人的愿望。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京九线胜利建成，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1997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确保香港胜利回归后的繁荣与稳定。京九线的建成通车，对于沟通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促进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京九线的开通，将有力地带动中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发展，使这些贫困地区有了一条连接外部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大通道，这条大通道已经开始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江总书记说，京九铁路是一条扶贫路、发展路。“九五”期间，国家还要在贫困地区摆一些能够牵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项目。如京九铁路，江西老区受益很大，穿过吉安、赣州两个贫困地区，既带动了井冈山，又带动赣南。他说，扶贫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扶贫攻坚的任务仍然艰巨，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关系到“九五”计划目标的全面实现，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长期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最大的政治莫过于保证老百姓吃饱穿暖。

8月16日上午，距离开北戴河还有一个小时，我陪老师散步。我说，我的朋友，人民日报著名记者何加正今天在朋友圈发表一篇《难忘的一次随行采访》，怀念江总书记的文章，讲述的是1996年10月底至11月初，领袖考察贵州、广西及南昆铁路的事。我给加正兄回复，当时我也在，由于互不认识，失去了沟通的机会。

我将加正的文章调出，向老师读道：“10月31日，他到达广西百色的中午，他不顾得休息和下午还有一系列活动安排，把随行的铁道部长韩杼滨找来，详细询问和探讨南昆铁路问题，一直到下午一点半，最后，他深情地对韩部长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扶贫项目啊！”

何加正写道：“座谈会上，江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外国有人说我们对贫困不必过分担忧。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要求大家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毫不动摇打好扶贫攻坚战。他说，拼我一身老骨头，也要完成这项伟大工程。他相信只要各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加上国家扶持和各界支持相结合，解决6500万人的温饱问题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老师认真听着，仿佛又回到30年前的现场。他深情地告诉我，这位记者写得很真实，总书记时时刻刻把老百姓的温暖挂在心间。请你转告这位记者，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