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 缘
作者 欧之德
今年，《边疆文学》七十寿辰。于人，曰之“古稀”；于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七十年时局变化，《边疆文学》几经易名几多气宇轩昂几多坎坷艰辛，几代办刊人的心血和期冀凝结其中，方使其始终韵华灼灼、色泽艳艳！我与《边疆文学》相识相交60年。意蕴辽远中，在那些独唱和合唱的无数个属于文学的日子里，留下一些点滴记忆，像云朵一样缓缓飘过。
老鲁田与《边疆文艺》
1965年，我18岁。一身“洪湖水浪打浪”的新军装，在坐火车乘汽车整整七天后，一扭身子拍一拍，前浪后浪足以落下二两灰尘。
当我随同几十名和我一样像冠子刚长红的小公鸡们从一辆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跳下来时，晕车的我无法站直身子，蹲在路边尽吐黄水。
“这儿，是有名的老鲁田，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下面是怒江大峡谷，我们在这儿吃中午饭。”
带兵的排长在扯高嗓门喊青山。
我勉强抬起头，车轮下的山谷阴森森黑洞洞深不见底，雾蒙蒙连接天边。
一条蓝幽幽的河流干瘪瘪瘦筋筋的不知从哪儿飘来，既没有波涛汹涌的浪花，也不见两岸有村庄房舍，和那些山一样没有一丝温柔。我此刻没有资格辱没它，也没有力气指责它，只小声嘀咕了一句：“格老子，屙屎不生蛆的地方。”当然，知道这“鬼地方”的巨大荣耀和辉煌，是当兵很久以后的事。
此刻，我随一队羊群般的新兵被赶向一幢有着两层的木楼前，楼下是饭馆，楼上似乎是旅馆，就像一只灰色的竹篮挂在半山腰。
瞬间，十几张小方桌被挤得满满当当，仿佛这竹篮顷刻间就要被踩垮而掉下山去。这群胆大而稚嫩的新兵娃儿，肆意地敲着碗筷，催促着老板快上菜上饭，肚皮儿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对于五脏六腑都吐得干干净净的我，似乎汽车还在颠簸，还在疯狂地往山下冲。
桌上荤荤素素，狼吞虎咽。我没有一点进食的意味。妈呀，已经走了这么多天，部队驻地到底在哪儿？排长说是“军事机密”。
大门外有几朵淡淡的云，还有几株不知名的挂着果子的树，也没有多看一眼的欲望。收回目光，门内右边有一张老旧的杂物桌，除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外，一本刊物摆在上面，仿佛要与我握手。走过去拿起一看，纸张有些发黄，封面四个字《边疆文艺》。
这儿，还有“文艺”？鄙夷之心来自“穷山恶水”的印象，但为了无聊中的一读解晕，还是顺手拿起来随便翻看。
果然，是一本文艺刊物，我不知它为何摆在这儿？反正，小说、散文、诗歌，文字十分优美。还有点意思。
旁边的战友吃得稀里哗啦，我这厢也翻得哗啦哗啦。一目十行，一页又一页……
几分依依，我把刊物放回原处。
一位抱着水烟筒的男子走过来，大概是老板，满脸笑眯乐呵：“小兄弟，我看你只顾看书饭都没吃，要是喜欢你就带走，也不知是哪位客人落下的。”
从小就喜欢看“娃儿书”的我，居然在这天偏地远的地方得到一本赠送，连声谢谢！
车队离开老鲁田，驶过怒江大桥，仍然是翻不完的山，爬不尽的坡。又走了一个整天和一个半天，才到了真正的“天边”——遮放，正式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同样，这本老鲁田老板送给我的《边疆文艺》，也被我“无心有意”地带到了部队。
“串”与《边疆文艺》
遮放是一个美得令人感叹的地方，湿漉漉水灵灵的坝子一片生机，水牛在刚收割完稻谷的田里悠闲地吃草，几只白鹭在田埂上或水牛背上一动不动。淡蓝色的雾霭在大青树上空飘移，墨绿色的竹林一丛丛一簇簇，从薄雾中显现出来又隐退回去，近景远景组合成一幅浓淡相交的水墨画。一群穿着红绿筒裙、挑着担子的傣家姑娘，排成一列单队，行走在竹桥上，窄窄的竹桥在闪动，姑娘的细腰在闪动，桥下的倒影也在闪动，仿佛一群仙女下凡。
突然，我觉得这个景色好面熟，在哪篇文章里读到过类似的情景？对了，《边疆文艺》，我从老鲁田带回来的那本《边疆文艺》，其中有一篇小说叫《串》，上个星期天逛书店时，小小的书店里摆着一本书也叫《串》，封面画就如这遮放坝子的再现。作者是李钧龙。
什么叫“串”？我去问下连队检查工作的团政治处干事杨林，他惊讶地反问：“你为什么问这个事？”我说明由来，他哈哈大笑：
“小子，你也读过李钧龙的作品？”
“你认识李钧龙？”
“何止认识，我们是朋友。”
“哦——”轮到我惊讶了。
“他也是当兵的，我们在一起学习放电影呢。”
“哦——”我又一次惊讶。
“告诉你吧，什么叫‘串’，就是傣族小伙子夜间出去找姑娘玩耍。”
“真的？”我很好奇。
“这是人家傣族的风俗习惯，见惯不惊。李钧龙这家伙把这些故事写得很美，他送过我一本《串》。”
“他经常到你这儿来吗？
“他属十四军，我们属保山军分区，只有到保山开会时才能相见。但是他经常到边疆地区放电影，最近又在写一本《赶马人的故事》。”
“哦——”又是第三个惊讶。
就此对话，我留下了两个印象：
一、《边疆文艺》可以刊登当兵人的文章。
二、记住了李钧龙这个名字。
《青竹》与《边疆文艺》
我开始向《边疆文艺》暗暗投稿了。之所以“暗暗”，是因为部队首长只鼓励我们向《解放军报》《国防战士报》以及德宏州的《团结报》什么的投稿，内容主要是表扬部队的好人好事，反对我们写什么小说、散文。
我颇不服气。
李钧龙是当兵的，他们部队能允许他写，我们的领导为什么要阻拦？
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文学”的真正内涵，只知道把笔下的文字变成铅字，让自己具有别人没有的炫耀资本。然而，无数文字从邮箱投出去，就像一只只忘恩负义的小鸟，出去后就音讯全无。
但是，突然有一天，团政委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面无表情地问：“你给《边疆文艺》投稿了？”
泄密了。我想。带着几分惶恐。
等着批评的话可能会严厉而来：“不务正业”“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这些话是这位政委经常敲打我们的口头语。
“你看看这个吧。”他推过来一封信。
匆匆溜了一眼，内容明白，我写的散文《青竹》，《边疆文艺》拟采用，但需要单位政审我的身份。落款是盖着鲜红大章的“边疆文艺编辑部”。
“写的什么内容？”政委盯着我的目光充斥着严肃。
“写傣族地区的竹子如何美丽、实用，这儿的生活用品主要是竹子，风景的主体也是竹子。因而阶级敌人怀恨在心，偷偷破坏生产队的竹子，被我边防部队抓着……”我滔滔不绝。
前半部分是真实的描写，结尾是我根据当前大量宣传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编的情节。
我的心虚了。
“好！”没想到，政委笑了。
“只要是宣传我们边防部队的文章都好，文学作品可以适当虚构。”
我也笑了，一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高兴，二是感谢这位说话不紧不慢的政委，他居然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和新闻报道的真实有别。不过我那“虚构”很可笑。管他呢，可以上《边疆文艺》就行。走出政委的办公室时，满营房的香樟树似乎都发着清香。
一个月后，《边疆文艺》给我寄来了两本样刊、一本挂历、三本稿纸。没有稿费却心甘情愿，且甜若甘泉。
《边疆文艺》在我投稿沉暗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尽管很久以后谈到“阶级敌人破坏竹林”时笑谈中仍有尴尬，但《青竹》的发表深带一种动力，给了我满额头的红光，也给了我一个前方的春天，其实是自己的多情把一滴墨水染蓝了天空。
此时，我仍是不认识《边疆文艺》的任何一个人。
《边疆文艺》的他们
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潞西发生了7.3级大地震。我们是离地震中心最近的部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为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灾区慰问，我拿着部队介绍信到了龙陵县城。一条坑洼不平的石板路弯曲如蛇，在前线地震的生死考验中，两边的古老房屋有的倒塌，有的裂开大口成危房。石板路的尽头有一片空地，横七竖八一片帐篷，接待来灾区的上级机关和来考察采访的专家、记者们。
帐篷区接待处的小杨对我摊开双手：
“同志，实在对不起，所有帐篷都住满了。”
他把我领到一个中年人面前，介绍说：“这是《边疆文艺》的李钧龙老师，他也带着一些人来采访，你们今晚就挤一挤吧。”
李钧龙？他就是李钧龙？在灾区相见，太有缘了，而且还要住一个帐篷。他笑眯乐呵，一种亲和力挂在脸上。和我握手后转身叫住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
“金奎，他是驻军部队的欧之德，你们都是四川老乡，今晚就挤一挤吧。”
小伙子猴儿般跳过来：“我姓倪，倪金奎。哈哈，我知道你，你刚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青竹》……”
李钧龙始终微笑着，“哦哦哦”点着头，仿佛在说“对对对”。
这一晚，帐篷外夏虫啾啾，帐篷内话语絮絮。
活跃的倪金奎给我小声地介绍《边疆文艺》的情况，如何登记来稿，如何分稿、看稿、选稿、审稿、退稿，还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评论组……总之，一篇稿件要登出来须经过层层程序道道把关。
介绍了编辑程序再介绍人员。
李钧龙是刚从部队转业不久到编辑部的，写小说很厉害，昨天下午到一个地震中倒塌的粮站采访了一下，就在那儿构思了一篇《粮仓哨兵》。而他们这次跟随李钧龙来灾区的年轻人，都是省文化局创作室从各单位和知青中选拔来的学员，先在编辑部实习，还要再分配……对了，编辑部有一个张永权，也是我们四川人，对人很好。
“别说话了，睡觉。”有人喊了一声。
夜深了，睡不着。
今天的机遇不错，认识了李钧龙，认识了《边疆文艺》。
《边疆文艺》这个形象再次在心中闪烁，它像被众编辑们执掌的筛子，筛尽泥土拣黄金。
而我更想我的部队。
一晚上七想八想，迷迷糊糊。
天亮了，按军人的习惯，我六点半起床。
帐篷外，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声、人员匆忙脚步声响成一片。
再回头昨晚睡觉的地方，才看出这是一个方形大帐篷，睡了十来个人，边上竟然还有三四个女生。
没办法，接待不了，只能男女混住。
李钧龙也起来了，他在喊一个胖胖的叫许秀华的女生去找找哪儿有洗脸水。
我正准备把倪金奎叫醒，李钧龙说：
“别管他，他的特点就是话多睡懒觉。他不是睡觉是在扛门板。”
我匆匆和李钧龙握手告别。向县革委会奔去时，倪金奎和其他的人还睡得正香。
一个月以后，我从团里调到了昆明军区文化部，犹如一只青蛙跳出了井底，天宽地阔。从我住的国防剧院步行到云南艺术剧院西楼的边疆文艺编辑部，步行只要10分钟左右。
编辑部拥挤在一间屋子，每张桌子都堆满稿子，埋头看稿的、抬头说话的，雅而不俗。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东风西路，毫不影响楼上的小说、散文在他们的刊物上诞生。
就在这幢小楼上，我先后认识了张永权、张昆华、张长、冯永祺、晓雪、李鉴尧、杨昭，连同先前认识的李钧龙……他们是云南文学界的大半边天，当然，还有年轻的刘永年、倪金奎、马铭、许秀华、黄克娟……
东风路紫气东来，叠翠西去。我不知道那栋临街小楼是不是《边疆文学》人员的兴盛时期？他们后来搬到了翠湖边。
那时，《边疆文艺》处于青春期。
一群军人与《边疆文艺》
在昆明军区戒备森严的办公大楼旁，曲径通幽中有一幢苏式风格的小楼，小楼内旋转式的楼梯和西式的壁灯以及紫红色的地毯，在那个年代显示出它的身份高贵，对外称为9号楼，内部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只接待军内师级以上领导的招待所，同样的岗哨威武，充满神秘。
1984年的中秋之夜，晴空朗朗，花鲜月圆，这个紧傍军区办公大楼的招待所，却接待着一群包括军人和非军人在内的来宾。
楼下圆形的喷水池边，点起了一排又一排的蜡烛，仿佛要与月光挑战。这块平时清幽的领地今晚热闹起来。来宾们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赶来，充满兴奋，岗哨早已接到通知，凡是今晚到9号楼的一律放行。能到这儿，勿需理由的就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何况还有烛光、香茶的节日气氛。
这一特别形式的召集人是彭荆风，刚上任不久的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云南、贵州两省驻军文学艺术的主帅。
没有官话空话，有滋有味的话题是文学，尤其是军事文学，尤其是昆明军区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文学，一座座高峰横亘在月光下，冯牧、苏策、彭荆风、白桦、周良沛……在座的军队和地方的后生们脖颈仰得高高，赞美随着烛光跳跃，虔诚融合在赞美中。
彭荆风是他们那一代过来人的代表。
他站在军旅文学制高处不断表扬着眼前这批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年轻作者，他们犹似此时聚集在头顶上空的星辰，霜露中闪烁着鲜亮。彭荆风似乎都读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都很了解，已经记不清他表扬了哪些人，只记得那晚最后的主题是：军队和地方联手起来，继承传统，打造一支新的文学滇军。
那时正是活力飞扬张力十足的八十年代，历史与现实双重迸发着光彩，彭荆风的理想也在与现实结合。他说：“对于军队作者来说，《解放军文艺》是部队作者要攻克的高地，但在云南，《边疆文艺》则是另一块高地，我们也要攻克它。”
在座的自然有《边疆文艺》的人，立即表态欢迎投稿。我们信心满满争取能上这个“省级”刊物。
9号楼的月光座谈会结束了，留下一片文学的阳光。然而，到次年，百万大裁军，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军区文学队伍四方分流。不过，《边疆文艺》还留存下大家的“战绩”。比如40师的高洪波（后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军区文化部的王贤良（后为贵州省公安厅刊物主编）；保山军分区的文汉鼎（后为云南省广电厅副厅长）；14军张东辉（后为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团长）；蒙自军分区的覃信刚（后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台台长）……
军队的一批新生创作力量大概不会忘记《边疆文艺》（1985年改名为《大西南文学》）。
云南省军区与《大西南文学》
昆明军区撤销了，云南省军区没有撤销，还有一些军旅作家被留了下来，他们继续迈着文学的正步。个人的实力是单打独斗，省军区的力量是集体抱团，坚实强壮。
1986年3月，《大西南文学》为省军区的作者推出了小说专号。
1987年2月，时隔一年，《大西南文学》又为省军区作者推出了“南疆前线纪实文学专号”。
彼时，老山还硝烟弥漫。
彼时，我也被调到省军区，成了专号作者的一员。
《大西南文学》在封面上特意标出“南疆前线纪实文学专号”的金黄色副标题，很明显，本期内容专写南疆前线战争。前方在打仗，后方在宣传，而且是地方刊物，而且是连续性两期，《大西南文学》，包括之前的《边疆文艺》和之后又改名的《边疆文学》都史无前例。
前往省军区组稿纪实文学专号的编辑是《大西南文学》的骨干编辑王洪波、何真，前者也曾经是军人。
看看这一期纪实文学的内容和作者吧：
《没有真空地带》（杨树芳）；
《在缤纷的色彩中》（沈石溪）；
《无花的荣誉》（胡静华）；
《渴望太阳》（韩可风）；
《夜话》（王云龙）；
《草屋、大楼、猫耳洞》（尹瑞伟）；
《未尽风流》（彭民希）；
《男子汉》（李鑫）；
《一千二百个孩子在远方》（欧之德）。
烽火战场，铁骨铮铮，战地生活，有柔有情。
更为震动的是，这期专号被推出后，云南省军区的司令员王祖训（人称儒将）和政委赵坤都以个人的名义给《大西南文学》编辑部写来了感谢信，《大西南文学》亦全文刊登。两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同时给一个文学刊物发出感谢信，也是“史无前例”。
据说，当时《大西南文学》发行量超过20万册，正是火盛时期。
感谢信的内容摘录如下：
“《大西南文学》为云南省军区刊发前线纪实文学专号，这不仅是对省军区作者的扶持和鼓励，也是对战斗在前线的广大边防战士的理解和关心。”
“专号发表的这组纪实文学，是直接从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战壕里、猫耳洞中采集来的鲜花，流溢着南疆前线的硝烟味、泥土味和时代的芳香，真实地展现了云南边防部队的精神面貌，以及指战员们戍边御敌、献身国家的高尚情怀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作品也体现了云南边防的特色……”
“我们省军区做部队工作和民兵工作的同志，闲暇之余，‘挤’点时间，都读一点军事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从中汲取养分，丰富自己，还可以从中领略到我区部队、民兵的精神风貌，以便更有效地指导自己的工作。”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王祖训
赵坤则是直接以“给《大西南文学》编辑部的一封信”形式出现在刊物上。
“编辑同志：很高兴看到这期战地纪实文学专号问世！”
“今年是建军六十周年。以战地或者前线纪实文学作为专号发表，在全国这么多刊物中你们是第一家，这很可贵。它的影响势必要比零星战地纪实文学大。”
“……这期纪实文学的作者是省军区的文学创作骨干，他们有很高的热情，也有一定的部队生活经历，但在军事文学创作的提高、突破上还很缺乏名师指导，在这方面，省文联、省作协、《大西南文学》都给予了很及时、很具体的帮助和支持。”
“……我希望《大西南文学》为部队提供更多的优质的精神食粮，从而帮助我们的战士生活得更健康、更纯洁。”
——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坤
两位指挥员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部队首长的高度重视和期冀，其所承载的意义就是给军队作家的惊喜以及所带来的动力，“编辑和作者结下了友谊，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赵坤语）。
后来的沈石溪是享誉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李鑫是《解放军报》副主编，少将；王云龙的小说《爸爸在遥远的扣林》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杨树芳的报告文学《高高的木棉树》获解放军总政治部自卫还击作战征文一等奖……
尽管，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不以官阶和获奖论道，但其解读的纵深和其基础的功底，毫无疑问与当初所依傍和扶持过的刊物是分不开的。
《大西南文学》功不可没！
我与《边疆文学》
1988年8月1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我怀揣一张转业军官安置通知书，到《边疆文学》报到。
我被“安置”在省文联下属的《边疆文学》工作。
从我当新兵在老鲁田看见并喜欢上《边疆文学》，整整23年。
国防剧院到翠湖畔的《边疆文学》，骑自行车只要10多分钟，而从军人到老百姓，却有感情上的距离和差别。
我一直仰望的先后改名的《边疆文艺》《大西南文学》，到《边疆文学》，如今要成为它编辑部的一员，心中既温暖又忐忑。
翠湖，昆明市中心的一片风水宝地，历史文化和当下风景都在这儿炫耀资本，《边疆文学》在一幢紧傍翠湖北路和翠湖东路拐角处的小楼上，凭空多了几分文雅。小楼据说是民国时期法国的驻昆领事馆，当年的高鼻子洋人没留下任何遗迹，只有几扇窗户接纳着从翠湖吹来的入怀清风。
《边疆文学》十几个编辑就在这古色古香的小楼上办公。从每天都收到一批手写稿件（那时没有电脑）的情况看，它还充满了活力和光鲜。编辑李玉昌天天从来稿信封上挑选他喜欢的邮票。
知道《边疆文学》的窘况是半年以后，办刊人的激情和办刊经费的干瘪严重冲撞，每年只15万元的“财政拨款”使《边疆文学》挣扎在极其艰难之中。
钱钱钱，生存相连。
得力的文学编辑们只得放下“架子”，放下尊严四处“拉赞助”，“拉赞助”成了我们的任务，目的终是为了保住云南这棵文学大树的不倒。
几任主编、副主编们为了办刊经费尽折腰，“有偿报告文学”实属无奈，但保住质量是共识。何真、王洪波的长篇报告文学《热土的诱惑》、欧之德、黄晓萍的《滇西大动脉》，以及各路名家汇聚的红塔烟厂专号等等，质量都无可厚非。
不久，我担任了《边疆文学》主编，困扰在心的还是经费。
涨！涨！涨！
昆明市场的肉价在涨，米线在涨，工厂的印刷费在涨，纸张也在涨，《边疆文学》的办刊经费还是那区区15万，稿费低得拿不出手。
不过，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财政”，准确地说，是省财政的文化格局、文学情怀及文学圈朋友的守望相助，奠定了他坚实稳定的发展基础……
如今，《边疆文学》已经70周岁了，我与它交道了60年，为它写之念之，编之辑之，全在一个“缘”字，一个“情”字。
（原载《边疆文学》2026年第6期）
作者 欧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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